梅炳坤把那块表修好了给我的那天傍晚，我请他喝了点酒，他本来不肯喝，说老婆叮嘱他要回家吃饭的。我说师傅你就陪我喝几杯吧，喝完了再回去陪师母，他抓抓头答应了。那天我喝了不少酒，然后便躲进那间摆放旧钟表的小房间里，把那盏柴油灯点亮了。我一直想点亮它。我把事先弄来的柴油灌在那只茶色小玻璃瓶里，小玻璃瓶便由茶色变成了琥珀色；我又找来了一撮棉线，捻成灯芯，把电灯关掉，在黑暗里坐了许久，然后用打火机点亮那盏灯。我用的柴油不纯，有杂质，燃烧时嗞嗞作响，并且拖出一条乌黑的油烟子。灯苗也不亮，偏红，发晕，不通透。这种灰蒙蒙的陈旧的橙红色光亮很适合那些旧钟表，还有它们叮叮当当滴滴答答的声音，还有我。灯一亮我的眼睛就开始发涩，仅仅是涩，不酸，也没有泪，大约是油烟子熏得。我涩涩地看着我妈的手表和那些来自不同时间里的钟表，看着它们被一盏简陋的油灯照亮了，看着那盏三十多年前的油灯忽闪忽闪地跳荡，看着灯头上飘忽着的长长的刺鼻的油烟子，心里就有些坠坠的，发沉。时间是什么呢？光亮是什么呢？和我们是什么关系呢？虚幻的时间和光亮啊。对于走了的人，走了就是走了，他们和他们的时光都走了。不存在了。结束了。没有意义了。我大错特错。时光也是一条河呀。时光如水呀，一去不回头呀。我的眼睛就开始酸了，鼻子也酸了，整个人都酸得厉害。我的泪水流出来了。我看见我的泪脸隐约地映在一只七十年代的座钟面上，那只钟不算太老，可钟面麻麻疙疙的，映出来的东西似是而非，毛茸茸幻影似的。后来我就一点也看不见自己了，我从那只湿漉漉的迷蒙的钟面上消失了，那上面是另一个人，好像是一个枯白的扎着厚厚的包头的女人，呆呆地很茫然地看着我。我把那块手表拿给她看，我说你看，我把你的手表给你找回来了。她还那样看着我。我就哭了。我在我的时光的河里，似乎是大声地哭着；我对那个遥远的枯白的人说，我还能给你什么呢，你想要什么呢……我哭得浑身发抖，嘴唇发冷，我说姐，你别那样看我，你看得我心里发毛，我是一个残疾，你知道的，残疾啊……
这一夜我很恍惚。最近我老是这样，动不动就恍惚，似梦非梦。
第二天我回了一趟老鼠街。
我让王麦多在巷口上等着，自己摇着轮椅进了巷子。我爸还是固执，还是一个人在老房子里住着。他正在跟几个老邻居打麻将。他的人缘是越来越好了，别人都不喊他老李了，而是一口一个“老太爷”。他成了“老太爷”不是因为我，是因为李文革，李文革刚被任命为一个地级市的市委常委，还兼了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成了我们老鼠街最有出息的人。如今我爸不要说开刀割瘤子，前不久他感冒发烧躺在医院里吊盐水，去看望他的人就络绎不绝。我爸住进了市人民医院的豪华单间病房，靠墙摆的都是礼盒和花篮，我去时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爸吊着针半躺在病床上，脸色红润，看着那些他都不怎么认识的人来了又走了，看着我堂兄李有志―现在我们两家又开始走往了―在那里迎来送往，他每条老皱纹里都含着深刻的笑意。人家说老太爷好好休息哈，过两天我会再来的哈。他微微颔首，微微一笑，显得既稳重又慈祥，三分倨傲，七分礼貌，十分得体。
我是带着那块表来老鼠街的，却没拿出来给他看。我临时改变主意，根本没提表的事。他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他很麻木，现在他又骄傲又敏感，突然见了这块表，我不知道他吃不吃得消，再说我也不想扫他的兴。我拄着双拐站在旁边看他打了一小圈。他摸牌习惯用左手，他的表就戴在左手腕上，我看见他的表壳子也有些毛了。他连和了好几把。他的牌友对我说，你老子不好，一个儿子当大官，一个儿子赚大钱，他还好意思赢我们的钱。他嘿嘿地笑几声。笑得很得意又很空洞，然后他看我一眼，用一种大咧咧的口吻对他的牌友们说：“他能赚几个钱？”他的眼光大了，已经不把我当有钱人了。他的皮肤跟从前一样干燥，也还是不愿洗澡，嫌麻烦，随身带着那根用了几十年的老头乐，一边摸牌一边龇着假牙挠痒。他用大拇指搓牌，看都不看就将牌扔出去，说：“五麻子。”五麻子就是五筒，他的指头还这么灵，一搓就知道是五筒，令人惊奇。他的老花镜跌在鼻节骨上，将灰蒙蒙的目光从镜框上方撇过来，看看我，见我没事的样子，又聚精会神地盯着别人出牌。他当年还骗我外公，说自己不会打麻将，看都看不懂，其实他的麻将打得比鬼都精。不过仔细说起来也不算骗，自从娶了我妈，他就再也没摸过麻将，如今我妈已经过了有快三十年了，而且全国人民都打麻将，他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何况还有“一个儿子当大官，一个儿子赚大钱”，他摸几把麻将算什么呢。
家里没什么变化。本来李文革想叫人给他装修一下的，但他不肯，说还是这样好，他习惯了。所以一切都还是老样子，除了我睡过的那张破竹床被搬出去丢掉了，其他的如桌子厨子柜子椅子凳子，样样都在，包括那九面形状和大小都不相同的老镜子，也在。镜子本来就有些灰蒙蒙的，现在灰更厚了，厚得什么都照不见了，我站在它们面前，它们连个影子都照不见。我对着一面镜子用力吹了一口，但那些灰实在是太有年头了，我吹过去不见一点动静，好像生了无数的根，牢牢地长在镜子上了。
我留下了一条烟。虽然我知道他不缺烟，现在给他送烟的人多得很，还都是好烟，而他甚至都不认识人家。我的烟就放在他手边，他看都不看。我拄着拐杖挪出去，在门口站了一阵子，便把自己放到轮椅上，人家对我爸说：“你家兵子怎么就走呢？”
我爸一边摸牌一边说：“没事，他就是来看一眼，怕我这个孤老头子一觉睡过去了。”坐在他对面的秦伯说：“那就叫他们给你再找个老伴，天天睡在你身边，别说你睡过去了，你就是一口气喘不匀她都知道。”我爸哈哈一笑，说：“你小声点哈，别叫我老丈人听见了，他会拿他的藤拐杖敲我的头。”坐在他左边的徐伯笑道：“他在那边还有藤拐杖？”我爸说：“怎么没有？他那根藤拐杖厉害得很，当年他女儿不肯嫁我，他就用了藤拐杖。”
我听着，不由得笑了笑，但眼睛却有点潮了。我用力将轮椅摇出了老鼠街。
我妈是在李玖妍走了大约半年多才走的，她走的时候已经快进腊月了，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腌腊肉做香肠，她却在为自己准备一根绳子。是一根棕绳，新的，还蓬扎扎地带着一些稀稀落落的棕毛，估计是她在哪个土杂店里买的。
她没得癌症之类的绝病，也没和什么人闹意见，更没和人结仇结怨，上班也就是打扫厕所；据说后来不扫厕所了，单位上专门请了扫厕所的临时工，叫她回去扫电影院了。扫电影院有什么不好呢，虽然不像过去在图书馆管理图书，像个知识分子，但比扫厕所要好多了吧。况且又不是她一个人扫，八九个人扫一个电影院，不跟扫家里的地差不多？她也不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她的工资基本上够花，紧自然是紧了一点，但她已经习惯了节俭。至于她的“灯泡”―或者“登报”―李文革，已经在上中学了，成绩很不错，各方面都很不错，老师夸他又稳重又聪明。也就是说一切都还好，比跟我们一起待在老鼠街时好多了，她有什么理由要弄一根那样的绳子，要那么坚决地把自己挂在那根绳子上呢？
她蹬翻脚下的凳子时我正跟眯眼子吴爱国在爱国电影院门口卖盐瓜子，我不知道我妈死了，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一心一意地卖盐瓜子，我大声说：“盐瓜子哎—，又香又脆的盐瓜子葵花子哎—！”晚上八点半左右，我们的盐瓜子葵花子都卖完了。那时候电影院是最热闹的地方，不但陆续有老片子从仓库里翻出来，还不断地进新片子，国产的进口的都有。从下午五点开始，电影院门前就已经是人头攒动了，我们的生意也是水涨船高，好得不得了，盐瓜子葵花子都不经卖。其实我们带的货不少，我们像卖冰棒一样用上了架子车。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嫌死了我们，他们说你们这帮狗日的赚饱了，老子倒来帮你们扫瓜子壳！他们每天要从座位下扫出几大堆瓜子壳。后来他们搞了个规定，贴出来，说是禁止在电影院卖瓜子花生。我们很自觉，遵守他们的规定，在台阶下面卖，我们说这里不是电影院，这里是人行道。他们气哑了，却一点办法没有。见我们推着架子车来了，他们便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说操你妈，怎么不拿个板车往这儿拖呢？
架子车还是归吴爱国推着，还是一路吱吱嘎嘎地响，我则咯咚咯咚地撑着拐杖。我们一路响着回了老鼠街。我一进家门就见我爸呆呆地坐在一只小竹椅上，叉着两个膝盖，两只手垂在膝盖上，脸朝着板壁。板壁有什么好看的呢，那上面有两面小镜子，里面照着一只灰蒙蒙的电灯泡和半截挂满了灰绺子的灯线。所以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我没有看到他的脸，就是看到了也看不出什么，他脸上除了皱纹还是皱纹，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哪一条皱纹表示我妈死了呢？我进门之后便挪到了饭桌边，饭桌上放着一只中号搪瓷把缸，把缸里还有半把缸冷开水。我喝掉了这半把缸冷开水，刚吐出一口冷气，就听见我爸嗡嗡地说：
“刚才革子来了一下。”
过一会儿他又说：“他是来报信的，他说你妈死了。”
我便愣在那里。我转了转脖子，我的脸也莫名其妙地朝着那面灰黑的板壁，然后又朝着一面小镜子，看那里面的灯泡和灯线，然后看自己的脸，又看我爸。
我爸双手撑在膝盖上，“嗯”一声把自己撑起来。他的腿好像坐麻了，站起来之后他就地抖了几下腿，然后走到板壁前，把靠板壁放着的那辆破自行车搬到门外，踩下撑脚，回头对我说：“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我移一下拐杖，把身子转过来，说：“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