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姐夫苗幸福还是个乡下裁缝，只是如今的乡下人已不作兴请裁缝了，都爱到摊子上去买现成的衣服穿。这样他的生意便淡得发苦，一年也难得摆开架势做几件衣服。我去水甸时曾经劝过他，叫他搬到城里来，凭他的手艺，兴许还有不错的生意。我说如今不少城里女人是很会过日子的，她们反而不喜欢去店里买衣服，她们喜欢买点好料子，找个好式样，再找个好裁缝给自己做；你是一个好裁缝，你肯定会忙不过来的。但他却死活不肯来，说他是老手艺，做不来现在的衣服。
那个跟着他的小女孩是他在路边一个草堆下捡来的，包在一件破花棉袄里，他屎一把尿一把，含辛茹苦十多年，跟这个女孩相依为命。除了这个小女孩，他什么都不养，不养鸡，不养鸭，也不养鹅。黑子是早就没有了。小菜园也没有了。小女孩在乡里的中学读初中，她很听苗幸福的话，苗幸福要她喊舅舅，她就老老实实地喊了我一声舅舅。我说想跟舅舅到城里去玩吗？小女孩眨着眼睛，转脸去看苗幸福，苗幸福则转脸去看一棵树。
他把李玖妍埋在一片乱坟岗子里，没进他家的祖坟山，距他家的祖坟山大约二百米左右。墓碑是一块长条形的红石，长约五十公分，宽不足三十公分，上面刻着“先妣苗母李氏孺人之墓”，右边是“卒于某年某月某日”，—这大约是根据那张布告来的，左边是“孝男苗英武泣立”。这个孝男“苗英武”本来是苗幸福瞎编的，可是苗幸福却让他给李玖妍“泣立”了一块红石碑。捡了一个养女之后，“苗英武”这个名字才落到了实处，他把这个刻在墓碑上的名字给了这个养女，他的养女就叫了苗英武。有了这个实实在在的苗英武，他才开始认真起来，说是免得将来这孩子没一点想头，觉得自己无根无蒂，每到清明和农历七月十五，还有冬至，也就是所谓阴间的三时三节，他都要挽一个篮子，领着苗英武来给李玖妍上坟，摆几样简单的祭品，上三炷香，烧一沓纸钱，再噼里啪啦打一挂五十响的电光爆竹，弄得像模像样，热热闹闹。那天因为我去了，虽然不是什么三时三节，他也这样搞了一回，搞得比三时三节还隆重些，除了我带去的那个牛皮纸包，纸钱比三时三节多了一沓，爆竹也长一截。他摸着苗英武的头，要苗英武对着墓碑喊妈，告诉她妈，舅舅来了，来看你来了。红石材质松软，特别容易长青苔，年复一年的青苔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一层又一层，所以那块墓碑看起来是覆着厚厚的毛茸茸的墨绿色的。我从轮椅上下来，撑着双拐站着，对墨绿色的墓碑躹躬。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老老实实鞠躬吧，什么也别说，你没有资格说啊。我一共鞠了十二个躬，我为自己鞠了三个，其余的是替我爸妈和李文革鞠的。苗幸福说，你鞠那么多干什么？我说，应该的啊，应该的啊。
我鞠过躬后，苗英武又对着墨绿色的墓碑喊了几声妈，跪在碑前给妈磕头，苗幸福说：“好了好了，你妈知道了。你妈一定会保佑你考上大学的。”我在一边帮腔说：“一定的一定的，你妈她一定会保佑你一辈子的。”
苗英武的眼睛大大的，又亮又干净，她看看我和苗幸福，很乖巧地抿嘴一笑。
那天我给了苗英武一块手表。
我给苗英武的那块表是我妈的，是我妈当年给李玖妍的那块瑞士表。那块表怎么会到了我手上呢？这事说起来有点巧，事后我总觉得这里面有许多机缘，就像有一千只金光灿灿的美手，把这件看似很巧的事情托一朵莲花似的托到了我面前。
所以，这样的巧事在发生之前我们是不可能有一点点察觉的，它一定是以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的。那天我碰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拿着那盏向黄花萍父母要来的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由小鸡公推着，和黄花萍一起，从沙口村出来，然后很突然地，我就看到那块表了。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我也没想过要找这块表，可它却撞到我手上来了。假如那天我们不是那时候离开沙口村，早一点或晚一点，这事也许就错过了。可偏偏是不早不晚，当黄花萍和小鸡公推着我出了沙口村，沿着那条溪流往上走到公路上，等着搭车回镇上时，我们碰到了几个放学回家的小男孩，我看见那块瑞士英纳格表就被戴在其中一个小男孩的手腕上。小男孩大约十二三岁，是个塌鼻子，黑黑的瘦瘦的，脸上还有几点灰白的虫斑，他背着书包跟另外几个男孩一道走着。他的手放在胸前，抓着书包背带，等于是举着手腕让我看那块表。我的眼睛立刻被那块表粘住了。我越看越觉得它眼熟，像我妈的表，我心里就狠狠地抖了一下。
我对那男孩说：“喂，小兄弟，请你过来一下。”
我叫了好几声，那几个男孩才把脸侧过来，一个男孩问我叫谁，我指着塌鼻子男孩，对他笑着，说：“你。我叫你。”塌鼻子男孩很警惕地看着我。我又说：“我好像认识你。”黄花萍不知道我看见了手表，以为我跟小孩开玩笑，她说：“你一个外人，怎么会认得他？他才多大，我都不认得，不知他是谁家的。”我笑笑说：“你不认得我认得。”
塌鼻子男孩还在愣愣地看着我，另外几个男孩问他：“你认得他吗？”男孩摇头。那几个男孩又问我：“你说你认得他，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我说：“我知道他爷爷叫什么。”那几个男孩说：“叫什么？”我说：“是不是叫杨老八？”男孩们问他：“是吗？”他眨巴着眼睛看了我半天，忽然说：“我爷爷死了十几年了。”黄花萍感到很吃惊，眼睛一眨一眨，说：“噫，你是有点神呢！”我问小男孩：“哦，他死了十几年哪，那他是得了什么病吧？”小男孩说：“要你管？你管得这么宽？”我想想又问他：“你家里还有一台老缝纫机，对不对？”男孩又直着眼睛看我半天，态度比刚才好了一点。他说：“你问它干什么？它早坏掉了，都锈死了。”我点点头：“我猜也坏了，它太老了，该坏了。”
这个塌鼻子男孩对我充满怀疑，问道：“你是谁？”我没说我是谁，我指着他手腕上的表说：“我还知道你的表是一块老掉了牙的表，你戴它只是装装样子，它根本走不准，是不是？”他涨红了脸，把手藏到屁股后面，说：“关你什么事？”我说：“我们来做个生意吧？”他眨巴着眼睛，看看我又看看同伴。我说：“我想买你这块表。”他有些紧张起来，又看那几个男孩，其中一个男孩替他问我：“你出多少钱？”我说：“那得先让我看看表，我看了才好出价。”几个男孩便怂恿他：“给他看给他看！”男孩有点不情愿，几个男孩把他推过来，把他的手从他屁股后拖到我面前，我看了一会儿，说：“我给你三十吧，你可以买一块不错的电子表，金竹镇就有。”他歪着头想了一阵子，说：“五十。”我说：“好吧，就依你五十。”我把钱给他时又说：“你这是碰到我，要是别人，顶多给你十块钱。”他用鼻子哼一声，接过钱对着阳光照了又照，又拿给同伴，同伴又把钱对着阳光照来照去。我说：“放心，不是假的。”他瞪我一眼，咕哝着说：“谁信你？”说着从同伴手上抓过钱，对着阳光又照，边照边问：“你敢保证不是假的吗？”我说：“当然保证。”他这才把表摘下来给我。表已经是惨不忍睹了，表耳朵和表带上全是污垢，外壳也早被磨毛了，垢泥陷在毛缝里，勉强还能看清表针指向三点零九分，而当时是下午五点四十八分，太阳已落在一个凹下去的山坎里，将一片密密的树梢染得或红或紫，驳杂明亮。
黄花萍不明白我怎么会对一块这样的破表感兴趣，我便叫她看看这块表。我以为她和李玖妍在一张床上睡过四五年，应该一眼就能认出它来。可是她看了看，眨了眨眼睛，又看看，又眨眨眼睛，表情十分茫然。看来她对我姐姐戴过的这块表是没一点印象了。她说：“我看不出它哪儿好，都老掉牙了，你要它干什么？”我说：“你再想想看，我姐姐是不是戴过一块这样的表？”她用力瞪一下眼睛，表示她的惊讶，然后她摇着头说：“是么？哎呀记不起来了，真是的，怎么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呢？”
男孩横过公路向对面山里走，边走边回头看我们。
我们在通往金竹镇的沙石公路上慢慢走着。这条路上有一些破破烂烂的私人载客中巴，但都没有准时间，有时候十几二十分钟就来了，有时候半天也不见一辆。我们边走边等，忽然听见后面有人高声喊叫：“拐子，别走—！”回头一看，见一伙人正从男孩刚才的去路上跑过来，手上都拿着锹或扁担之类的家伙，在离我们四五米的地方站住了，围成一个半圆，把那个男孩搡到前面来。一个跟男孩一样塌着鼻子黑黑瘦瘦的男人用下巴点着我，说：“刚才就是你骗了我的细伢子？”
我便问那男孩：“我骗了你吗？”男孩说：“骗了！”我问他怎么骗了，男孩说：“人家都说我的表很值钱，可你只给我五十块钱，你不是骗了我？”我问他听谁说的，他爸爸抢过话头说：“鬼都知道，还用听谁说？”我笑了笑，问男人想要多少？他转转眼珠子，说：“最少一千！”我说：“我看他是个小孩子，出五十本来就是照顾他，既然你要一千，那你就把那五十块钱还给我，表就你自己留着吧。”
买卖是我的本行，我这一招叫欲擒故纵。可他不接招。他尴尬了一会儿，忽然做出很聪明的样子，说我耍了他的细伢子还想再耍他。我被他说愣了，生意没有这么谈的，他不懂规矩，不知道你进我退，只会打横岔。我问他：“我把表还给你，怎么是耍你呢？”他说：“你看过了玩过了，又想退货，还想要那五十块钱，不是耍我？”我问他要怎么办？他说：“退货是不行的，价钱是要谈过的，五十块钱，想都不要想。”
我就跟那个男人—我在心里叫他小杨老八，我想当年我姐姐肯定给这个小杨老八洗过脏衣服和脏鞋子—隔着四五米的距离讨价还价。黄花萍也帮我说话，后来干脆就是他们在谈了。黄花萍不认识他儿子，但跟他很熟，她不叫他小杨老八，叫他光芒，之后又叫他光芒老弟。最后这个光芒老弟，或者小杨老八，死守住五百不肯松口，撇开黄花萍，直接跟我谈。他说老板哪，我们乡下人的钱艰难，你就大方一点嘛；又说他从一千减到五百，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如果今天不是这个价，你们无论如何是走不脱的。他说着“咚”的一声，顿一顿手上拿的硬木扁担，扁担头戳在裸露的路基上，蹦飞了几个羊屎一样的卵石蛋。看来他比老杨老八还无赖，几乎就要抢了。黄花萍说：“光芒老弟，生意不成仁义在，哪有你这样谈生意的？”他说：“黄家姐姐，我不是跟你谈，你不要多嘴。”我拦住黄花萍，给了他五百元。连他儿子的五十，为了这块表，我一共花了五百五十元。他伸手接钱时，笑得非常友好，喉结却在骨碌碌地蠢动着。我脸上又挂着小鸡公说的那种阴笑，弄得他疑疑惑惑，盯住我问：“你笑什么呢？”我说：“我看见你就像看见了你爸爸。”他说：“你认得他？”我点点头，但他愣着眼睛，表示不信。我说：“你信不信？我能画出他的像来。”他眨眨眼睛，忽然咧起一个嘴角，说：“你这不是打鬼话？你头世会认得他！”
我将这块表拿回来后，我师傅梅炳坤拿去给我弄了弄，把里外都洗干净了，换了表壳和表把，重新绕了油丝，装了表针，配了一根细钢镀金表带。现在这块表就放在我的表架上。我的表架是专门请人做的，一排一排的小格子，托板呈四十五度角斜着。
虽然我没有跟梅炳坤学成钟表匠，但我天生是一个钟表爱好者，我收集了许多旧钟表。我跟梅炳坤也没断过联系，我一直都把他看做我师傅。如今他没事时经常会晃到我那里去，看看我的旧钟表。我们的交往很正常，—我是说他再也不流氓了，他用不着再摸一个冰冷瘦削的屁股，十几年前他经人介绍娶了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那女人高头大马，屁股像个磨盘，说起话来却柔声柔气。他们办喜事时我去过，我送了一块瓷匾，青花五彩的，图案是鸳鸯戏水。我还客客气气地喊那个姓叶的女人做师母，她有些害羞，脸红红的。她对梅炳坤不错，有一回我给梅炳坤带了两条烟，她怪我带坏了。她说：“你还给他烟？你应该叫他别抽，他喉咙里总是咭咭咳咳的，我都担心死了。”梅炳坤则在一旁嘿嘿地傻笑，神情是又幸福又得意。有了这个女人之后，梅炳坤就一点也不邋遢了，身上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脸也刮得光溜溜的。他去我那儿没别的，就是看看我又收了什么钟表，然后就一心一意地帮我调理那些钟表，让它们全都走起来。他的手很灵巧。他的手就是时间。如果当年我肯跟他互相摸来摸去，我大约也会成为一个很不错的钟表匠。当然现在我们都不提那件事，好像从来就没有过那件事。那件事也确实不值一提。
我一直以为时间是不会消失的，过去的时间还在那儿，就像一辆到了站的车。我真是这么认为的。我不愿相信所谓过去了就没有了，消失了，不存在了，我认为那是狗屁哲学，所以我才收集旧钟表，我把它们看做是过去的时间。我收集的有瑞士座钟，俄国闹钟，德国瓷挂钟和皮套钟，美国珐琅彩座钟，法国绿色水晶台钟和英国的镂花挂钟，东洋马球牌老座钟，小日本时代的瓷钟，包括中国的苏钟和烟台木钟，七十年代初的三五牌座钟和有毛泽东头像的长方形木壳座钟、上海产的火车头闹钟……铜质的木质的瓷质的，三音的五音的八音的，反正五花八门，只要碰到了，我就要想办法把它弄到家里来。我弄回来的表就更多了，怀表手表闹表都有。劳力士、欧米加、英纳格以及梅花表和天孛表，还有俄罗斯闹表、雅典秒表、英国表、日本表，连清末的西洋怀表、天津产的“五一”表、老牌北京表和上海的“五八一”半钢表我都有，表壳子大都已经发黄，有的干脆黄成了古铜色。为了它们我前前后后花了不少钱。我把它们通通摆在一间屋子里，就像一个旧钟表铺，再加上我师傅梅炳坤的一双巧手，便满屋子都响着滴滴答答的时间的声音。
和旧钟表放在一起的还有一盏灯，就是那回我从黄花萍父母家拿回来的那盏灯，它放在那里一点也不突兀。它们都是以往日子里的旧东西，自然而然地相洽相谐。从这盏灯开始，我打算再收集一些比较有时代特征的旧东西，把它们放在一块，看看时间能否把它们全都重新串联组织起来，能否使它们跟从前那样浑然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