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雨停了以后，我和吴爱国照样去卖冰棒，我们还是去的广场旁边的公园门口。那天我一去就朝那面围墙看，那面围墙上除了几片还没被打扫干净的纸屑子—好像还是半干半湿的—便什么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长长的新刷上去的标语，笔画极其粗壮，刷子似乎比笤帚还大，横过去像房檩，竖起来像柱子。纸是绿的，字是黑的。墨汁的味道是浓郁而新鲜的。墨汁还是湿的，还在太阳下泛着光亮。雨后的太阳很好，鸭嘴树显得更绿，比标语纸绿多了。跟鸭嘴树相比，那些标语纸就不叫绿了。天空也非常干净，只是地上的水汽都被蒸起来了，因此天气显得有些闷热。
人们不再围着那面围墙了。大家跟往日一样，都很正常。我也跟往日一样，卖力地叫卖我的冰棒。
大约是雨后的第五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我正在用舌尖细细地磨“牛奶”这两个字的时候，很惊讶地看见了驼肩耸背的苗幸福。他一摇一晃地从斜对面公安局那边走过来。横在公园口子上的这条马路很宽，除了轰隆隆的拖麻石的东风卡车，还有带通道的公共汽车和别的车子，“嗞”过去一辆，“嗞”又过去一辆，他站在那里，汽车一辆接一辆地跑过去，他的三七开的分头被汽车带起来的风掀得一起一落。他的脸这边甩一下那边甩一下，以为有一个空子，急忙往前蹿两步，吓得汽车吱一声划一个弧。汽车在他面前乱成了一团糟。结果是汽车挤在那里，他从车缝里钻过来了。我赶紧低下头，把背朝着他。谁知他径直朝我走过来，隔着架子车把一张毛票伸过来，哑哑地说：“嗨，买一根冰棒。”
我只好转过身来。我躲不掉了。
看见是我，他愣了愣，但不说什么，蹲下去吃那根绿豆冰棒。他的宽大的脑门被汗水涂得闪亮，脖子上的汗污像一道不规则的黑印子。我也不说话，看着他吃冰棒。他吃冰棒很用心，吃得很爱惜，拿舌头一点一点地舔，添出了绿豆了，就放进嘴唇上唆一下，把绿豆唆进嘴里去。他终于把一根绿豆冰棒舔完了，唆尽了，手上只剩一根冰棒棍子了，他就眼睛直直地盯着那根冰棒棍子。他把一根冰棒棍子盯了半天，才让它从手上掉下去，然后他咂一下嘴，抬起头，皱起脸朝着我。我也把脸皱一下，说：
“你找到她了？”
“怎么说呢？我被你们家坑死了。可怜我还以为她蹿了河，为了找她的尸首，我魂魄都跑丢了。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哪里想得到会是这么一回事呢？”
“你现在知道了？”
“我知道什么？我搞得清这些事？”
“那你又来干什么呢？”
“知道她犯了事我总要来看看吧，换洗衣服总要送两件吧，怎么说也是拜过堂成过亲的，一个被窝筒里睡过的，不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这点事总该给她做一做。再说，我不做谁做呢？你们会做吗？你们不会做的。我现在也有点清楚了，你们这一家人哪……也罢，我不说你们了，蚀本打倒算盘，也不能说我就一定被你们家骗了，被水香骗了，不过水香啊，唉，她自己也麻烦了，被人家工作组叫去，拍桌子打板凳地凶她，凶得她鼻涕眼泪一大把，还不知道说不说得清楚呢！我反正是说不清楚的，一心面朝里，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说我是被老婆急疯了，人家说你着急你就什么人都敢要？想想也是，我真是急疯了，我怎么不起一点疑心呢？人家没疤没迹的，好端端的，又是城里人，会嫁我一个乡下驼子？脑子稍微清楚一点，都想得到的，我不是自己迷了心窍吗？是祸是福，我都怪不到别人的。现在事情已经上了身，想脱壳也是脱不掉的，我也想得开，什么日子不是过？反正我就是个倒霉的人，好事摊到我身上也会变成坏事，还说什么呢？认命就是了，上当上到底就是了。”
我这才注意到，他手上提着那只我妈买给李玖妍的新上海旅行袋。我说：“你怎么又提回来了呢？”他说：“找错了庙门。再给我一根冰棒吧。”
他又是那样舔，舔出了绿豆又唆一下。
“你知道那个叫陈金凤的女人吧？”
我点点头：“听说了。”
“人家一个女人，跟她一点不相干的，好心带她到家里去住，可是好心没得到好报，也惹了一身邋遢血。我是她屋里头的男人，我总不能躲着不见面，我再怎么也要去给人家赔个礼致个谢，宽宽人家的心吧？不然事情一出，人毛都见不到一个，好像她没根没蒂，是个孤魂野鬼，是从树洞里钻出来的，家里没一个人跟人家见面，做人不是这样的。”
我们这两个残疾，一个弓着背蹲在地上，一个吊着腿坐在架子车的架子上。树荫斑驳地罩着我们。阳光在树荫里一跳一跳。旁边总是有人在走动，不是走过来的就是走过去的。我又拿一根冰棒给他，他摇摇手说，够了，不吃了。
“我想不通呀，她都回来了，为什么不住到家里去呢？要住在人家那里？这没一点道理呀。这么久了，没回过家，虽说是你妈叮嘱过的，说你们家不讲究年节的，不要我们去拜年拜节，让她安心在水甸过自己的日子，可是，她都到了家门口了，她不想进去看一眼？她为什么不抬脚进门呢？她是不愿回家还是怕回家？或者怕你们把她赶出来？莫非你们真会赶她出来？你们家嫌她嫌得真有那么厉害？她是你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我讪讪地说：“不会的，怎么会呢。”
他看我一眼，说：“这是老实话？”
我说：“嗯。”
他摇摇头，唉一声，站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蔫头蔫脑的毛票。
“刚才那根冰棒还没给你钱呢。”
我说：“不用不用。你是谁呀，一根冰棒还吃不得？”
他说：“你拿着，我不沾你这个光。”
他拿钱给我时，我看见他手腕上光秃秃的。我说：“你的表呢？”
“卖了。”他说，“我还戴什么表？戴不起了！”
苗幸福跟我提到的陈金凤，是“旭日旅社”的一个服务员。“旭日旅社”在东门外码头旁一条叫柴禾街的小巷子里，门脸宽约丈余，里面比较深奥，又是那种砖木结构的老式房子，虽然亮着灯，也还是一片昏暗。一截柜台也是老式的，油漆剥落。陈金凤名义上是服务员，其实是个打杂干粗活的，那天晚上她把该忙的都忙完了，烧开水的煤炉封上了，大茶桶里的开水也加满了，转身要回家时，看见那个蹲在门外的姑娘又进来了，用一只瘦得跟鸡爪子似的手撑着尖下巴，趴在黑乎乎的柜台上。一个坐在柜台里打瞌睡的干巴老头将眼睛睁开一条缝，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要介绍信没介绍信，要证件设证件，这个店怎么能给你住呢？你还要我给你说多少遍？”陈金凤过去帮腔说：“妹子，规矩是这样的，你不要太为难人家秋伯，人家也是没办法，能住他会不给你住吗？莫非他还留给自己住？”话是这样说了，看着那个窄窄的脊背和扎在头上的手绢，心里又有些不忍，又把话说回来：“看你的样子，叫你在外面蹲一夜也够你受的，可是你总该把来路说清楚呀，听口音你又不是外地人，怎么非要住店呢？是不是两口子吵了架，还是在家里跟父母搞僵了？”
陈金凤看见她点了点头，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父母嘛，眼泪都是往下流的，还不是为你好？你跟他们拗什么呢？”陈金凤会抽烟，一边说一边摸出一根“梅雀”烟，扔给柜台里那个叫秋伯的老头，又给自己摸出一根叼在嘴上，她歪着头点火时，那姑娘说话了：“他们像泼脏水一样把我泼掉了。”陈金凤被刚吸进去的烟呛了一口，咳得满脸通红，气还没喘定，说：“什么什么？你说清楚些。”姑娘摇摇头，好像很难受，说不下去。陈金凤不知道她是头疼，她眯起眼睛，又唆着嘴吸一口烟，用夹着烟的两个指头点着秋伯：“秋伯，我给她讨个保怎样？”秋伯咧嘴一笑，说：“你讨保？平时就骂你是个二百五，没头没脑的一句话，你还当真信她？你以为制度跟你的裤腰带一样，是拿松紧带做的？”陈金凤骂道：“你个老色鬼，白抽我一根‘梅雀’。我不像你，心肠硬得跟铁一样，我这个人最看不得别人可怜，讨不到你的保，我把她带到家里去行啵？”秋伯说：“你真是个二百五。”陈金凤说：“二百五就二百五，总比你这个铁石心肠好些！”
那个陈金凤就这样一派豪气地当了一回二百五。
陈金凤那年大约四十挂零，她男人原是在拖驳上的，有一天忽然被缆绳打下了河，成了浸死鬼，她也就成了寡妇。她家就在柴禾街北头梢尾上，和“旭日旅社”一样又旧又老，有两间板壁房，一间是她的，一间是她女儿的。她只有一个女儿，已经去了航运公司设在往东一百里以外的知青点。陈金凤让李玖妍睡女儿的房间，她说好好睡一觉，满天的云都散了。可是李玖妍不只睡一觉，她睡了一觉还想睡一觉。陈金凤白天要上班，家里放着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无论如何有些放心不下，她说：“不想走？走走走，我要锁门呢。”但李玖妍摇头，表示不走。陈金凤说：“你赖到我了？你是一块牛皮糖呀，粘到了不得脱的？”那时候李玖妍的头大约很疼，总是皱着眉，她皱着眉拿出苗幸福的钱袋子，从里面拿出十五块钱和十斤地方粮票。陈金凤说：“干什么干什么？把我家当旅社呀？”她嘴上说得硬邦邦的，眼睛却不自觉地看着钱，心想要收也收得，我让她住让她吃就是帮了她，可饭钱床铺钱她不要交吗？她住旅社也要交的。她没有我不能跟她要，她有，自己也拿出来了，我怎么收不得呢。一边想，嘴巴一边拐弯：“接吧，我心里不过意，不接吧，又怕你心里不过意。”陈金凤做出十分为难的样子，很扭捏地把钱和粮票接过去了。事后陈金凤向有关部门交代说，她之所以要接这十五块钱和十斤粮票，是因为她想到她在知青点的女儿，女儿在当地要打点的。“那是个无底洞啊，”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交代说，“大家都在暗地里拼哪，你拿得多我要拿得更多，你拿得重我要拿得更重，我一个寡妇人家，一个月就是那几个钱，我拿什么跟人家去拼呢？”
要说这个陈金凤也真是个标准的二百五，拿了李玖妍的钱和粮票，就正经把自己家里当了旅社，放心让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住下去。见她买来了纸张笔墨，铺在桌上哗哗地写，还自作聪明地劝她，自己的父母嘛，还用得着写这个？当面锣对面鼓，说清楚就算了嘛！等看到人家一大张一大张地写下来了，又忘记要劝她，转过来夸她有文化，说你这么有文化，怕是读过高中的吧？她说她就佩服有文化的人；她当年肯嫁给那个死鬼，就是看死鬼有文化，一张那么大的报纸，他能一口气看下去。不是冲他的文化，她才不嫁给他呢，大腿怕还不如她的胳膊粗。她说，你们有文化的人怎么都不长肉呢？一个个都瘦得吓死人。过了两天，听人说公园那儿有人贴了大字报，如何如何，她还没一点警觉，还跟秋伯扯淡，说知青插队这个事呀，真是那样的呀。她根本不往李玖妍那儿想。她想的是那个女的在她家里已经住了好几天了，总不能这么长住下去吧？可是自己拿了人家那么多钱，还有那么多粮票，人家才住了这么几天，什么旅馆这么贵呀，这个口怎么好意思开呢。
据说那两天李玖妍到处找詹少银，先是找到羊角巷，然后又找到他单位上，看到穿蓝制服的门卫老头，畏畏缩缩了许久，对老头说她要找詹少银，老头点一下头，她才敢往里走。她在每个办公室门口停一下，终于看到了詹少银，就把目光停在他脸上，说，詹少银。詹少银很吃惊，吃惊过后，站起来往外走。她盯着走过来，问他，你怎么变成了两个睾丸？詹少银不理她，侧着身子从她身边走过去。她说，詹少银你别走，你把裤子脱下来。她的声音虽然小，但办公室里的人都听见了，都把嘴巴张成一个半圆，都笑了―这确实是个笑话，这个笑话一度流传很广，否则我也不可能知道这件事―詹少银边走边骂，神经病！她追上去对詹少银说，你为什么不脱呢？你不是说你有两个睾丸吗，你还有医院证明，你还不敢脱？詹少银只好跑了，她就追，不知为什么，没人拦她，由她那么追着喊着。她一定要詹少银把裤子脱下来给大家看看。詹少银当然不会脱裤子，他从这层楼跑到那层搂，这栋楼跑到那栋楼，像甩个尾巴似的把她甩掉了，然后他躲起来。他们就跟捉迷藏那样，一个躲，一个找。她找了一天也没找到，第二天又去了，接着找。假如不被抓起来，估计她会一直找下去，詹少银若不想被她逼疯的话，恐怕也只有脱裤子一条路。
可是那天晚上她就被抓走了，突然有人敲门，陈金凤说谁呀？外面人说，你叫陈金凤吧，我们找你。陈金凤一边嘟哝着，这么晚了，找我干吗，一边把门打开了，几个人就冲进来把李玖妍咔嚓一铐。李玖妍呆呆地说：“怎么……又是这样？”她反复说这句话。陈金凤扑上去揪住人家，问人家是干什么的？怎么敢跑到她家里来抓人？人家被揪扯不过，干脆把她一扭，也抓了。陈金凤便鬼哭狼嚎，挣扎喊叫，弄得人家不得不打她的嘴巴。人家之所以半夜里抓人，就是不想搞出太大的动静，所以人家下手非常果断，一个巴掌拍过去，就把她的嘴给封住了。她的嘴迅速地肿大，连舌头都肿了，到她作交代时都还是肿的。她用肿胀的嘴和舌头艰难地为自己辩白，声音咿嗡咿嗡的。她说，我怎么搞得清你们是谁呢？
不是秋伯和大家给她作证，说她一贯是个二百五，肚子里没有半点墨水，大字不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裤带上吊个章子，碰到要签名时就掀起衣襟，扯过章子一戳，她无论如何挣不出来。还好，为难了她几个月，让她暂时脱了身。她肠子都悔青了，逢人就说，这年头好人做不得，我就是个例子，以后你们不要叫我的名字，就叫我二百五。
那天下午，苗幸福提着两样点心找到二百五陈金凤时，她刚刚被喊去谈过话，而且又被人家拍了一回桌子，正窝了一肚子火，瞪着苗幸福问，你是谁？苗幸福说我是特意来向你赔礼的，我老婆在你屋里打搅了，还牵累你……陈金凤恶叫一声：“喔耶―，老婆抓走了老公又来了？轮番来缠老娘？巴不得害死老娘？还不赶快给老娘死远点？”说着转身端出一盆脏水，哗一声泼过去，将苗幸福从头泼到脚，泼过之后，一手提盆子，一手叉腰，高声说：“欺负老娘是个二百五吧？叫你尝尝老娘的洗脚水！”
前两年我还去看过这个陈金凤，她还住在柴禾街。柴禾街已是一副歪歪倒倒的样子，“旭日旅社”早不见了踪影，陈金凤坐在一把小竹椅上摇蒲扇，还是爱抽烟。听说她过得不怎么样，偌大年纪还在为女儿担心，她女儿徐梅当年拿自己换了个招工指标，在棉纺厂上了几年班，后来也下了岗，现在靠干钟点工过日子。不过她人好像还开朗，从脸上看不出愁苦，我问她还记不记得那个李玖妍？她龇着缺牙的嘴咯咯地笑起来：“哟，你是她弟弟呀？你从哪里冒出来的？我还以为她娘家没人呢。”我被她说得脸上有点挂不住。她又说：“说起来我还泼过你姐夫一盆水，想想真不好意思。你姐夫还好吧？叫他莫怪我呀，他是个本分人，一片好心来赔个礼，我倒浇人家一盆洗脚水，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他碰到我这个二百五？”
李文革福大命大，一只大脚趾被齐根剁下来，居然没有变成残疾，经过几位医生的努力，他的大脚趾再植成功。这件事报纸上都登了，详细介绍了那几位医生如何创造了奇迹。尽管李文革成为了奇迹的载体，但文章中并未出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伤者”或“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