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没对湿漉漉的苗幸福说什么，我想我爸妈都不说一个字，我也不能说，更不能对苗幸福说。他哭我就让他哭。他哭得差不多了，哭不动了，便用巴掌抹抹脸，张着嘴看着外面。外面的雨还在不大不小地下着，巷墙根下的青苔泛着毛茸茸的湿光。他哑着声音说：“我走了哎，我再去找找啊。”他拔脚就要出门。我叫他等一下，他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等着。我说：“她在你那里过得怎么样？”他又想哭，撇几下嘴，忍住了：“能怎么样呢？多好也说不上，也没亏过她什么，就是人瘦了一些。”他把门里那只脚移到门外。我又叫他等一下，他便把那只脚再倒回门里。我说：“除了瘦一些，没有别的？她写大字报吗？”他瞪着眼说：“她写什么大字报呢？”我说那她干什么呢？他说：“除了抱着棍子守花生地，有什么要她干的呢？我要她干什么呢？平日里她也就是拌点米糠，喂一喂鸡呀鸭呀鹅呀，可她还是一天比一天瘦，跟化雪一样啊，快得吓人啊。”我说：“她为什么瘦呢？”他说：“我哪知道？”我说：“那你刚才说她出事了，沉了底了，是什么意思呢？她沉到哪里去了呢？”他愣了愣，瞪着我说：“还有哪里？河里呀！你还没听明白？门口那条河呀！她沉到河里去了呀！”他说着又哭起来，就那样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哭着，跟我说李玖妍的那只扔在河边的红漆马桶和一把马桶刷子，他怎么哭着求人家帮他打捞李玖妍，怎么捞了一个晚上，只捞到了几条鱼，没捞到人，他又跟黑子怎么顺着河一步步找过来……
我点点头说：“哦，是这样啊。”
我又让他哭着说了一会儿，然后对他说：“她可能没沉河呢，你再用心找找吧，要不你在城里到处找找，哪里人多你就往哪里走，说不定能找到呢。”他哭着说：“你怎么轻飘飘地说没沉呢？怎么没沉呢？你是不知道她呀！我不跟你说了，我没工夫跟你说啊！”我还想给他把话说得再明白一点，但他完全没心思，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摆摆手，抹一把泪，吸溜着鼻子走了。走到外面又叫我，要我跟家里说一声，他来过了。
那天是我爸先回的家，我对他说苗幸福来过了，来找李玖妍的，他说李玖妍不见了。我爸说哦，然后没话。我妈回家时，我又对她说，苗幸福来了，找李玖妍的，已经找了好几天了。我妈也说哦，然后也没话。晚饭过后，他们又是各自进房间，又是写字或撕纸。
几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时候他们已经在谈离婚的事了。
但他们撕纸跟离婚没关系，那是因为他们在写交代材料。他们分别被叫到一个什么地方，孤零零地坐在桌子的一边，另一边坐着的是一些穿着整齐制服的人，这些人问了他们许多问题，有关于他们自己的，也有关于李玖妍的。那个地方，还有那些人，都给他们一种很森严的感受，使他们觉得自己特别渺小特别卑琐，所以他们不敢怠慢。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写材料上，然后才是谈离婚。谈离婚是糟心的事，要把李玖妍在家里的情况一点不漏都交代清楚，更是件糟心的事。他们两头糟心，结果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其实离婚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可谈的，既然都不顾羞耻，一把年纪还要离婚，还谈什么？问题是我和李文革，他们都争着要李文革，不要我。所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我。
至于他们怎么谈的，这回我是一点都没听见。我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耳朵，而是怀疑他们的谈话方式。他们各睡各的房间，而且谁也不踏进对方的房间，假如两个人要谈的话，地点只能还是在厨房里。可他们已经是轮流做饭了，一个在厨房里，另一个便不进去，两个人一起待在厨房里的情况极少，怎么谈呢？再说我爸也不在厨房里洗脚了，就是偶尔在厨房里洗一回，我妈也不可能坐在一旁跟他说话；就算说话，这两个人也不可能再贴得那么近，用舌尖和嘴唇嘁嘁嘁地窃窃私语。他们要嘛不说，假如要说，不用我这双耳朵，谁都听得见。所以我怀疑他们是用笔，反正要写材料，笔和纸都在手上，写材料写烦了，不妨活动活动脑子，考虑一下离婚事宜，顺手把自己的意见或看法写下来，趁第二天早晨到厨房里去烧碎纸时，给对方看一眼就行了。
那场将苗幸福淋得像一只落汤鸡似的雨下了好几天。下到第三天的时候，雨檐沟里的水声就比较大了，呼噜呼噜的，就像一个支气管有问题的人。八里铺垦殖场的三个人就是踩着这种水声来的。他们三个人打着两把油纸伞，一把红的，一把绿的，一边在我家门口甩伞上的水，—水一绺一绺的，甩在地上发出鞭子一样的响声—一边探头往里面看。
他们说：“你是谁？”
我说：“你们是谁？”
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八里铺垦殖场的，是来了解一下李玖妍的情况，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我认出来其中一个方脸大腮帮的中年人，这个人曾经和那个茄子脸董明芳一起，两次把李玖妍送回家，这是他第三次来我们家了。我对他们说：“家里没人。”他们说：“你不是人吗？”我说：“我是个残疾。”我说着便用手把自己的腿提起来，拿在手上晃给他们看。我的腿像两截腊肠似的晃来晃去，他们看了，皱巴着脸说：“那你父母呢？”我说：“我爸在红旗路东头的南杂店上班，我妈在工人文化宫电影院扫地。”他们就仰脸看看巷子高处的天，把刚甩过水的油纸伞刮喇喇地撑开来，急匆匆地走了。
他们刚走，丁珠玉主任就来了，带着两个人，也是三个人两把伞。但他们不甩水，他们伞都不收拢，就撑在手上。屋檐水打在伞上蓬蓬作响。丁珠玉主任的脸被油纸伞映得红红的艳艳的，她的腰和腿永远是那么好看，她往那里一站永远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受。可是她压根不看我，她把脸往里探了探，目光离我的头顶至少还有五十公分。“李德民—！”她大声喊着，喊了李德民，又喊唐亚蓉，喊了几声之后，目光从我头顶上掠回去，转头对那两个人说：“你们搞死人了，我说了不在的吧，还是要去南杂店吧？”那两个人说：“那就先去南杂店吧。”他们也走了。
过了一会儿，派出所的老陈来了，他不像丁珠玉那样目中无人，他一边收伞一边看我，把我认出来了，便嘿嘿地笑两声：“是你呀。怪不得，你是这家的人。你爸妈呢？”我说：“他们都在上班呢。”他哦一声，对旁边那个人说：“所长，那我们去他们单位上吧？”所长阴着脸说：“还用说？快走吧。”老陈临走时又扫了我一眼，顺便问我：“喂，还会不会耍流氓了？”我说：“我没耍过流氓，上回是詹小燕冤枉我。”他眼一翻，说：“咦！”所长不耐烦地说：“老陈你这个人怎么回事？还有工夫扯淡？快走！”
大约下午五点左右，一个男人把伞打得低低的，只见他的伞，不见他的人。等他把伞拿开之后，我才看见他又白又矮。他也要找我爸。他神色慌张，一张脸东扭一下西扭一下，扭来扭去才对准我，说自己是区医院的医生。但我觉得不像。我想一个医生慌张什么？我说：“他还没下班呢。”医生看看表说：“我等他。”
医生把一只凳子搬到我和李文革的床之间坐下来，刚坐下，又弹起来，从门口把他的伞拿过来。伞还在滴答滴答地滴着水。
我说：“你看这一地的水，你把伞放在门口渗水不好吗？”他说：“那不好，还是拿进来的好。”然后他又为这句话跟我解释：“万一有人认识我的伞呢？凡事还是小心一点的好，很多事情说不到的，你不知道祸从哪儿来。”解释过之后，他又要求我，若是有人问起来，不要说他来过。我说：“你放心，除了吃饭睡觉，我是什么事都不管的。”他讨好地看着我，发现我是个残疾，好像真放了心；但仍不忘对我表示一点同情，发出那种吃过朝天椒似的欷歔声，欷歔一通之后说，可惜他不是学这一科的，否则他一定要好好地给我治一治。
那天我爸回家比较晚，可那家伙一直等着。我爸一回家他就鬼鬼祟祟地叫：“李师傅李师傅。”把我爸拉过去，压着喉咙说：“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我就是给你女儿开过几回药嘛，是不是呢？哪说过她有什么精神病呢？你对组织上说话要实事求是嘛，我没有说过的话，你怎么能说我说过呢？”我爸说：“袁医生你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件事呀？”我爸的嗓子很干燥，声音嗄嗄的，好像被磨毛了。袁医生说：“可是，那人家怎么来找我调查，问我说没说过那样的话？”我爸说：“我这两天头都是昏的，我哪知道？”
外面还在下雨，路灯将雨丝照得很亮。袁医生眨着眼睛，追着问我爸：“不可能，你没说人家怎么会知道呢？”
我爸没气力跟他纠缠，便发毒誓：“这样吧，如果我说过，我断子绝孙。”医生怔怔地看着我爸：“真的？”我爸说：“真的。”袁医生张着嘴，突然狠狠地打一个抖战，脸色煞白，哆嗦着嘴唇说：“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一边说，一边拿起雨伞，哗的一声打开，遮住脸，窝着腰，迈着两条短腿蹿出去了。
这天是轮到我妈做饭。我妈回来时大约在巷子里和医生擦肩而过，医生前脚走，她后脚就回来了。她也是一副累瘫了的样子，她不急着去厨房，往一把小竹椅上一坐。小竹椅咿呀吱呀地叫了几声。她忽然问：“饭还没做吗？”好像忘了今天是轮到她做饭，也不知道她是问我还是问我爸，我爸没吭声，我也不好回答她。她便哼一声，拿眼睛斜斜地朝我爸瞟一下，说：“李德民，今天轮到我就一定是我？我半夜回来也要等我做，我明天早上回来也要等我做？我死了也要等我做？”我爸说：“好笑，是你说要轮的，你怕我享了福，说你成了丫头老妈子；现在轮到你你又说别人是等你做。”
两个人就吵起来了。他们吵架跟说话一样，一点也不激动，言来语去都是缓慢的，极为从容的。他们按部就班地吵着，从做饭开始，像扯一张破网似的，把不能扯不便扯的事撇到一边，把一些能扯的事都扯起来，到后来又互相数落并贬低对方的人格，比如我妈说：“李德民哪，不知道你怎么看你自己，你会不会嫌自己呢？觉得自己很卑鄙，很自私很肮脏很歹毒？说实话，我是把你看透了，我是真看到你的骨头里去了。”我爸则四两拨千斤，淡淡地应一句，说：“你以为我没看透你吗，没看到你骨头里去吗？我是不说罢了。”我妈说：“你还不说？你还装厚道？你厚道吗？”我爸说：“浪费唾沫，没意思。”
那天晚上我爸的嗓子一直是干干的毛毛的，质地相当粗糙。而我妈则坚持不去做饭，任凭李文革鬼哭狼嚎，她跟没听见一样。我爸也跟没听见一样。李文革自己也看出来了，哭破了喉咙都没用，只好跑到厨房里去找剩饭吃。我们家厨房里的案板比较宽，坛坛罐罐都放在上面，他们轮流做饭以后，那上面的东西更是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李文革将身子挨过去拖一只铝锅时，把放在案板边上的菜刀带下来了，锵的一声—我在外面都听见了—李文革的一只大脚趾被齐齐地剁下来了。李文革的嗷叫声听起来穿云裂帛，无比惨烈，可他们居然无动于衷，还在从从容容地吵着，我拄着拐杖过去，看见了一摊血和一只像一坨白蜡似的大脚趾。大脚趾旁边还躺着一把油腻腻的锅刷。我不由得浑身发颤。我回来对他们说：“李文革也成了残疾了，他的大脚趾被剁掉了。”
我的声音又颤又飘，他们却听见了，都很愕然地看着我，然后一个霍地站起来，噔噔噔往厨房里跑；另一个也霍地站起来，也噔噔噔地往厨房里跑。他们一个抱着面无人色的李文革，一个抓起门角落里的油纸伞，并且用拇指和食指拈着李文革的大脚趾，匆匆忙忙出门去了。他们两个人挤在一把伞下。我倚在门框边看着他们。路灯悬着一团水渍渍的灰蓝的光亮，光亮的中心是一小团雾白。他们的影子像一只怪模怪样的蘑菇，模模糊糊地浸在雨水里。他们的声音带着一种雨水的冰凉气息。
“看看，你看看，这都怪你不做饭，你要对他这只脚指头负责。”“那好呀，那就把他外公挖起来，让他老人家来负责吧，是他老人家瞎了眼哪，还拿根藤拐杖逼我，谁知道害了我一辈子。”“老话怎么说的，娶坏一头亲，生坏三代的人哪，天知道他老人家害的是谁。”“你也不照照镜子，敢说这种话！老话还说茄子豆角要好种呢，一个人坏了德行也指望有好后代？”“你有德行，你的德行比谁都好，天下第一！”“我不敢这么说，但我也不会把算盘吊在胸口上。”“是我还是你？你自己不会默一下神？”“好好好，都是我，千事万事都是我，我不是人……”“我说了都是你吗？不过，扪心自问吧，老鸦莫嫌猪头黑就是了。”“说得好说得好，你说得真好！”“好不好也就这么回事。”“所以我说我看透了你！你是看不见自己什么样子，我都想呕！”“我这副样子会让你作呕？”“你自己不知道？”“不知道。”“那我就说啦！”“说吧，说吧说吧。”“你像个无赖，真的，你没人味了。以前你还会装，现在你装都不装了。”“我没人味？哈！那你呢？”“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无所谓……”“你不会的，你是什么根本，怎么可能跟我一样，也无赖，没人味呢？”“李德民！你提根本干什么？你什么意思？当年是谁哭兮兮地说自己高攀了，要一辈子给我做牛做马的？”……
他们嘴里不停，但脚下很急，呱嗒呱嗒的。李文革在他们手上呵啊呵啊地哭着，声音都哭纰了，开岔了，脚趾断茬口子上的血一滴一滴地滴在被雨水泡着的、泛着青光的麻石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