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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清末民初张掖经济开发及自然灾害对经济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清政府无力顾及河西。但在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期间,由于他实行的奖励“民屯”、“军屯",提倡多种经营,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兴修水利、筑路建城和重教兴学等一系列政策,张掖的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辛亥革命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提出了建设西北的宏伟规划,但因袁世凯的窃位称帝最终化为泡影。

第一节清末张掖经济发展的举措一、移民垦荒与多种经营模式左宗棠进入甘肃后,出于当时用兵的需要,从平凉至敦煌都兴办了屯田,他认为“自古边塞用兵,无不以兴屯为首务者,此也",其着眼点是:“筹军粮"。但是,他强调:筹军粮“必先筹民粮,乃为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因此他提倡“军屯"、“民屯"并举。

左宗棠的屯田政策在甘肃各地取得了显著成效,军粮民食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还整顿改革了甘肃的田赋制度,原来全省的耕地分为“民田"、“屯田"、“更名田"、“监牧地"、“土司地"等类别。左宗棠到甘肃后,原来的田赋制度已严重破坏。人口逃亡,土地荒芜,农民失掉土地仍要缴纳原来规定的田粮,而地主豪绅则隐瞒地亩,以多报少。鉴于此种情况,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下令各地清丈地亩。将全省可耕地分为川地、原地、山地三等,各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丈量后的土地,一律按照数量和类别,根据原来各州县应承担的田赋总额,确定赋税征收标准。这项田赋改革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与此同时,左宗棠还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并规定“从开种之日起,第一年豁免全部田赋,第二年豁免一半田赋"。从而提高了农民开荒种地的生产积极性。

左宗棠提倡发展多种经营的主要措施是种棉织布。其目的,一是为了禁止种罂粟,以种棉种粮取代罂粟;二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

由于左宗棠的极力倡导,种棉织布者逐渐普及全省,尤其原来种烟最多的河西地区,种粮植棉、家庭织布颇有成效。山丹、临泽、敦煌等地棉花长势良好,左宗棠路经这些地区时,常停车与当地群众谈话,了解到农民“皆知棉利与罂粟相埒,且或过之,一亩之收,佳者竞二十余斤,每斤千文。"二、因地制宜,发展畜牧业,劝谕农民种桑养蚕甘肃是多民族聚居区,畜牧业向来占有重要地位。左宗棠根据这一特点,提倡在以农耕为主的同时,发展畜牧业。他说:“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本所需也"。他主张在适宜农耕的地方发展农耕,在适宜畜牧的地方发展畜牧,这样才能做到“尽地利"。他指出:“择其水泉饶沃者为田畴,择其水草丰衍者为牧地,庶将来可耕可牧,丁口滋生日藩,亦不患无可安插,正不必概行耕垦,始尽地利也。"这种因地制宜,按各地自然环境的不同特点“可耕可牧"的思想主张,不仅促进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各种物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左宗棠基于甘肃“地瘠民贫"的现实,决定劝谕农民种桑养蚕,为“甘肃开万年之利"。左宗棠认为:“甘肃可兴之利,耕垦之外,织呢、养蚕二者尤急。"为了推广这一“开利源"的措施,他亲自查阅前人种桑资料,了解到槲树、橡树、青榈树、柞树和椿树等五种树,可以饲养山蚕。他把这些树的特征、形态做了详细描绘,公布于百姓,教他们在有种此树的地方发展蚕桑事业。

三、水利、交通、城市和环境建设1.开渠凿井,筑路修城左宗棠在治理甘肃期间,始终把兴修水利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认为这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他指出:“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疏棉,专赖渠水,渠水之来源,惟恃积雪所化泉流而已。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绌则地价贱。"他主张:“修沟洫宜分次第,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在左宗棠的倡导下,甘肃各地修复了已损坏的干渠,新开了许多支渠。河西地区在甘州开渠七道,修复马子渠56里,可灌田6800亩。抚彝厅(今临泽县)报开挖渠道费,支银1775两。由于开渠道耗资过大,左宗棠便提倡各地打井,引导地下水灌溉田地和解决因干旱而引起的人畜饮水困难。张掖一带,凿井历史较为久远,民间早就以打井积水防旱。左宗棠为了动员老百姓凿井,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即“于赈粮之外,议加给银钱。每井一眼,给银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验其深浅大小以增减之。俾精壮之农得沾实惠,而目前之救奇荒,异时之永水利,均在于此。”开渠凿井促进了张掖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工代赈”、“富者出资,贫者出力”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修路筑城是左宗棠开发河西的又一项重要措施。从1875年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起,就对修整通往新疆的道路十分重视。左宗棠认为“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运难于筹粮。"所以,他决心整治道路,以解决平定阿古柏政权的交通运输问题。在兰州以西经河西走廊至新疆,左宗棠抽调了大批官军修建了一条路面宽3~10丈,可供两辆大车往来并行的主干道,一直延伸到嘉峪关,并完善了各种交通设施,沿路还植树1~2行。左宗棠修整道路虽出于军事需要,但同时也发展了甘肃、特别是河西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

2.植树造林,美化环境左宗棠驻军河西时,看到这里树木稀少、沙漠蔓延,极目荒凉,便产生了种植树木的想法。他主张在路旁“植树一行两行,及至四五行。"其目的“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的荫蔽"。在左宗棠的倡导下,各地种树取得了很大成功。

左宗棠不仅通过植树取得了“绿树成荫"、“千里一碧"的效果,他还十分注重美化环境。

从晚清最后20年到民国前20年之间,是河西地区社会动荡最为剧烈的时期。频繁的战争和连续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两相交加,灾难重重,致使张掖开发步履维艰,社会经济停滯衰退。第二节民国时期张掖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国时期,国民党在张掖摊税派捐、搜刮民财、民不聊生,致部分手工业企业和个体手工业者因负担过重,难以生存,被迫歇业、倒闭。民国后期,受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影响,张掖机器工业开始萌芽,先后建立了晋冀铁工厂、永生修理厂、协和弹花厂、复兴弹花厂、裕民纺织厂和两个织布厂等11家小型工业企业,从事机械维修和生产棉织品、毛织品、皮鞋、服装鞋帽及军需品。

一、采矿民国时期,张掖的采矿业规模不大,范围不广,品种不多,产量不高;时停时续,生产不稳定,大多为季节性生产。

1.采金采金业,即淘金业,是通过挖沙用水淘取沙金。河西的淘金,历史悠久,相传在汉唐时已有之。清乾隆五十二年间,官府规定采金每天每月交纳课金三分二厘。这个规定以后沿成定例。张掖采金主要在黑河两岸的野牛沟、酸刺沟、梨园河、苏油口、东大山的老虎口和北山一带,生产期多在夏秋两季。史料记载,张掖金矿资源丰富。1926年,淘金者发现60两的金块。1947年,采金人员又采出13两重的金块。《河西志》记载,1943年张掖采金人员大部在宏安寺、梨树沟、莺落峡一带,年产量可达900两。到1946年,张掖采金人员达2000人以上,年产量达300两。

2.采煤张掖煤有煤、炭之分,有烟煤和无烟煤之别。民国时期,张掖采煤、用煤开始普及。不仅铁匠炉、铸造铺以煤炭为燃料,而且人们也逐步用煤取暖、做饭。采煤主要在马莲井、平巴、三条岭等处。到民国中期,张掖挖煤工人都保持在400~500人,据1943年统计,张掖年产量7850吨。

民国时期的采煤同历代一样,都是由富商、官府或地主雇佣穷人挖煤,对采煤工一般不付报酬,由窑主或工头规定挖煤数量,每日产量完成后所采的煤才能归雇工。因而,不少采煤工劳累成疾,甚至为了多挖煤,不顾安全惨死在窑内。当时的煤窑一般高0.9米,宽0.7米,坡度为50.~60.。挖煤工一般不穿衣服,用1米长的担子,挑着两个筐子,往返在窑内爬上爬下。煤窑内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常有塌方、冒顶发生,不少采煤工被压死、砸死。民间流传:“家有吃和穿,不往煤窑钻,进了煤窑洞,生死没保证"。

3.采盐河西的采盐业始于汉代。民国中期张掖设立了盐局,盐池附近设立缉私队巡查,借以苛榨采盐者。据1941年统计,河西年产盐4400万斤,张掖北大山、高台、临泽均产盐,供当地食用。民国末期,张掖的采盐业由于产量不高,石盐质差味不佳,逐渐灭迹。

4.化工到1946年,张掖的化学工业有11家较大的生产作坊,主要产品有香皂、香粉、碱胰子、土蜡等,年产碱胰子5000斤,土蜡20000斤左右。特别是陈德乾的碱胰子,生产历史很久,它的特点是去污力强,用后能防皮肤冻裂,驰名于西北,远销陕西、青海、新疆等地。

二、金属品制造与修理民国时期,张掖有铁匠铺、翻砂炉和铜器、铝器、铁皮加工等店铺。主要生产犁铧、铁锅、火盆、火炉、铁锨、锄、耙、镰刀、铲、斧、菜刀、马掌、铁钉等。在这些铁制产品中,刘猴儿的镰刀、王全贵的刃口活、高禧的屠刀、阎成的钻刃子在河西享有盛名。铜器业方面,主要制作火炉、脸盆、锅、勺、壶、灯、锁、墨盒、水烟瓶、铜锣、铜镲等。铁皮加工产品有火炉、茶壶、漏斗、水桶、烟筒等。

1.铸造业张掖铸造业历史悠久,但铸铁设备落后,一直采用坩埚熔化,木制风箱制风助熔,根据器物制成模型,在砂土和粘土内造型,将熔化的铁水倒入模型内,冷却后即成铁器毛坯。这种简便的铸造延续了2000多年。民国时期,由木炭燃料改用烟煤,后又发展为焦炭,焦炭温度高,生铁熔化速度快,铸型好。据1943年统计,张掖铸造业有17家,资金达530万元(旧币),主要铸造犁铧、铁锨、铁锅和少量生铁炉。由于生铁成本高,利润低,致使铸造业发展缓慢。

2.金银首饰业民国时期,张掖金银首饰生产较多,据1943年统计,金银首饰业和银器制造业有26家,资金达318万元(旧币)。他们多属个体经营,有的肩挑货郎担,周游村镇,走街串巷,给用户加工,收取加工费,也有的在城内设立店铺经营。

3.制造与修理制造业主要生产铁木织布机、皮车排和铁制小农具等,人们又称为杂铁修理业。修理主要是焊、铆、修等服务性业务。为多流动性经营,修补日用器具和工具,人们习惯性称之为锢炉匠、白铁匠、钉碗匠。民国时期,城镇开始设立店铺,转为固定性行业。据1947年统计,修理行业已达29家,资金118563万元(旧币)。这些修理店铺,多属个体经营,规模小,技术单纯,基本为手工操作。民国末期,先后建立了两家专业小型修理工厂,从业人员13人,拥有资金3634万元(旧币),年产值22289万元(旧币)。分别为:

晋冀铁工厂始建于1947年8月,由山西高平人张宝山开办,位于西关街79号。有员工8人,生产设备有台虎钳2台、摇臂钻、砂轮机各1台和压剪、补胎架、榔头等生产工具。拥有资金2984万元(旧币),主要生产铁制小农具和从事修理业务。1948年,年产值19989万元(旧币),实现利润2887万元(旧币)。这家小型工厂,虽说是私人开办的小型企业,但却跳出了传统手工业店铺的圈子,成为张掖最早的工业企业。

永生修理厂1949年3月,由武威人张积福开办,厂址位于西关街,占地面积900平方米,厂房60平方米。拥有资金650万元,从业人员5人。生产设备有老虎钳、砂轮机和锉刀、榔头等工具,从事小型机具修理和制作小农具,1949年创产值2300万元(旧币)。

三、木器与石器15木器木器制作除建筑上的门、窗、梁架外,主要产品有风匣、蒸笼、桌、凳、柜、箱、桶等生活日用品和大车、推车、犁、耙、耧等农具。这些木制产品多为自产自销。1948年,城镇有木器制作加工店铺58户,从业人员118人,有资金518万元(旧币)。乡村木匠一般农忙种田,农闲串乡揽活,收取加工费,这种匠人只有简单的工具,没有资金。

25石器石器加工业,主要打制石碾、石磙、石条、石磨、姜窝窝等石制品,对这种匠人习惯称为石匠。他们多分布在农村,其中一部分跟随建筑业打制石条、石狮、石麒麟和各种石雕。

一般个体经营的木匠和石匠,接收亲友为徒工,随师学艺,学徒期三年,学徒期内不给报酬,徒弟多干些粗活。由于师傅多数技术保守,特别是一些技术“绝招",在本家内传男不传女,对徒弟不传教,那时有句“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俗话,因此,生产技术一直发展缓慢,常常出现艺人去世,一些“绝招"也随之消失。

四、印刷、造纸与艺术品本行业有印刷、造纸、泥塑、雕刻等行业,除印刷属机械生产外,其他均为手工操作,大部分是传统生产工艺。

1.印刷业民国时期,张掖的印刷已由回鹘的木制活字印刷,发展为铅活字印刷。当时张掖县政府购置铅印机一台、石印机三台,开办了一座小型印刷厂,除给政府印制各种文件、通告外,还印制广告、练习簿、票据、信笺等印刷品,并承担山丹、民乐、临泽的印刷业务。

2.造纸业张掖造纸历史悠久,但生产工艺落后,到民国时期仍沿袭传统的造纸术,以大麻、芨芨草、马莲、蒲草、旧棉花、破布等为原料生产土纸。其制造方法简单,先将原料粉碎,放进池内沤制,腐烂后经过碾压,再用带钉的木棒捣冲成浆,清水冲净后,用马尾编织的箩底框子捞浆,逛匀后捞出贴在墙上晾干便是纸。

用芨芨草、马莲、蒲草捞的纸,呈黄色或黑灰色,比较粗糙,一般用作包装纸、灰墙和烧纸;用纯麻、破布和旧棉花捞的纸,多用于书写,也可裱糊顶棚。农村的纸坊多为季节性生产,农忙务农,农闲捞纸。城区纸坊为固定性生产,城区据1941年统计,张掖造纸作坊有25家,年产细麻纸9万刀,草纸13万刀。

3.泥塑雕刻泥塑与雕刻为张掖传统艺术品。历代修建的寺院、庙宇,其神佛均由塑匠塑造。民国时期,农村翻修小型庙宇数十座,其神像由本地艺人塑造。泥塑艺人苌恒塑造的现代小泥人,祁永福的古装泥人,还有那积善的豆面人,深受人们的喜爱,在河西享有盛名。雕刻分木雕、石雕、砖雕三种,古建筑上多是雕龙刻虎,绘制雕刻山水、花卉、人物等,做工精细、立体感强,色彩古朴,典雅艳丽,艺术性很高。

民间建筑房屋雕刻门窗、屋梁、彩柱和飞檐翘角。张掖城设有三个雕刻铺面,主要刻雕印件和私人印章,并给单位书写招牌,书写字画在市场销售。

五、棉毛纺织民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交通运输受阻,人们的穿戴多由本地的织染业解决。因此,歇业的棉纺、织布、染色和毛织品生产者大都重操旧业,恢复生产。

1.棉花加工棉花加工业,民国时期多为手工生产,城区协和、复兴两个弹花厂和少数加工店铺已开始使用轧花机、弹花机,成为半机械化生产企业。棉花加工多分布在城区和农村集镇,如大满一、花寨子、靖安堡、乌江堡、龙首堡等地设有加工作坊。加工的棉花,一是供纺线织布;二是制作棉絮和防寒用棉。其经营形式大多为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自产自销。据1946年统计,张掖城区有38家,从业人员119人。拥有资金24645万元(旧币)。其中有两家小型弹花厂,是张掖早期的机器生产厂家。

协和弹花厂位于东大街。1937年,新盛堂老板马绍庭,仿制一台马拉木制弹花机,从业人员7人,年产能力1500担。1944年购置了两台半自动轧花机和一台弹花机,从业人员增至13人,年加工能力增至4000担,该厂为张掖早期机器生产企业。

复兴弹花厂由经营布匹的复兴商行于1945年在西大街小什字开办的小型工厂。该企业为前店后厂,系商业性生产企业。拥有轧花机2台,弹花机1台,从业人员7人,年加工能力为3000担,其产品自产自销,同时也从事来料加工。

2.棉纺织张掖妇女素有纺线织布的传统。到民国时期5城乡几乎家家能纺线,特别是农村妇女大多以纺线为业,从织布作坊领取棉花纺线,挣钱粮维持一家生活,织布作坊规定领一斤棉花交7~8两线,换回一斤米(小米)。有的自纺自织,城郊村庄有织机的一般占1/3,纺线织布极为普遍。1944年,张掖土布年产量达9万匹(每匹28~40尺,幅宽1~1.3尺),这种土布结实耐穿,深受人们的欢迎。到1948年,张掖城区从事土布织造的有245户,拥有资金2831.8万元(旧币)。

裕民纺织厂位于东街牛王庙。是1948年由绅士杨自廉等筹集资金,联合土布生产合作社的股东建立起来的纺织工厂。全厂拥有纺纱机12台,布机10台,毛巾织机10台,织袜机6台,从业人员100余人。主要生产棉纱、白布、毛巾、袜子。该厂为民国时期张掖规模最大的机器生产企业。1949年底,人民政府将裕民纺织厂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并投资69300万元(旧币)进行了扩建,扩建后白布年产能力达2000匹。改名为张掖县人民纺织厂,工厂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1年实际生产白布1920匹。是年12月,因库房发生火灾,将棉花、棉纱、成品和半成品全部烧光,无力恢复生产,县政府决定,在原基础上改建皮鞋厂。

南街织布厂1937年,由私人集资先后在南大街建立两座小型织布厂,每厂有职工15人左右,拥有多锭木制纺纱机8台,铁木织布机16台,其中:高机、腰机各5台,宽幅织机6台(蚂蚱腿织机),年产能力3000匹。

高机、腰机为张掖传统织布机,大多由妇女操作。腰机每人每天可织2丈,幅宽1.2尺;高机每人每天可织3丈,幅宽8寸到1尺。蚂蚱腿织机是民国时期从河南引进的,这种织机为铁木结构,性能先进,产量高,质量较好,织出来的布质地也较细。每人每天可织布5丈,幅宽1.3尺。其产品除在本地销售外,还外销临近县乡,远销新疆、青海、内蒙等地。

土布生产合作社1940年前后,张掖相继组织土布生产合作社4个,有职工78人,资金总额287600万元(旧币)。拥有高机、腰机和蚂蚱腿织机36台,织袜机20台。年产土布、宽面布5000匹左右,袜子年产量达70万余双。同时还生产帆布、毛巾、手套等。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中原地区的产品涌进张掖市场,因本地生产设备落后,产品质量差,销售不畅,经营亏损,到1948年底停产。

3.毛纺织张掖部分乡村为半农半畜牧区,毛纺业生产历史悠久。民国时期,毛纺织业有所发展,主要产品有褐布、毛毡、毡衣、毡帽、毡窝、毛衣、毛裤、毛袜、毛口袋、毛毯、地毯等。毛袜子为军用产品,其它为地方产品,均为手工制作。据1943年统计:年产毛衣、毛裤11200件(条),背心、手套、袜子45925件(双),毛口袋6500条,毛线21000斤。

毛纺织厂位于张掖南街福德庵,是由国民党驻军创办的军工企业,1940年底建成投产。主要设备有铁木结构梳纺机、捻线机各1台,毛织机20台,织袜机10台。生产工人100余人,其中技术人员随部调来,普通工人由当地招收。利用当地羊毛织造军用毛毯、毛袜子。年产毛毯1万条,毛袜子3万双。1949年张掖解放前夕,大部分设备被破坏,当地军工回乡生产。

个体生产业张掖毛纺织生产历史悠久,时盛时衰。到民国时期,由于中原地区连年战争,商品流通受阻,因此,褐布和毛线编织品再度兴旺起来。农村大都自产自用,也有利用农闲季节,用自产的羊毛,捻制毛线织成褐布、毛口袋和毛衣、毛裤、毛袜子、毛手套等,到市场交易。褐布,俗称“褐子"。以春绵羊毛为原料织成的,具有质软、结实、耐磨、保暖等特点,这种产品织作简单,将羊毛洗净后,用捻线砣捻成毛线,然后安装线架,放置经线,手拿木梭往返穿织,以木刀加固,幅宽9寸至1.5尺,每天可织20余尺。这种褐布不仅能缝制衣服,还能做被子。衣服一般不染色,做被子时,用茜草染成红色或紫色。毛线家家可捻制,大都自织自用。褐布生产专业户,除自行在市场销售外,由城区店铺收购。

城区店铺有的设前店后厂,收购羊毛,招收有织造能力的闲散居民生产褐布、毛口袋和编织毛衣(裤)、毛袜子、毛手套等产品。除在本地和邻县乡销售外,还远销青海、新疆等地。

4.漂染漂染是民国时期新兴的行业。清代以前,民间大多用茜草自染自用。民国时期,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了化工染料,张掖城区产生了漂染业。据1941年统计,城区从事漂染业的有31家,从业人员达408人。多分布在县府街,由个体或合资经营,可染制蓝色、黑色、红色、紫色、绿色和黄色。个别店铺还能手工套染印花布。新中国成立前夕,城区漂染业有17家,总资本为1014万元(旧币)。

5.皮毛制品(1)皮革制品皮革业张掖传统手工生产行业。据1943年统计,城区有皮革作坊46户,从业人员1230余人,有资金2130万元(旧币),其中:5万元至10万元者6户,10万元(含10万元)至50万元者28户,50万元(含50万元)至100万元者7户,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上的5户。农村多为流动匠人,村民称之为“皮匠"。他们没有资金,只有简单的制革工具,给用户加工车马挽具等皮革制品,收取加工费。

个体皮革业张掖城区皮鞋作坊,历代多集中于青年西街,因此,该街俗称为“皮坊街"。城区皮革作坊,一般用羊皮、狐皮、骆驼羔皮、豹皮做成衣;用狗皮、狼皮、黄羊皮、青羊皮、野猪皮做被褥;用兔皮、猫皮做帽子;牛皮多做车马挽具和皮绳、皮箱等。据民国33年(1944年)统计:张掖年加工各种皮货14000张,皮条3000斤,利用皮屑熬制皮胶16000斤。产品销往临近县乡和青海、新疆等地。

华丰皮革厂于1942年8月由西安人王仲魁和张掖人贾星吾、伊博仁三人筹集法币30000万元,在青年西街兴办,由西安人(河北籍)郭禄和出任经理。采取土法生产,主要生产皮衣、皮帽、皮鞋和车马挽具制品。产品除本地销售外,还远销兰州、陕西、青海、新疆等地。1950年元月,郭禄和与贾星吾、伊博仁分伙,各自另立皮革作坊。

(2)毛毡制品毛毡、毡衣为张掖传统制品。毛毡为土炕(床)铺用,具有隔潮、保暖、结实、耐磨之特点,深受用户欢迎。产品有3×7、4×6(市尺)两种规格。毡衣有冬暖、夏凉和防风遮雨雪的功能,为农村浇水、放牧之佳衣,活动时可穿用,睡觉时可就地铺盖,有防潮、御寒的作用,农牧民十分喜爱。

毛毡和毡衣为手工制品,制作简单,不用任何生产设备,只用竹帘、弹弓即可制作。将秋羊毛洗净晒干,弹匀后,摊在竹帘上,喷洒一定比例的水、清油和硫酸,然后卷起竹帘反复擀制而成。生产这种产品的匠人,人们俗称“擀毡匠",他们农忙务农,农闲三五结伙,走乡串户为用户加工,收取加工费。也有的匠人常年生产,在城区设立店铺经营。

六、服装鞋帽业1.服装服装行业,生产历史悠久。古代主要生产长袍、马褂、大襟、对襟男女绸缎衣衫等古式服装。民国初期,欧美国家的西服流传中国,古装逐渐少了,学生大多数改穿制服,而这种服装只有缝纫店铺才能加工生产,店铺大多集中于城镇。手工缝制逐渐被缝纫机所代替,年产量渐趋提高。

2.被服厂被服厂,军工企业,营级建制,位于张掖城南清明堂。设备与生产技术人员由兰州国民党军被服总厂迁来,普通工人从本地招收。该厂拥有缝纫机100余台,职工300多人,主要生产单、棉军装。年产草绿色(军官服)、杏黄色(士兵服)、棉装、单装各1万多套,棉大衣1万多件,白衬衣2万余件。1949年夏撤销。

3.服装店铺服装店铺,城区历代有之。民国时期由手工缝制开始向机械生产发展,产品也由古装向“西式"服装发展。其生产经营大致有两种:一是个体衣铺,一般为男裁女缝,或招用少量学徒,生产规模不大,但数量较多;二是服装店,一般是合资经营,设前店后厂,资金较多,规模也较大,少则十几人,多则数十人。据1947年统计,张掖城区服装店铺有68户,从业人员123人,拥有资金2685万元(旧币)。到1949年初发展到72户,从业人员达168人,有缝纫机76台,其生产经营多数自产自销,除少数自销外,也为商业部门加工。

4.鞋帽自古以来,城乡妇女大都会做鞋,一般都自制自穿。有的制作后到市场摆摊销售,也有的为城镇鞋铺加工,收取加工费。城区还有自产自销的专营鞋铺。产品有布鞋、皮鞋、毛鞋三种。布鞋分布底、皮底两种。据1941年统计,张掖制鞋业有17家,从业人员达836人,资本总额11万元(法币),其中毡鞋作坊6户,资本总额5万元,从业人员703人,年产“大加工"鞋6000双,产品除满足本地需用外,还远销兰州、青海、新疆等地。

制帽业是一种传统制作行业。民国时期,张掖有制帽作坊4家,从业人员23人,资本总额4万元,生产的产品有大礼帽、瓜皮帽(俗称“小帽子"、“缎壳子")、毡帽(亦称“牛吃水")等。大礼帽一般为官员、文人、豪富戴用;缎壳子一般老年人或帐房先生戴用;毡帽由农民戴用。产品主要销往本县和邻近地县。

宏昌毡鞋厂由李耀成(张掖人)等人合资于1936年开办的私营工厂,位于南大街(现百货大楼处),从业人员30余人。主要生产“毡窝"、地毯等毛织品。毡窝是该厂的名牌产品,产品有两种:一种名为“大加工"厚底高腰毡窝;另一种名叫“猫头儿"薄底低腰、平腰毡窝。年产能力约4000双。产品造型好,质地精细,结构均匀,名扬西北,除销本地外,还远销兰州、青海、新疆等省市地区。另外,该厂还生产地毡,这是张掖的早期产品,明清时期灭迹。宏昌毡鞋厂恢复生产,年生产能力1000平方米,由于产品价格昂贵,多为富豪、巨商和官僚们需用。在民国末期,宏昌毡鞋厂由于旧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负债过多,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停业。

鞋袜厂 鞋袜厂,多为国民党军工企业,位于城隍庙内。有缝纫机50台,军工200余人。该厂利用部队回收的旧军装作鞋底,生产单、棉布鞋。另外,还制作军官皮靴和长筒毡靴等。供驻河西国民党军队需用。年产单布鞋5万双,棉布鞋3万双、皮靴毡靴3200双。1949年撤销。

七、粮食加工18面粉面粉加工,在农村多用石磨,以畜力牵引,每天一盘石磨可加工4斗小麦。这种磨直径一般为72~80厘米,厚20厘米,分上下两扇,底扇固定;上扇设大小两眼,受牵引后上扇旋转,两眼便漏粮研磨,小麦研磨5遍即可。石磨一般中等农户都有,除自用外还供邻居使用,使用后将麸皮留给磨主。还有一种水磨,也是用石头凿制而成,它利用水的冲力而旋转。水磨底扇旋转上扇固定,其体积比畜力石磨大,直径为2米,每扇厚30~40厘米,每天能加工小麦5石(2000斤)。这种水磨只有地主、富豪拥有,来人磨面收取加工费。水磨比石磨工效高,安装在河流或长年流水的渠道上。到1946年,张掖有水磨17家,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张掖的新墩,大满和碱滩等地,仍有水磨从事面粉加工。

2.碾米张掖历史上就盛产谷子、糜子、稻子,碾米业较为普遍。碾米工具主要是石碾,其直径为5尺(市尺)多的圆形石盘,中间安一木桩,再装直径2尺左右的圆形石磙,用蒙眼牲畜牵引旋转,石盘与石磙上子母纹路互相摩擦,即可碾去粮食皮壳。农村大半一庄一盘,每天每盘可碾6~7斗。1947年,城区有石碾31盘。民国末期,城区碾米业有54户,拥有资金6700万元(旧币),多分布在自由巷、南大街、新民街和道德巷,为粮店和个人加工粮食。

3.榨油张掖古代主要食用动物油,其后转食用植物油。植物油分为胡麻油、菜籽油、棉籽油和麻子油。清代时期,西方输入毒害中国人的大烟,张掖农村有人种植,并利用大烟籽榨油,这种油吃起来很香,人们称为“花籽油"。民国时期,榨油设备有大铁锅、石磨、蒸笼、木支架、油站、油井、油缸等。其制作方法:先将胡麻籽、油菜籽或其它原料炒熟、磨碎,用马莲草套包成30~200斤的圆饼状,放入蒸笼中蒸一小时左右,然后十个为一榨,装进油井内,用二丈多长,直径三尺多粗的油站压木桩,再加木楔挤压,油就淌入井下的缸中。二榨油最优,头榨、三榨次之。一般小榨为一至二石,大榨三至五石。榨油工分为炒工、研磨工,包油工、油站操作工和其他杂工。榨油作坊多分布在农村,由地主和富豪经营,大部分利用农闲时间进行生产,也有常年生产的,但多属来料加工,油坊主收取麻渣或工时费,产品一般不外销。但是比较大的油坊,也收购原料,从事加工生产后,外销敦煌、安西、内蒙和新疆等地。据民国32年(1943年)统计,张掖这种油坊有29家,年产植物油67万斤。

4.酿酒张掖酿酒业历史悠久,明代诗人刘宽在《河西赋》中对张掖的酒有“嘉香涌醴泉,有酒如渑"的诗句,可见张掖酿酒业源远流长。民国时期,主要酿造黄酒、南酒和白酒。

黄酒以小米、麻黄、白酒为原料调配制作。其制作方法是将米放进布兜内,用开水冲淋,将其米过滤,除去杂质,加麻黄掺入409的白酒而成。张掖的黄酒名扬西北地区,有开胃、舒筋、活络、止咳之功效,为张掖的特产。

南酒以优质糯米为原料,用白糖为酒基,经糖化发酵而成。在制作过程中,加入红花、砂仁、当归、川乌、桃仁、官桂、山甲、五加皮、地骨、陈皮、大莫芋、何首乌等40余味中草药。这种酒色泽金黄,清澈透明,清香扑鼻,醇厚爽口,是别具一格的高糖度酒。据传这种酒,是汉代由中原传入张掖。由于它用泉水酿造,具有特殊风味,所以张掖南酒闻名于河西。长期饮用有健脾、开胃、利湿之功,有补益健身之效,特别对风湿病、妇女病有一定的疗效。1946年,张掖有南酒作坊3家,产品在河西广为销售。销售量几乎与白酒相等。

南酒的制作方法:先将糯米浸泡一昼夜后,上蒸笼蒸3小时,待米熟透后倒入大缸,加开水焖4小时,然后加入曲子和各种中草药,搅拌均匀发酵3天,掺入白酒再搅拌一周,存放半年后,便可过淋出酒。

白酒张掖古代就有烧酒的传统,城乡都设有烧酒坊,而且农村多于城镇。清代仅上秦乡东王堡一处就有酒坊八、九家。民国时期,张掖农村以何家酒坊最大,酒质最好。城区以蒙家和叶家最为有名。据1943年统计,张掖烧酒作坊达15家,年产量26万斤。

张掖白酒主要以青稞、大麦、糜子、谷子、高粱为原料配制而成。其制作方法是:先将粮食磨碎后加曲子拌匀,入窖发酵7天,出窖掺谷糠或稻壳,然后上蒸锅,蒸锅上加凸形铝质盖帽,上边再放一层下凹形铝帽,蒸气经凉水冷却便形成白酒,顺凸形盖帽边槽流入缸内,装坛后加盖密封,存放半年后出售。酒窖一般是平地挖坑,深度为1~1.5米,底部和四周用胶泥加一定的盐,和成比较硬的泥块砸实,这样便成为防漏的窖池。根据生产规模,可分为2吨、5吨、10吨窖池。

5.食品张掖食品生产历史悠久,品类繁多。民国时期,张掖有糕点、醋、酱油、豆腐、挂面、酿皮、粉条等数十种小食品。据1941年统计,张掖比较大的糕点铺14家,豆腐坊19家,挂面作坊32家,酿皮13家。在这些小食品中,比较有名并形成传统制作工艺的有皮家凉粉、陈家醋、王家豆腐、袁家油糕、赵家臊面、马家小饭等。尤其是张掖的鸡蛋清挂面特别有名,过往旅客都购买作礼品送人。仅蛋清挂面作坊就有15家,年产量达20多万斤。张掖还有驰名河西的果丹皮,当时年产量4500多斤。城镇食品作坊,多属前店后厂,自产自销。

制糖业清代至民国张掖产米糖。这种糖是以糯米、黄米为原料熬制而成的。其生产工艺为:将米淘净入锅加多于米十倍的水,温火煮熬2小时左右,将米汤撇出,加少量石灰澄清去杂质,然后加少量糖,搅拌后倒入模内晾干,便成为透明的糖块或糖片。这种糖香甜可口。后从内地传入甜菜,开始以甜菜熬制黑糖,其制作方法是:将糖萝卜洗净切成丝,挤压汁液进行熬制,便可成为黑糖。据1943年统计,张掖生产糖的专业户有9家,均为个体或联体合资经营。

八、建筑建材1.建筑民国时期,因军阀连年混战,全国局势动荡,建筑、建材业萧条。清末,张掖木塔被风摧倒,1925年,县政府筹资,名人、绅士集资,照原样以砖木结构重建。距今已有80多年,虽经1927年、1932年、1954年等多次大的地震,不少建筑物倾斜、倒塌,但木塔仍巍然屹立,建筑整体无异常,这说明设计合理,建造水平很高。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城市基本无大的建筑,不少建筑技艺高超的人才流落他乡或改行、衰老病死,一些建筑绝技因此失传。

2.建材建材业,主要生产砖、小叶瓦。民国时期,因政府苛捐杂税繁多和军阀民团的掠夺,建筑业趋于萧条,建材业随之衰落,只生产一些民间建房用的砖瓦、石灰。人民生活十分贫困,一般平民只能盖土房草房,砖瓦、石灰只有富家需用,所以幸存的建材业大多规模不大,产量很小。据1946年统计,石工仅22人,砖瓦窑两座,砖年产量仅有22万块。另外,有一些自制、自烧的土砖窑,生产时断时续。

九、其他行业1.陶瓷与雕塑民国时期,张掖制陶业生产的产品有陶缸、盆、罐、碗、盘、砂锅、砂罐和砂勺,还有建筑用的陶砖、陶管等。其中以砂锅最为有名,如马明鉴生产的砂锅造型好、光滑耐用、无砂眼、有“马家砂锅"之称。民国末期,其子马铎继承父业,从事砂锅生产,年产量1万个左右,产品在河西享有盛名。

2.编织张掖人民自古就利用当地盛产的芦苇,编织苇席和稿荐,擅长用荒沟、野坡和山区地带生长的芨芨草编织筐、篓、筢子和盛粮囤子秋天从沟岸、沼泽地生长的柳棵子上剪彩柳条编织簸箕、篮、筐子。这些编织品,除稿荐用于建筑外,其余都是生活日用品。有的被商业部门收购销售,有的自编自销。

3.原料加工业张掖资源丰富,盛产药材、皮毛等畜产品。民国时期,由于工业、手工业不发达,加工生产能力很低,各种原料大量积压,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地方官僚乘机压价收购,经过粗加工后,转运内地进行精加工,大发橫财。当时规模较大的有孔祥熙的乾沅商行,宋子文的扬子公司、国民党驻张掖军阀的实业公司和富华公司。第三节清末民初自然灾害对张掖经济的破坏和影响清末民初,河西地区连续发生干旱、霜冻、冰雹、大风、沙尘暴、地震等自然灾害,其中以旱灾发生次数最多,地震破坏性最大,受灾面积之广、灾情之严重都是罕见的。

一、旱灾张掖位于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跨越了三个不同类型的气候区。这里水汽缺乏,空气干燥,太阳辐射强,蒸发量大,降水不易形成。祁连山区虽有冰川积雪,但由于温差较大,形成夏季炎热,冬季酷寒。每到春季,气温回升缓慢,河水径流量明显不足,导致干旱气候恶性循环。民间素有“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之说。清末三年两头旱的情况在河西各地接连发生,史书中“春夏亢旱"、“连年荒歉"、“颗粒无收"、“赤地千里"的记载随处可见。

1907年至1909年,甘肃全省大旱,三年中出现了连续995天“旱魃为虐"的日子,以至于“不独无粮,且更无水",“牛马自仆,人自相食"。

民国前20年间,河西地区仍然年年都有不同程度的旱灾发生。清末以来的灾情并未缓解,生产无力恢复,更大的灾难接踵而至。

1927年(民国十六年)至1929年(民国十八年)连续发生了三年罕见的特大旱灾。河西灾情最为严重。据记载,1927年全省“受灾达五十余县"1928年“全省五十余县空前大旱。自陇东以迄河西均在不能下种,夏又亢旱,寸草不生,禾稼全枯。实为甘肃空前罕见之奇灾,饥民蹄饥号寒,哀鸿遍野"。

就在广大人民生活濒临绝境之际,至今仍使老一辈人心有余悸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特大旱灾又发生了。

由于前二年旱情的严重,到这年夏收前,树皮、草根、麸皮、油渣均被食尽。“人相食,十室九空,妻离子散",绝大多数牲畜因缺乏草料被饿死,所余也被饥民杀吃度荒。

二、民国年间河西的三次大地震民国前20年间,河西地区灾难重重。特大旱灾、军阀混战已造成经济停滯、民不聊生的局面。从1920年至1932年的12年中河西地区又受到三次强烈地震的影响和危害。其中1927年的大地震破坏性最大,人员伤亡,牲畜损失、农田毁坏、房屋坍塌,水利设施以及一些古建筑被破坏的程度极为严重。

1920年(民国九年)12月16日18时30分,甘肃58县发生里氏8.5级强烈地震。震中在北纬36.、东经105.的海原、固原一带(当时属甘肃辖区),烈度为12度,震区面积2万平方公里,波及面积170万平方公里。

1927年5月23日5时40分,武威、古浪一带发生里氏7.75级强烈地震,震中在黄羊河与杂木河之间的祁连山区沈家窝铺至冬青顶一带,北纬36.75“,东经102.。地震发生时震动轻微,相隔40分钟后,来势凶猛,地声隆隆,天昏地暗,顷刻之间山崩地裂,房屋倒塌,人喊畜叫。

据记载:地震中张掖县震倒房屋多间,死135人,压毙牲畜甚多;临泽县倒塌房屋千余间,死10余人,死牲畜250余头。

民国前20年间,河西地区连续发生的特大旱灾和破坏性地震,严重影响了近代张掖经济的开发,导致了社会的全面衰退。具体表现为:一是灾民大量死亡,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二是土地荒芜,粮食减产,生产生活资料遭受到严重损失和破坏。三是历代开发成就惨遭破坏,损失重大。四是加剧了张掖人民的贫困和社会的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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