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推行“战时财政"，逐渐形成了以通货膨胀为手段平衡财政收支、弥补赤字的政策。抗战初期的两年内，通货膨胀较慢、物价上涨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从1940年以后，经济形挚势迅速恶化。物价飞涨。
国民政府又大规模征兵，三年内每年征兵50万人，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直接影响生产。同时，在各省修建军事设施，运输军需物资，大大增加了军费，并使消费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从1939年到1941年，政府总支出增长3％5倍以上，其中国防开支占国民政府总支出的73％，政府入不敷出，赤字惊人。
除了政府对于货币的过量需求外，流通过程出现了大量投机活动。面对物价飞涨，投机商纷纷囤积工业原料及其它商品，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民众家里普遍储存粮食和其他消费品，把手中货币换成实物以保存价值。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加剧了供求矛盾，物价进一步上涨，造成恶性循环。时局艰难、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到1941年越南和缅甸被日军侵占后，国际对华援助的通道全部阻断，外援尽失，国民政府处境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抗战8年，国民政府平均正常年税收收入只占年支出的205，庞大的财政赤字只能靠内外债和增加发行货币来支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张掖虽远离战区，但经济因历史条件的局限，发展举步维艰，严重停滯。
第一节抗战时期张掖农田水利建设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在开发大西北的呼声中，一些有识之士在强调开发西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同时，指出优先发展农田水利建设。当时在张掖进行农田水利建设还基于两方面的考虑：
其一，1937年3月，军阀韩起功调用4个营的兵力从大堵马、小堵马、酥油口、龙渠口进入祁连山，大肆砍伐森林。大堵马砍伐松树15万株，黑河口砍伐22万株，其余各处都砍伐10万株，致使降水量减少，雪线上升，水源、森林遭到严重破坏。渠道不能及时整修，支离破碎，淤积严重，影响通水。如沤波渠，在黑河河床流经沙滩，淤塞严重，二支渠又被压断，无法引水灌田。“三十里的河湾，四十里的拐弯，水还没有流到，就被黄羊兔子咋干"的农谚，足以说明水利工程遭到破坏。
其二，1935年，学者张其昀发表了《甘肃省河西之渠工》的论文，他认为“河渠为河西之命脉，土地水至为良田，水涸为弃壤，有灌溉之利即成平畴绿野，否则为荒凉不毛之沙漠。昔日谓极无黑河则无张掖肃，推而广之，也可谓无河渠则无河西，河渠不但为养民之源，尤为卫国实边之效。渠为人工河流，人类适应环境之成绩，在此得一极显著之例证"。他认为祁连山冰川积雪丰富，河西土地再平坦广阔，土壤再如何良好，如果没有可以引水灌溉的河渠水利工程，便不能让水尽其利，地尽其力，国计民生有所依。
1941年，近代学者慕少堂在《甘州水利溯源》中通过对甘州52渠的论述，强调保护森林，涵养水源，认为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水源，初步认识到生态保护重要性问题。此外，他还提出关于筑坝蓄水、改良水源、凿井取水、修筑谷坊、修建坝工、改善渠类的许多积极建议。这些理论和认识的提出，为以后的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可资吸取的经验。
一方面是军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是专家学者对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呼吁，而这些呼声引起了有关当局的重视和支持。
1942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草拟河西水利十二年发展规划，认为“河西水利，军事、政治上之价值重大”。同年在蒋介石巡视甘肃后，核定以十年为期，由国库每年拨专款1000万元用以建设河西水利。
1943年3月，甘肃省政府在张掖设立了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张掖工作站。
张掖工作站自成立之日起，下辖张掖、临泽、高台、鼎新、民乐、山丹六县的水利农林牧事业，乡村管水人员由清代的“农官"改称“渠长"。张掖工作站成立后，对辖区内水利形势进行实地勘察，如首先对张掖的盈科、大满、小满以及高台的十坝等旧渠进行了勘察，然后对上述勘察后的旧渠整治修编计划，内容达32条之多。其后在1944年，又对张掖境内将要兴建水库的地址进行实地勘察，深入祁连山，勘察黑河水系各河流适宜建造水库的地点。经过初步勘測，认为肃南红湾寺、高台马尾湖、拉东峡、油葫芦、二珠龙等水口可以建造水库，同时对民乐境内的无虞、义得、明洞等10渠进行勘察。1946年6月至7月，河西水利工作总队在张掖境内祁连山进行水库建设方面的勘察工作，如勘察了民乐县境内出祁连山口六大坝水渠的现状，对马蹄河、泉沟、大草滩等地的控洪、蓄洪水库预建的情况进行勘察，对临泽县梨园河拟建水库的勘察工作。次年，又完成昔喇渠、大满渠、海潮坝河、大都麻河的勘察工作，并编制了上述已勘河渠的修整计划。勘察结束后整修旧渠达32条。张掖农田水利建设在这一时期较之以往有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对计划兴建的水库、河渠工程，进行了科学測绘和实地勘察，而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二是对兴建的水库和水渠，都是在经过实地勘察的基础上，编制了相应的、必要的计划与规划，对工程的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可行性论证。这些计划和规划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虽然没能全部实施，但为后来的兴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参考。三是有专门的水利建设部门进行指导，配备了一定的专业人员，使得管理机构日趋规范，人员分工合理。四是从科学或生态保护的角度对农田水利建设有了更新的认识，尤其是对水文測量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第二节“工合"组织与山丹培黎学校对抗战经济的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世界反对侵略、拥护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相继开展广泛的援华活动。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抗战与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同各同盟国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协同作战，直至1945年8月取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们把支援中国抗战当做自己的职责，当作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任务。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史上留下了辉煌的篇章。
这一时期的张掖也因为创建了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而与全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全国、全省、特别是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留下了深远影响。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前身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领导人路易．艾黎等1940年在陕西凤县双石铺创办的中国工合培黎工艺学校。因此，对抗战时期所做出的贡献都要归功于中国工合运动的发展以及路易．艾黎的辛勤努力与无私奉献。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运动），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几位外国友人倡议，通过一些著名爱国人士和各派抗日进步力量共同推动，在全国兴起的一个以坚持抗战为目标，采取合作社方式，组织民众进行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抗日自救活动。工会组织在克服战时经济困难、支援长期抗战、争取国际援助，特别是在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抗战经济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1938年12月，中国“工合"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路易．艾黎为技术顾问，宋庆龄为名誉理事长。为了推动“工合"运动的健康发展，路易．艾黎走遍中国16个省区，行程3万多公里，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短短两年中，“工合"在全国各区办事处所属72个“工合"事务所推动下组成了3000多个工业生产合作社，安置工人3万多名，向前线输送了50多类500多种支前物品，为抗战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可以说中国工业合作组织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
第一，抗战前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本集中在沿海及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抗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工业比较集中的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各地，并大肆进行掠夺与破坏，中国工业遭受严重打击，使得后方军用与生活物资供应紧张。
第二，大批技术工人，因日军的占领而失业，他们与成千上万背井离乡的难民一起逃往内地，为后方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同时这些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有人出面领导大家生产自救，所以将他们组织起来也就成为必然。
第三，抗战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从东南沿海逐渐向西移，外国商品也因战争原因不可能大量输入，从而减少了竞争。同时，也迫使中国的半殖民地经济走向自主自给，这都为“工合"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第四，为支持长期抗战，必须重建国防经济基础。由于战争时期的条件限制，建立大机器工业已无可能，而利用各地有限条件，发挥失业工人和难民的力量，从事简单易办、见效快的小型工业或手工业生产，以解决军需和民用，便成为可能。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因素，才使工业合作社这一富于机动性的战时经济组织应运而生。
因此，工合运动的开展对于战事经济建设，坚持长期抗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首先，工合运动有力地补充了战时经济的不足。各地兴起的工业合作社，及时生产出大批军需和民用产品，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当时商品供应的紧张局面。整个抗战期间，工会组织的工作区域涉及到全国18个省区，援助了20余万失业者和难民。这些合作社从事的业务主要包括了纺织、服装、化学、矿冶、机械、五金、土木、卷烟、制糖、印刷、燃料、手榴弹、军服、农具等各类军用和民用物资的生产。由工业合作社制造的纺织、榨油、印刷、农具等各种大量的日用商品一方面源源不断运往抗战前线，同时也销往后方市场，弥补了内地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使工业合作社成为战时中国经济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其次，工会组织帮助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在克服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政府对工会组织的支持，主要局限在国民党统治区，其拨给工会组织的经费几乎全部是资助国统区的工业合作社。但是参加工会组织的爱国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终于使工合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开展起来。陕甘宁边区、皖南等地的工业合作社的产品极大地补充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的不足，从而为抗日军民克服经济困难，争取经济形势好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三，“工合”组织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经济建设的有用人才。最先开展“工合"运动的西北地区，建设之初就注意到合作社年轻学徒工的培育训练，他们把教育与生产、人才与建设和“工合"运动的发展联系起来。当“工合"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之后，各地区的“工合"组织也都纷纷办起各种类型的训练班、培训班，培养和训练工人。“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还在成都办起一个“工合"研究所，主要从事工合业务的理论和实际的研究，出版有关的书籍刊物，直到“工合”运动的深入开展。“工合”运动中建立的“工合”小学、“工合"训练班、社员学校、培黎学校等，都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民众教育。特别是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对学员实行半工半读制度，使他们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得到发展。至于“工合"社员，他们是直接的参与者，在经常的开会、学习、实践中，他们接受了更多的民主教育和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他们不仅是当时“工合"运动的中坚力量，而且在日后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工合"运动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支持和援助。“工合”运动是由几位国际友人倡导发起的，在成立过程中又邀请了国内各党派、各界名人担任工合总会的理事等职位。他们不仅在国内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利用他们的影响在世界各地广泛宣传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意义，以及“工合"组织对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作用等。一方面是中国“工合"运动得到了国际合作组织的指导，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无私援助；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地位。整个抗战期间，海外为“工合"组织的捐款总数约在500万美元以上。
同时为了培养技术人才，“工合"组织开办了不少技术学校，但由于日寇的轰炸，国民党的破坏，这些学校都先后关闭。其中只有陕西双石铺，随后迁移到山丹县的培黎工艺学校保留了下来。1944年10月，路易．艾黎来到山丹，亲自选定山丹发塔寺为校址，并在周围租了一些民房，把第一批来自双石铺的学生带进宿舍和教室。同年年底，乔治．何克带领其余师生徒步向兰州进发，再转乘俄式“羊毛车"抵达山丹。师生们在破庙里安装机器，第二天就开始上课。从此，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在河西深深扎根。
培黎工艺学校迁到山丹以后，其办学宗旨仍然不变，为“工合"培养技术人才，并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来培训中国青年一代，同时为中国农村发展工业探索解决技术人才的途径。学校所有的学生根据年龄大小和进校时间的长短实行分班，一半时间上课，另一半时间参加生产实习。这种半工半读的新式教育方式，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生产实习在校办工厂内进行，按组编制有动力组、运输组、纺织组、玻璃组、化工组等20组，另外还有农场、畜牧场、煤矿、医院等。其中动力组用锅炉发电，解决生产照明问题；运输组承担校内外的运输任务；測绘组对山丹全境与张掖各县的矿藏、水利、土地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勘察，并采集了不少标本；农场师生，在艾黎带领下凿井开渠，截引地下水，开垦荒地3000多亩，并在山丹四坝滩兴建了可浇地60000亩的灌溉工程。其他校办工厂各组生产的产品，如纽扣、布匹、毛毯、毛巾、纸张、皮革、肥皂、粉笔、粮食、蔬菜等，除保证学校自给外，有些还能到市场销售。
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工合"，而“工合"经费主要来自欧美等国际进步团体和国际友人的捐助。这里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穷苦大众，其中有不少是孤儿和灾童。山丹培黎学校的教师，则主要是艾黎通过各种关系请来的外籍教师，其中有美籍机械工程师易斯莱，加拿大籍电气工程师严立地，新西兰著名医生斯潘塞，农业专家魏美司与艾启赫，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奥地利纺织专家哈德，美国《生活》杂志社著名记者甘沛霖等。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生活、工作条件下，为培养中国学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其中英籍教师乔治．何克因长期操劳，于1945年7月病逝，年仅30岁。他在弥留之际用中文写下了“我的一生都献给培黎学校"的遗言，令人感动至深、难以忘怀。
长期主持山丹培黎工艺学校的路易．艾黎更是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学校。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与广大师生同甘共苦、共命运，既要主持校务工作，又要安排师生生活；既要多方筹措资金和器材，又要和国民党反动当局巧妙周旋；既要不断扩大办学规模，又要保护师生的安全。因此，他对山丹培黎工艺学校乃至山丹，产生了特别浓厚的感情，同时也对抗战时期张掖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第三节抗战时期交通运输的发展对张掖经济的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各省相继沦陷，国家处于海上封锁状态，大西北和大西南成了抗日的后方。为了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在西南修了滇缅公路和中印秘密公路，接受英美等盟国对我国的援助。在西北，由于1937年8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方决定在经济和军事上给予中国抗战巨大的援助。在此情况下，河西地区的战略地位显得空前重要，特别是公路建设更为突出，由于当时，苏联援华物资已从阿拉木图向乌鲁木齐起运，国民政府随即电令甘肃省主席贺耀祖以最快的速度整修甘新公路，为战略物资的运输提供最大的方便。
甘新公路是从甘肃兰州至新疆的唯一交通要道，它是丝绸古道的中段。在中国古代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这一交通要道曾为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贺耀祖受命后，以省政府的名义组织了一个甘新公路工程总队具体负责施工，同时保荐控制河西地区的马步青为甘新公路督办，以便得到马的协助与支持。甘新公路建成通车后，打破了张掖交通闭塞的状况，再加上张掖抗战后方的地位，经济开始复苏。苏联援华物资的运输车源源不断经过张掖，西北汽车运输公司的货车和客车，私人的商车，也到达张掖。张掖设立了汽车站，有了汽车修理厂。张掖的农产、畜产品、副产品大量外运，刺激了张掖的农业经济。抗日战争期间，张掖的社会秩序，与军阀混战时期相比较，出现了相对的稳定。
1937年禁种鸦片，农民解除了种烟之累，增加了农业的投入。在抗日战争时期，张掖的农业得到了稳定缓慢的发展，速度高过人口的发展。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仅张掖县总播种面积就发展到646，647亩，各类作物的播种面积和产量为：小麦191020亩，277057石，大麦18438亩，25435石，青稞65789亩，91700石，豌豆4018亩，4965石，扁豆130亩，167石，谷子147700亩，213993石，糜子114536亩，163744石，蚕豆18265亩，29954石，燕麦111亩，398石，荞麦9281亩，9305石（以上谷物全计579190亩，860041石）洋芋30786亩181485担，胡麻23256亩，13163石，棉花10625亩，1567担，大麻129亩，142担。其他2261亩。
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农副产品和药材产量连年增长。1943年，全县年产发菜7万斤，蘑菇128万斤，白瓜子5万斤，辣椒8万斤，大黄10万斤，甘草821万斤。羌活7万斤，杏仁9000斤，车前1000斤，柴胡1500斤，苁蓉1400斤，锁阳300斤，红花500斤，荆芥122万斤，枸杞500斤，麝香32斤，鹿茸40斤。
在抗日战争后期，张掖县的自耕农占622371，半自耕农占252541，佃农占122091.租佃形式为谷租和分租。
抗日战争期间，有识之士已在张掖推广农业技术。1942年，张掖已有农业推广所、农业试验场、张掖中心苗圃、农校等农业科技机构，在张掖进行农业生产试验和农技推广，改良品种，种植棉花和甜菜，防治病虫害，成为张掖科技兴农先驱。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张掖人民带来了喜悦和希望。张掖的农业生产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势头。经统计，1946年，张掖县的总播种面积达到了67万亩，比1945年增长92651，是张掖县民国时期播种面积年增长率最高的一年，谷物播种面积达到6024万亩，谷物总产量达到897237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