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得哥尔摩沿欧洲E18号高速公路去挪威首都奥斯陆，行程560公里。据行前介绍，沿途可以欣赏北欧田园的秀美风光，因此，对这并不短途的旅程充满期待。可是，天公不作美，我们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登车启程。上路后，雪越下越大，能见度越来越低，不多时，车窗外能见到的只是白茫茫的原野。由于天气寒冷，雪花落在雨刮器上逐渐结成冰冻，直接影响到刮雪效果和驾驶员的行车视线，车子要不时停下来清理雨刮器上的冰冻。更加糟糕的是驾驶员不时要接打手机，他正在处理与太太的离婚问题。这样恶劣的天气和冰雪道路，放在国内高速公路上早已是封道停驰了。此时此地，驾驶员阿德却不以为然，他说北欧人习惯了恶劣的气候，在高速公路上雪地行车，是北欧人最基本的驾车技能。看着他泰然自若的驾车动作，不时接听手机或是悠然地抽着香烟的神态，我的脑海中油然浮现出两个形象：古老的北欧海盗和现代出走的娜拉。一路风雪兼程的担忧和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这两个形象的陪伴，我们终于走进了奥斯陆。
（一）
奥斯陆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既有海滨城市的旖旎风光，也有被高山丛林烘托出来的雄浑气势。这里与航海有关的博物馆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三个：即海盗船博物馆、海洋博物馆和航海博物馆。我们参观了其中的海洋博物馆。馆内陈列了大量实物资料和历史文献、图片，包括不同时期的航海模型、船只标本、船上设备、船员用品，对挪威航海的历史和发展演变过程作了一个全景式的再现。馆内大屏幕立体声电影，向我们介绍挪威人如何利用海洋资源、如何利用航海技术，是历史、现实和文化遗产的艺术再现。这三个博物馆中最著名的是海盗船博物馆，但就知识性而言，最受益的应该是海洋博物馆，它系统地反映了挪威传奇的航海文化风采。
公元8世纪到11世纪，维京海盗四处征战，令欧洲各国闻风丧胆，欧洲史书上将这一海盗肆虐的时期称之为“维京时代”。“维京人”指的是住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北欧人，也就是今天挪威、瑞典、丹麦人的祖先。他们体格魁梧，胆识过人，纵横在海岛之间以捕鱼和狩猎为生。后来，这些贫穷、剽悍的维京人发现抢掠比渔猎更容易致富。当满载珍宝和女人的海盗船返回家园，受到维京人羡慕和赞赏的时候，出海抢劫便取代了渔猎生活，成为一种时尚。于是零星随意的抢劫变成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海上生意”，氏族的领袖变成了海盗英雄。在这些强悍的海盗中，尤以挪威人为最，号称维京最后英雄的哈拉尔德，建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盗”王国，创建了今天的挪威首都奥斯陆。
对于英格兰、爱尔兰和许多欧洲国家，维京海盗是一种可怕梦魇。公元793年，英格兰著名的林德斯法尼修道院被洗劫一空，而爱尔兰遭受的袭击远比英国多的多。挪威海盗8世纪末开始渡海侵扰爱尔兰，后来他们占领了大片的爱尔兰土地，直至公元934年，攻占现在的爱尔兰首都都伯林，海盗王变成了都伯林国王。维京海盗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行抢掠之事，在东欧，如俄罗斯，维京人以贸易为主，并在此建立了贸易基地基辅。在这里他们是出色的贸易商人。除却海盗和贸易，挪威人还是出色的航海家，凭借他们的冒险精神和航海本领，他们成为第一个通过北极冰洋的人，成为第一个登陆南极大陆的人。因此，有人说维京人是在他们无法贸易的地方，是在那些把他们当作野蛮人的地方，尤其是仇视他们的基督教地区，他们才成为狂暴的征服者。攻打教堂，杀害僧侣，夺取教堂中的不义之才是一种历史的反抗。
走出海洋博物馆，望着静静地停泊在水中林立的墙桅和风帆，我忽然想起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俗话。挪威出海盗大概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分不开。挪威领土南北狭长，三面临海，海岸线异常曲折，长达2万多公里。沿海有多达15万个岛屿，被称为“万岛之国”。挪威地理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峡湾。一万年前结束的最后一次冰河期间，挪威的大部分土地被冰川覆盖，冰川缓慢移向大海，同时摩擦陆地上的岩石，冰川的万年移动把陆地切割成U型陡峭的谷地。以后冰川融化海水趁机侵入，形成世界地理奇观。也许是岛多湾深的地理特点造就剽悍沉静的性格，也许是大海梦幻般风光激发的冒险幻想，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挪威人，天时、地利加特有的性格，于是一代海盗枭雄诞生了。想到这里，眼前那林立的墙桅和风帆已经化作大西洋中一队队海盗船：浅浅狭长的船体，装饰有“龙头”高高仰起的船首，漆黑的骷髅旗下站着手持沾满殷红鲜血的长柄斧头的海盗，他们身边是满船耀眼的黄金、珍宝和哭哭啼啼的女人。
关于挪威海盗形象和精神的描写，历史上文人多有褒扬。易卜生的剧作《海尔格伦的海盗》，将海盗领袖塑造成具有性格魅力的英雄；拜伦的《海盗生涯》将海盗形象诗化成一种绝美的豪放。今天替这些海盗粉饰和鸣怨的人仍大有人在，但是不管他们如何被罩上一层悲壮、传奇的光环，给人更多的还是野蛮与血腥的感觉。挪威人对那段谈不上光荣的历史并不回避，也不忌讳自己的民族历史上特有的海盗文化烙印。为此，他们在奥斯陆建立了海盗船博物馆。馆内那三艘巨大的海盗船默默地诉说着奥斯陆海湾海盗的历史，它激起人们丰富的想象：它的辉煌传奇，它的腥风血雨，它的褒扬批判，它的……。
今天，海盗的盛衰荣辱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仍然能感受到挪威人如祖先那样胆大、豪放。在奥斯陆，你不经意地抬头就会看到霍尔门考伦山上耸立的那座跳雪台。它是最具挪威体育特色的形象标志。每年三月，拥有100多年历史的霍尔门考伦跳雪台，都会举办精彩刺激的跳雪节。从100米高的跳雪台上出发，做出各种优美的姿式，把自己从空中抛掷出去，没有勇敢和冒险精神的人是绝对不敢做这种游戏的。最初的跳雪台规模比较小，跳出的最远距离只有21.5米，后来不断改建，跳出最远的记录不断刷新，据说最新记录已超110米之远。现代的挪威人仍然以和平竞赛挑战极限的方式，再现祖先的冒险风格。
从高山跳雪台下来，我们遇见了一位年青的滑雪女士，在向她表达了我们对她勇敢精神的赞美之后，她很高兴地与我们一一合影留念。霍尔门考伦山中还有一些造型精美的木质房屋，据说其中有一些是基督教堂。当年维京海盗在欧洲大地上洗劫教堂，有人说，那是因为维京人仇视压抑、迫害并视他们为野蛮人的基督教。但是在挪威中世纪的二百年间，基督传教士在挪威的土地上先后建造了一千多座教堂，现在保留下来的仍有28间，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也在告诉人们，当年横行欧洲辉煌而又血腥的海盗文化最终还是衰落了、消失了，已被融入到基督文化的大欧洲体系中。今天的挪威已经变成一个繁荣、美丽的文明国家。2005年奥斯陆的生活水平指数超过东京，居世界之首。富裕起来的挪威人似乎没有忘记历史，挪威人均对外援助额度居欧洲之首。他们也许是在以此补偿祖先对人类的历史欠帐呢。中午，我们在奥斯陆市政厅附近的一家餐馆用餐。用餐前，我们以市政厅为背景摄影留念，因为奥斯陆市政厅是每年一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地方。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祝愿繁荣、进步的挪威，海盗的传奇永远是一个古老的历史故事。
（二）
挪威的海盗历史耐人寻味，而挪威当代的女性政治也是一道风景线。资料显示挪威的女性内阁成员比例已达到40%，女性议员的比例超过30%。追溯形成这道风景线的历史原因，很容易使人想到被称之为“妇女独立宣言”代言人的娜拉。
娜拉是挪威著名戏剧作家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剧情梗概是这样：娜拉和海尔茂是一对夫妻。结婚时海尔茂地位低、收入少，为了多挣钱，他拼命工作以至患了重病。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又不想让自己重病缠身的父亲增加烦恼，娜拉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瞒着丈夫伪造父亲的签名，向银行职员柯洛斯泰借了一笔钱。凭着这笔钱，全家到意大利，让丈夫恢复了健康。海尔茂病愈后，全家回到挪威，夫妻生了三个孩子，海尔茂也荣升银行经理。海尔茂因为不满意职员柯洛斯泰的工作要解雇他，这位当年娜拉借款的当事人，以伪造签名的事情要挟，要求娜拉为他向海尔茂求情。但是海尔茂决心已下，最终柯洛斯泰的举报信投进了信箱。伪造签名在当时的挪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海尔茂看到信后，恼羞成怒，雷霆大发，斥责娜拉下贱、无耻，毁了他的前途，甚至对她的寻死也不表同情，反而说她是装腔作势。后来柯洛斯泰自动退回借据，海尔茂知道风险已过，又恢复了对娜拉的温存。娜拉却由这场风波中认清了丈夫自私、虚伪、怯懦的人品，认清了幸福生活的本质，认识到8年的夫妻生活中，自己不过是丈夫的一个玩偶。她也不再崇拜过去心中的偶像——宗教、法律、家庭和伦理道德，“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可我不相信那些法律是正确的”，“现在我只信我首先是一个人”。娜拉决心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为了“至少要学做一个人”，要寻找“人的价值”，于是她毅然走出了那个“玩偶之家”，随着“砰”的一声门响，娜拉出走了，大幕落下了。
娜拉出走后将会有怎样的命运，这是戏剧大师易卜生留给世人的一个悬念。易卜生是挪威最著名的戏剧家，也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和画家。他一生创作26部戏剧作品，是继莎士比亚之后，个人作品上演最多的戏剧家。《玩偶之家》奠定了他在世界剧坛的地位。1907年，他的作品开始翻译传入中国。《玩偶之家》由国人排练演出，对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23年，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说。他指出，娜拉走后有三种可能，一是堕落，二是回来，三是饿死，但都不好，唯有通过韧性的战斗，求得学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从而在家庭和社会获得男女平等的权利。
2006年，易卜生逝世100周年。易卜生百年之后，挪威的娜拉已经走出了一片新天地，不仅在国家机器中处于主人地位，在家庭中的角色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们有事业和工作，因而有经济独立能力，用自己的收入分担家庭的开支，她们要求家庭中的男方分担家务和照料孩子的工作。她们的婚姻观念更是有点另类：不结婚而只与男人同居；只生孩子不结婚；结婚不要孩子；同居和多次结婚等。凡此种种是权力，不应该受到社会干涉和指责。陪行我们的瑞典籍华人阿德，不经意中说出了他的家庭中的现代娜拉故事。阿德是广东的一位农家子弟，1986年，他16岁，随嫁给瑞典人的姐姐去了斯德哥尔摩。在和我们的一路随行中，他只是说孩子他妈，而不称太太或老婆。起先，我还认为是广东地区农家的习惯称呼，后来才知道他有三个孩子，但是从来没有结过婚。因此，从法律上说他不能称呼太太。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与外国人生的。他说当时只觉得和外国女孩在一起挺好玩的，没有经验，直到女方怀孕。怀孕的女方坚持要将孩子生下来，但坚持不结婚，后来他们分手了。第二个女人和他同居了8年，生了两个孩子，他们仍然没有结婚。现在，女方有了新的意中人，提出了分手的要求。一路上，阿德手机声常常响起，他们正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件事。阿德说起这件事很坦然，为生计经常离家奔波的他，需要有人照料家庭和孩子，但是面对女方的要求，他说只能尊重。他没有国内家庭将要解体时、受到伤害的男方所常有的那种愤怒和烦恼之情，我说他已经被娜拉调教成熟了。
奥斯陆城内有一座占地80公顷、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维格朗雕塑公园，是挪威著名雕塑家维格朗花费近40年的心血奉献给挪威人的思想、艺术精品。公园内有192座雕像和650个浮雕，这些雕塑作品大都是裸体，反映的主题是“人生”，由“生命之桥”、“生命之泉”、“生命之柱”、“生命之门”四个相对独立的景点组成。因为对雕塑艺术知之甚少，走过生命之桥和生命之泉也就是看看热闹，但是在生命之柱下我们被震撼了。生命之柱是由一块重达270吨、高达17米的花岗岩柱雕刻而成的。柱上有121个神态各异的男女首尾相接，向上盘旋，展现了他们博击人生的“众生像”。生命之柱基座四周被众多的裸体雕像群组环绕，表现的是亲情、友情、情爱、性爱。登上生命之柱基座向北眺望，映入眼帘的是“生命之门”，这是生命由此走向世界的女性图腾。虽然不懂雕塑艺术，但生命之柱和生命之门的形象思维似乎是在告诉我们，两性平等结合才能创造生命和生命的价值。挪威人用他们构思绝妙的作品又一次将男女平等的宣言写在了挪威的土地上，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来此品味。
从挪威出走的娜拉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北欧人影响是巨大的。当今，北欧是世界上男女平等程度最高的地区。联合国用来衡量女性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性别权力度”（GEM）指数，2003年度列入全球前五名的就是五个北欧国家。北欧政坛上的女性政治家，不象登上南亚国家权力之巅的那些女性领导有着显赫的家庭、政治和历史背景，她们没有背景，靠的是政治主张和个人性格魅力。芬兰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芬兰曾一度成为同时由女性分别担任总统和总理的国家，内阁中，女性成员占一半以上。2001年哈洛宁当选芬兰总统，和传统的西方主流社会相比她属于另类。她没有宗教信仰，而芬兰只有4%的人不信教。她强调保护吉普赛等少数民族的利益，甚至主张保护同性恋者的权益。入住总统官邸的哈洛宁也给芬兰人提出一道难题：如何称呼与总统未婚而同居15年的她的那位男友，她没有结过婚，但有一位女儿，她的男友有一位儿子。为称呼问题，芬兰公民和媒体开展全国范围的讨论，后来总统办公厅发出通报，建议称“丈夫”，但许多人对此不同意。芬兰一家电视台调查的结果是：25%的同意称“丈夫”、50%的人主张称“生活伴侣”、还有人建议用“男人”一词：哈洛宁总统和他的男人。这场热闹的讨论历时半年，最终以哈洛宁和她的男友登记结婚平息。婚礼也很另类，没有热闹的场面，没有神父，她的女儿和她男友的儿子充当证婚人。事实上，对女总统个人的“另类”生活，芬兰人根本不介意。
北欧是推动追求男女平等权力和地位运动的领跑者。但是，在这一地区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发自女性的另类声音。丹麦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女性发问，“人们在追求男女平等这件事情上，是否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迹，走得太过了？”，她们感到“真正的男人越来越少，他们越来越女性和‘娘娘腔’”。她们在寻找“真正的男人去了哪里？”，她们虽然“不再象曾经一样会对那些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感到害怕，但却如此失落”。她们认为男人应该象个男人，而女人也理应象个女人。哥本哈根一位著名的女传教士说她的丈夫，“在卧室里会拍平枕头，会照顾孩子，会在家打电话问我是否已经给孩子们贴上了‘邦迪’”。因为她对丈夫的这些女性化不满意，最终她和他分手了。而那些男人也越来越感到困惑，“究竟是谁把我们逼到墙角，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女性化，然后又大肆寻找我们的‘本性’？”孰是孰非，且不作评论，仅立此存照，祝愿现代的娜拉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