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活，面对记忆，一个作家不可能限于简单的好与坏的层面上，需要深入的思索和拷问。王少元有自己的道德尺度，他冷静地观察社会，体悟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萌萌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首要的是区别于别人，即在公共语言的覆盖中找到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或者更准确地说，找到将自己的私人表达渗透于公共语言之中的独特转换形式。”这是冷峻中含着苦涩的情感，王少元找寻一条自己的语言表方式。“进入了21世纪的中国，很多人的脸皮已另有他用。它被充分保养起来以后，不再是人格、精神、情操的显现，而变成了权力和地位的标志”。作家和时代是息息相关的，不可能脱离。王少元的文字表现了当下人的焦虑、精神的堕落，一丝阴险的、谄媚的、失去人格的笑，没有逃脱作家的目光。他用手中的笔，为我们描绘出另一类的脸皮漫画，当人的脸变异了，也就不需要道德的束缚。他用纯粹的文字，筑起一条堤坝，守护自己的心灵。
卡尔维诺说：“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理想境界应该是，接近无名，如此，作家的至高威信才得以远播。这个作家不露面，不现身，但他呈现的那个世界占满整个画面。今天，作家愈想越俎代庖，他所呈现的那个世界就愈空洞，作者亦被掏空。最后落得两败俱伤。”卡尔维诺说的“接近无名”是大境界，写作是自己的生命对世界的感悟，不是为了什么，当一个人心静气平的时候，他的视角发生了变化，开始关注的是那些平常琐碎的生活和人物的命运。王少元是温暖型的作家，他的文字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责任、道德。他没有逃避时代，去写一些从记忆中扒出的、发霉的小故事，加上一点现代的情感发酵，抒一阵小情，凑成一篇报纸补白的小方块文章。他用思想的烛火，照亮现实生活。内心的苦痛变作一行行文字，烙印在纸页上。
王少元对小人物命运的遭遇不局限于同情，发几句怜惜的话，更多的是关爱，这种关爱是博大的。
心灵痛苦的咀嚼，让王少元写下了一组“村居笔记”：《李干净》《小舅》《老洋狗》《稀罕》和《我们家乡的小站》等。这些人物在王少元的心中是活着的，随手拈来一个细节，都是活鲜鲜的，原生态的形象，没有过多的修饰。对小人物的爱怜，对土地的痴迷，贫困生活中的父母的温暖，童年的生活，影响作家的一生。这一切构成了王少元的精神背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被褥桌柜，锅碗瓢勺，都放得整整齐齐。因为穷，养不起花儿，但在条几上面的一个碗里放了清水，里面放了剥剩的白菜心儿。底根儿码得整整齐齐，嫩黄嫩黄的叶子，细细的茎儿，上面开满了扣子似的小黄花儿；另一边的盘子里放满了雪白的蒜瓣儿”。在贫困的时期，人们为了肚子在苦苦地奔波，有一个人对未来的生活，却填满了那么多的向往。多少年过去了，王少元重新再看这盘中的菜花儿，这时的他，已经不是童年时天真的目光，而是一个中年人，历经人生的沧桑的审视。菜花儿仍然清新如初，水灵灵的花儿，不但推开了童年的大门，而且使他对人与事有了不一样的思考。村花“四妮”的身上，体现了作家的怜悯和关爱，在短短的文字中，表现了一个女人的一生由幸福到磨难的过程。在四妮的身上驮负了太多的苦难，她一次次地挣脱，都是一场灾难的降临。一年年，生命在岁月中耗尽，当她想重新找回年轻时的理想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她已无力再与命运抗争了。他对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倾注了太多的怜爱，他想让四妮过上好日子，想让更多的类似于四妮的人脱离苦难的沼泽。童年的日子，是一个人总愿寻找的地方，那时的纯真和美好的快乐，给人一种安全和暖意。王少元说：“一个四等小站也给我的童年染上许多异样的色彩，给了我许多欢乐。”他选择了“异样”这两个尖锐的字，表达了童年的生存状态。这是个快乐的季节，生活虽然清贫，但是重负还没压在身上。铁路职工家属吃白面馒头，农家的孩子却喝“糊糊照人汤”，同在一块土地上，人与人有了等级的差别，这对一个人的童年是巨大的伤害，同时也催生了与命运对抗的行动。姚村这个四等小站，太普通了，却有了太多的故事，也就有了太多的人生。用文字记录童年时小站发生的事情，王少元的文字少了残酷无情的鞭打，露出的暖意中，有着童年的真诚和快乐，这就是作家的向度与质地。
王少元的文字没有功利的纠缠，只是书写自己的情感和思悟，这样的心平气和就少了躁气。他的文字看似朴白，却透出一股冷峻的锋刃之光。
时间送给我们太多的生活。
身体以外的一个世界
七月的酷热中，我走进了祝勇笔下的西藏，他送来掩天盖地的大雪暴，送来宁静、纯粹的雪山。
《西藏：远方的上方》是祝勇的一本新书，淡灰色的封面，左下角有一个玛尼堆，牛头骨和一些刻有经文的石块堆在大地上，使荒凉中有了神圣和虔诚。四十多前的事情已经远去了，陈宗烈先生拍摄的背青稞的藏族少女照片，镜头中留下的西藏，仍然强烈地推动着祝勇对西藏的梦想。越过唐古拉山口的时候，在兵站的公共盥洗室，祝勇看到一同前行的巴西女孩把一双手投进冰冷的水中，西藏夜晚的记忆，沿着她青春的手指，淤在生命的深处了。背青稞的少女越来越远了，却越来越清晰了。祝勇是为了寻找梦想来到了西藏，他有一种创造的勇气，要用纯粹的文字去表现自己，不会因为篇幅的长短，去做虚假的充添。文字不是游戏，设计一个个惊险的程序，刺激人们的神经，在诱人的陷阱中消耗精力和时间。文字的秘语需要生命的解读。祝勇在序中写道：“藏区的每一个细节都让我感觉到它神异的力量。我从其他任何地区，都从未感受到这股力量。世界，把它的最高机密供奉在最高的位置上，以确保它的安全。它像喜马拉雅山的冰雪一样永不消失，所谓历史的终结是他者的事，而藏区的道路却永无终止，当一个秘密迎刃而解，另一个秘密就会应运而生。”祝勇来到藏区不是为了复活被城市文明消耗的浪漫，而是找寻生命和生命的撞击。那种神的力量和人的虔诚，构成另外一个世界。
纯净和真诚，是一种弥漫在纸上的最基本色调，它决定作家创作的走向。今天的文字丢失太多本质的东西，更多的是受流行的污染。祝勇的文字除掉矫情，多了雪的纯粹，山的独特的性格。
蒋蓝称祝勇为“在大地上持续行走的祝勇”，他的情感在积极倾听，在当雄草原上，借住天牧人的帐篷中，在这里身体紧紧地贴在大地上，灰尘一样的梦在窄小的空间飘浮，他说出了“在最远处，我最虔诚”。他看到的不仅是歌唱中的蓝天、白云、辽阔无边的牧场，天空中孤独徘徊的鹰，牦牛负重的身影，他所看到的是人与草原的相依相偎，他们用血性的嗓子，多情的青稞酒变成歌声，撕扯开严酷的沉重，变作节日的庆典。祝勇的文字始终在关注人，关注命运。
凯尔泰斯·伊姆莱指出：“你必须注意，要去寻找与隐藏在万物深处的本能的欢乐与自然造化之间的相互联系；你必须写作，另外，要留心这个将我包围的周遭世界——你要寻找孤独，甚至要酿造孤独，但是，尽可能不要抱着像你平常已经习惯了的那种心态，总是怀着犯罪感对待一切。”凯尔泰斯·伊姆莱说要在万物深处，去找“本能的欢乐与自然造化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是一种勇气，不是饭后的悠闲散步。这也是“散文叛徒”祝勇的反叛精神，在大地上行走，在那个记忆犹新的夜晚，在德格印经院雕版的架子前，在一束手电的光照中，他读到了“佛经的只言片语”，在黑暗中他的手指触向凸起的字迹。那一时刻，字迹接通了体温，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隔断，生命的对话是在一个古老的黑暗中开始的。那一个个字迹植入身体中。祝勇格外珍惜那些经过严格选材和工匠创造的凸版的字迹。有些东西可以是图像记录，有一些东西不是图像能表达出来的，必须用有温度的文字，书写在洁净的纸上，让时间的手一次次地抚摸。
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老人的身上，我想从她的脸上辨识岁月中的过去和未来。没有祝勇的文字和那张Kim Rose Berry拍摄的照片，我不可能认识这个美人谷中的善良的老人。人和人相识，也需要缘分，如果没有那条崎岖的山路，没有美人谷的诱惑，祝勇今生是不会在记忆中有这么难忘的瞬间的。
我读到了一种精神
2010年7月，我第一次来到向往已久的新疆，在此之前，读了很多的图片，听到过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也读了一些文字。在新疆我呼吸到天山的空气，喝到了冰湖的纯水，闻到了戈壁滩上酷热的气息，一饱喀纳斯清新的、朴素的美丽，结识了朋友，读到了一批好作品。《野马原创散文》追求的是原创，原生态创作是一株树，是一种精神的植被，它扎根在大地上，自由地生长。真实的情感，诗性的浪漫从容地流淌，写出的文字，每一个标点每一个词都是节俭的。不轻易地渲染，没良心地发泄，更不会谄媚和跟随。原生态的不是冲动，而是生命的燃烧，酣畅淋漓地喷洒在大地的画布上。
文学不是生活日记，记下生活中的琐碎事情，用一点小情小调发酵。写生活中的事情，指的是一个作家贴着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东西，直面生活是一种勇气，是对生命的感悟和热爱。苦难是文学的母亲，没有经过磨炼的人，不可能写出动人的作品。那些朴素的文字，带给人久盼的感动，在矫情的、炒作的时尚文字一统天下的今天，听一种被人遗忘的声音是珍贵的。
写作不是练熟技巧就可以了，技术娴熟，只是花架子而已。写作不是为了消遣打发无聊的日子，它是从生命中喷发的激情火山。一个人的坚守和耐心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写作是关于生命，关于灵魂的问题，真正的、纯粹的人，远离热闹的地方，默默地做自己的事情。《野马原创散文》坚守原创的大旗，张扬自己的精神。
《野马原创散文》追求一种大散文，这个大不是故弄玄虚，它有原创的背景，这是它鲜活的源头，更有激情，更有生命的活力。
历史一层层地在身体里游荡
我似乎来到了1972年6月4日，布罗茨基从那天离开了故乡，开始漂泊的生涯。
这不是很大的箱子，一只手轻扶，布罗茨基坐在上面，里面装着他的全部财产，从此家就拎在手中。布罗茨基望着远方，透过窗口注视家乡的一方情景，他要将其复制在记忆的地图上。布罗茨基的眼中缺少兴奋的光芒，也没有解脱的快意，却有一丝迷茫。那一天一定阳光充足，强烈的光线把布罗茨基的身影投映在大厅的地上。布罗茨基的身边没有送别的人簇拥，听不到伤感的哭泣，只有孤独的影子相伴，就这样流亡异乡。在《布罗茨基谈话录》中，我读到这幅黑白照片，黑色的调子，疯狂地扯碎我的目光，撒向空中。八月的平原，已经有了秋天的爽意，蝉鸣冲来，又一阵阵地退去。我沿着照片的时间，走向遥远的日子。
已经立秋了，但是黏稠的热贴在身上，没一点凉爽的风。热还沉在夏日的燥热中，没感觉到季节的悄然变化，秋天的大幕已经拉开。
旋转的吊扇下，在叶片疯狂的转动中，我在听布罗茨基说，某些人是“知识分子流氓”，这句话像长长的、坚硬的钟槌，撞击我的心钟，发出青铜的回声，在身体里游荡。“知识分子流氓”是最可怕的，一些人士口吐莲花，手中的笔在意淫文字。互相吹捧，互相攻击，把文字当成发泄物，射到对方的脸上。这些人的闹腾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的意识，渗进社会的角角落落，侵蚀人的心灵。布罗茨基忧郁的眼睛，在多年前就看到了。
“清算”这个动词蕴涵了太多的意义。在我的记忆深处，它是一颗重磅的炸弹，瞬间摧毁一切。小时候看电影《红色娘子军》，有一场斗争恶霸地主南霸天的戏，“清算”表现得淋漓尽致，它在身体里深深地扎下了。如今，布罗茨基也用了这个残酷无情的词，他说：“这就是一个人对自己、对自己的良心严厉的清算。”“清算”被凝固了，它没有什么华丽的夸张，读到这个词，热气退去，战栗的情感结上了霜花。作为一代大师，布罗茨基对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求苛刻，要用斗争的手段，清扫体内的精神渣滓。文学是一座圣洁的雪山，高高地耸立，不断清除周围的垃圾，保护良好的背景，这样才能维持文学的晶莹、高贵和真实。
当代的写作是皮毛写作，所以肤浅。看到秋天一枚落叶，在茶楼守过一盏烛灯，听过一句流行的歌词就被触动。坐在电脑前，移植过来一套文章的版样，转换一下场景，加一点小情感提一下味，敲出一篇小文章。这样的文字是集体媚俗的写作，几天后就消失了，难以存在下去。没经过生命的酿造，精神的熬炼，很难成大作品，很难感染另一个生命。
在真实的基础上，发挥作家的想象力，在想象中复活记忆中的生活。这时情感的光束融化到文字里，涂上了一层釉色。这些文字在作家的笔下，自然地流露出来，清亮、透明、真实，毫无虚饰的造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