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大自然中不会有太多的欲望，一整天待在林中听鸟儿叫，呼吸清爽的空气，人世间的烦恼，被自然的堤坝阻挡得远远的，在宁静里和自然对话，心干净得像树上的叶子。在棚子里躲雨的布罗斯，和一些农用的器具挤在一起，一只古旧的摇篮，引发了他很多的思绪。“当外面大雨滂沱，树枝剧烈摆动时，我多么想听听它的历史和它曾经摇过的人的生平故事。在摇篮上面是一只北美翁的窝，它筑在椽子后面的柴枝上；巢的主人没有飞走，它的故事不难读到”。这一天在人生中不过是普通的一个日子。这一情景，没什么猎奇，在乡村的棚子里，闻着尘积的气息，鸟巢和旧摇篮不是遇到的新鲜玩意，布罗斯写出如此动人的文字，他的大自然不是“创造”，是真实地观察自然界。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它教会了布罗斯的写作方法，没有多余的铺垫，没有宏大的论说。布罗斯是安静的作家，他的文字很少有浪漫的色彩，而是真情实意，“在文字中除开真实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这是布罗斯的创作道德观，也是衡量文学的标准，文学离开了真实就没底线了。
布罗斯的书，是给属于“精神贵族”的人读的，在他的书中，找不到所谓的“有意思”，他不属于哪个时代，他是永远的。
像山那样思考
一个人为旅鸽写下的文字，不是书读多了，故弄玄虚，卖弄“知识”。他是怀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才写下这样的文字。他真实地感受大自然的一切，观察林中的一喜一乐，不同季节动物的生存规律，情感丰富的素质，使他成了非同凡响的科学家、大作家。
天空阴沉着脸，憋一肚气似的要发泄出来，天气预报说，这几天有沙尘暴，有的地方甚至发出了橙色预报。“浮尘”“扬沙”这些曾经陌生的专业用语，现在频繁地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这样的日子，读奥尔多·利奥波德的书，心情沉重，不可能轻松。砭骨的悲凉，仿佛巨大的暴风雪，袭击人的灵魂。峭壁上的旅鸽纪念碑和人类居住的城市是对立的。奥尔多·利奥波德焦虑地感受和听到旅鸽纪念碑发出的深沉的、绝望的叫声。“我们立起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一种鸟的葬礼。因为这座纪念碑象征我们的悲伤；而我们之所以悲伤，是因为没有人可以再见到那些凯旋之鸟成群疾飞的方阵，它们辟出一条穿越三月天空的春之路径，将溃败的冬天逐出所有威斯康星州的森林和草原”。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文字中没有伤感，更多的是痛苦，碱水一样浸泡他的心，发出撕裂的疼痛。这不是电影中的表演，挥挥手，流几滴泪水，说几句伤感的话。这是消失的告别，即使今后投入大量的金钱，人们想恢复野生的鸽群，也是不可能的。在山野里看不到旅鸽，寻找它们只好到博物馆和鸟谱上查寻。这些图像僵死，没有生命的温度，它们不再有翔动的喜悦。三月的天气，鸟群不会排着队列，让带有体温的翅膀划破春寒，驱逐冬天。猎人躲在大树后面，草丛中来复枪冰冷地等待飞翔的鸽子。手指没有一点罪恶感和怜悯之心，像饥饿的、贪婪的野兽，藏在角落里窥探，等候时机，一跃而出。文明的子弹高速飞行，一只只曾经搏击风雨的鸽子，飞得再高，无法逃脱追杀，瞬间被毁灭，倒在枪口下。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强暴大自然的行为，突破了道德底线，这是沉痛的教训，终究有一天遭报应。作为知识分子，奥尔多·利奥波德对着大自然忏悔。知识分子不是名词，更不是头衔，如一顶漂亮的帽子戴在头上，闪耀自傲的光环。它是良知，是责任，是灵魂的呼喊，是一种扑不灭的精神。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生活俭朴，不喜欢热闹，1935年4月，他在威斯康星河畔买了一个荒弃的农场。在这以后的13年中，奥尔多·利奥波德一家在这里度过，扛着铁锹走向土地，种下一株株树，树林像大鸟笼子，里面装着各种鸟类，破旧的木屋带给他们温暖、快乐的日子。奥尔多·利奥波德想恢复生态上的平衡，每年和家人一起栽种上千株树，这期间不断受大自然的挑战，干旱的侵袭，兔子的毁坏，洪水和火灾瞪着一双双眼睛，在伺机偷袭。在大自然的生生死死中，他有了许多新的发现和思索。“木屋”生活，不是逃避城市的喧嚣，躲清静来了，也不是作秀，到这儿故作深沉，吸引人们的眼球。奥尔多·利奥波德完全是劳动者，脸朝土地，背向青天，在与土地打交道中产生了深厚的情感，更重要的是认识了生命与死亡。奥尔多·利奥波德开始研究环境的内在关系，人的行为对环境的破坏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总体上去尊重它（土地），不仅要把它当成一个可供使用的东西，而且还要把它当成一个具有生命的东西”。土地是根，人离开了土地是不能存在的。风挟来泥土的气息，他在木屋中阅读、观察和思考，思想形成了一条丰富的河流，流淌在土地上。对土地的敬畏，就是对生命的敬畏，他越来越感受到要改变人们的意识，和使用土地的态度——土地是有“伦理道德”的。《沙乡年鉴》的翻译者侯文蕙在利奥波德和《沙乡年鉴》一文中写道：“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学是一个科学上的结论，但是，在他论述人与土地共同体的关系时，又加入了充分的想象力——尽管，这种想象力也并没有脱离科学的分析。加之，他对当今世界过分重视经济价值的倾向的严厉批判，便容易地被戴上了‘理想主义’甚至‘天真’的帽子。”
1948年的春天，奥尔多·利奥波德带女儿和妻子来到“木屋”，他每年都在这个季节种树，看白头翁花一朵朵绽开，冒出嫩芽的红柳吐露心语，山雀与情人对歌，表达爱情。四月是美好的，土地从冬眠中醒来，大自然生机勃勃，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农场种树，在“木屋”中写作、读书和观察。4月21日，邻居农场起了大火，利奥波德在奔赴火场的路上，心脏病突然发作，猝然死去，倒在热爱的土地上。
《沙乡年鉴》记录了奥尔多·利奥波德的科学生涯，他与土地的对话，是生命和生命的交流。这是一部美国环境保护主义理论的经典作品，是与梭罗的《瓦尔登湖》同等重要的伟大着作。
精神侠客行走历史
读蒋蓝的文字，感到他手中有剑，鼻腔里充满了铁味，他一个人背负着冰冷而多情的重物，跋涉在大地上。
2011年，正月里的天气，难得攀出阳光，灰色的云块，挤不出春天的气息。零星的鞭炮声，打碎清冷中的城市，升空的礼花，在暗夜嵌上一朵朵碎银的花儿。读蒋蓝的新作《人迹霜语录》，他十年来创作的随笔。在他思想的“储藏室”中，存下了大量的历史，而在历史中人与事件是至关重要的。蒋蓝走的是一条离火焰越来越近的危险之路。他把历史盛在精神的容器中，放到思想的火焰上熔化，恢复真实的“生态”背景。
历史堆积在时空中，也在纸上流淌。很多研究者在泛黄的纸中搜寻一根线索，然后发挥想象和所谓的“知识积累”，凭着一腔的激情演变，拿出“新成果”。蒋蓝热爱大地，不会躲进小楼，在纸上修复历史。他要到民间去寻，去问，循着叙述者的讲述，浸满情感的回忆，填补历史的残缺，用精神的锔子锔好碎裂的历史。
“新散文”的掌门人祝勇在序中指出：“如果说叙述历史被视为一种权力，那么蒋蓝对历史的重构则是对这种权力的反动，或者说，他在叙述中获得一种新的权力。”蒋蓝不是一味地讲述“故事”，而是通过“故事”的背后，写了人的命运。蒋蓝是一个清醒者，他认识到随笔的写作，不是随意性的，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他手中的笔，打通精神的墨汁，书写的文字，不会浮萍一样飘摇，去摹出屑碎的情感。让霉味羼着阳光，混合成洋洋的长文。
在成都，一条叫春熙路的老街，现在繁华了，过往的人中，有几人想过历史上的事情，这里发生过什么，有过哪一个人，在这儿被砍下头颅。他们的血渗入泥土中，雨水冲去了血痕，时间掩盖了一切。蒋蓝只不过是去医院，做一次例行公事的查体，当他迈进医院的大门，离开阳光下的街道时，历史的那个人，不是缓慢地来，却是冲刺一般地扑来。他带着思索的复杂疑问，站在现代化的医疗机器前，黑暗中举起双臂，左转，右转，接受工作一样的检查。蒋蓝的叙述从这开始，《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一文是他近年来的力作。面对太平天国的年轻将领——石达开，他一步步地推进，勘探、梳理得条理清晰。蒋蓝用文字为石达开勾画出受难图：“绑在十字架上的石达开，像一面摊开的蜘蛛网。血在地面编织着狰狞的构图，他的双眼被头皮覆盖着。残肢就像神话人物刑天一样，身体上突然睁开了无数双眼睛。”他的呈现和描述，抛开了“小我”的价值判断。思想的晶体深藏文字的核内，削开一个横切面，就会闪现炫目的光。无数的思想晶体，在纸上排列成立体的思想的山峰。张炜在一篇文章中说：“所以人们一直提倡‘客观主义’的作品，即作家尽可能超然，在作品里不轻易表露赞同什么，掩盖自己的倾向。这样的作品可诠释的空间就会很大，不同的读者可以读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形象和意味。如果作家本人或通过人物不停地辩论和争论，并不能使作品变得更‘大’。”大和小，它们可以同时排列、结合一起，也能分开独立使用。当独立显现个性时，意义就不一样了，分量不同了。
一座建筑有了阳光，有了风儿，有了人，就有了故事，有了命运。在时空交织成的地方，他去倾听，去感受，体验一个人的情感和心态。
历史是人创造的，没有了人，历史就不存在了。蒋蓝站在当下，转身向时空的深处望去，他要疏散泛黄的浓雾，寻着一条残缺的痕迹，从一个人的心灵事件做出判断。蒋蓝步行在机耕道上，黏土路吸满了夏日的酷热气，他不会因为这点小难处，停止前行的脚步。来李庄不止一次了，在张家大院里，他走进卧室，不忍心在朽坏的地板多走两步。梁思成、林徽因、李庄、营造学社，都已成为时间中的珍贵，但时间是个奇怪的东西，越久却越让人怀念。不得不怀揣一颗不安的心，冒险闯入尘封已久的领域。身在卧室中，面对旧物，他不是为了赋诗，强做愁思状，他不无感慨地说：“病到深处，时光就慢下来，往事在蒸发，由清晰而渐次模糊，就像远去的背影终于化到夜色。剩给自己的，就是一片菜油灯聚拢的安详。”林徽因寻找的安详，是由菜子打出的油，点燃的小灯。她生命的血脉在病的消耗下，已经点燃不了激情的灯了。朱大可的眼光毒辣，他在书的荐语中说：“大量的知识考古、狂热的历史想象、复杂的个人经验、丰富的诗歌意象以及批评家式的高谈阔论，这五种元素的任意组合，形成了一种狂飙式的语势。这跟周作人先生倡导的‘娓语’式随笔截然不同。它不是把人引向灯下的闲适，而是令人起坐，转向更为亢奋的日神状态。”
对刘文彩的阅读经验，源自于少年时，在课本上学到的《收租院》，万恶的旧社会，剥削农民租子的大地主，我们不知道真实的刘文彩，更不知道他身边的跟随者凌君如。通过一张凌君如的照片，对她的一生，蒋蓝做了长达5个月的田野调查。一层层地撕开历史的封尘，找寻零星的痕迹，循着点到线到面走进历史，他来到事件人的出生地和“重点”发生地，身临其境。2009年11月26日午后，蒋蓝花10元钱，坐着一辆拉客的摩托车，第二次来到宗场。在那条“凌家小道”不起眼的土路上，曾经走过一位被历史留住的人物。小道依旧，人却化作异乡泥土中的鬼了。在时空交织点上，蒋蓝遇到了七十多岁的颜绍成夫妇，他的父亲在凌家就是抬轿子的长工，亲眼见过凌君如。意外的收获，也是合理的，在纸上是不可能有这样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的。
蒋蓝没一味地囿于资料上的操作，他深入到民间调查，在事件发生地感受地理背景，问询身历其境的当事人，他没有主观的断论，或者把个人的情和感强加给历史中的人，而是“故事”地呈现，考辨史实。田野调查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它耗掉人的体力和精气，只有意志强大的人，才能忍耐得住寂寞。
蒋蓝存有古典的浪漫气质，更有诗人的敏锐。他是一个孤独的精神侠客，手中的笔尖，闪现着一朵冰冷的蓝色之光。他生命的温度融入蓝色之光，构成了精神的骨骼。
因为生活在那里
《鸿爪鳞羽》是王少元的第一本书，这也是我们相识多年来，我第一次集中精力读他的文字。酷热的七月，读到好书是一种享受。
王少元是文学圈外的人，这倒是一件好事，他的文字少有功和利，更多的是真诚和干净。他没有拉开架势，摆出一副宏大的叙述，一些生活中的琐事和文化现象，在他的笔下变得有了深刻的意义和思想动机。作家不该复制有头有尾的故事，记下时间、地点、人物。文字是活的，经过作家体温的抚摸，召唤出记忆。作家不能凭借生活的表面写作，而是要让心灵的潮水慢慢地涨满，让它倾泻出来，淹没一切，重新恢复创造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