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城工作的五弟陪我回村里为父亲扫墓。
我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村里早已没有任何亲人，只有几位快要出五服的乡亲，也很生疏了，倘在街上碰面，互相也绝不认识。五弟从十五岁回乡直到三十多岁才离开，和他们惯熟。
远远看去，村里起了很多新房，过去那种用河卵石垒墙外面糊一层泥巴的房屋已经所剩无几了。可沿着小路进了村口，那面白白的石灰墙壁还在，墙下台阶上依然圪纠着一堆人，看见一位生人走进村来，全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凝视着你。这堵白石灰墙前，一天到晚总有人在那里聚着，谝着，内容则从国家的政要变动一直到谁家女人偷汉事无巨细无一遗漏。这景象和三十多年前我回村时没有任何区别。不知什么缘故，每次我读《阿Ｑ正传》看到王胡捉虱子那一段，我的脑海里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出这堵白墙和墙下聚集着的乡亲们，仿佛王胡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我们从漫坡走上来，一进入他们的视线，当然也受到了这种目光的迎接，但很快，就有几位和五弟亲热地打招呼，五弟也和他们笑着点头，却没有人理我，这是很自然的事，他们没有一个人认得我。
就在我略略觉得有几分尴尬的时候，一位满脸胡须的半老头向我走来，他戴一顶解放帽，那帽子和赵本山的那顶做道具用的一模一样，帽沿呈Ｓ形，且歪戴在头上，一说话，花白夹杂的胡须里露出几颗黄褐色的牙齿：“将回来？”
我听得懂这是一句家乡话，意思是问我刚回来。可我一时想不起他是谁，我正在努力回忆着的时候，五弟说，这是金娃。
喔，金娃！我当然不会忘记，可他怎么竟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递给他一支烟，他眯起眼看了看牌子，点着，“咝”地一声吸去了半截。
我仔细地端详着他，除了眼睛里仍然还残存着一丝年轻时的狡黠外，两个人了．．．．．．
父亲戴上右派分子的桂冠遗返回乡之后，１９６２年，我第一次回村。
一进家门，见父亲正在下棋，对手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父亲见我回来，站起身来，准备收摊，可那孩子还低头蹲在那儿专心致志地看着棋盘，叭地走了一招棋，招呼父亲：“大爷，该你了。”显然没有一点作罢的意思。
我看这孩子穿一件红腰子，显然是用剃刀剃出来的锅盖头，胖呼呼的脸挺可爱，就对父亲说，下吧，下完这盘。
父亲输了，不服气。
再下，又输了。
这孩子，可以。我想。因为父亲的棋艺我是知道的，虽然不是什么高手，可棋谱还是看过几本的，竟连连败在一个孩子手下，许是见我回来了，分了心吧。
于是，我和他摆了一盘，也输了。
这孩子下棋有点各色，摆棋子的时候，他就把炮摆在当头的位置，开棋的时候很大度地对你说，你走吧，倒好像是他让别人。将要赢棋的时候，小眼睛就眯成一道细细的缝抿着嘴对你笑，一个胜利者欣赏对手濒临死亡时痛苦挣扎的笑。
父亲告诉我说，他叫金娃。是个聪明孩子，在村里下棋没对手。父亲和他下十盘输七盘。
他几乎每天都来找父亲下棋，我们就熟了。我问他，上几年级，他说六年。我问他长大了想干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公社书记。我问他最爱吃什么，他说，月饼西瓜。回答什么问题都极简练，不多说一个字。
不下棋的时候，他就靠着炕沿边站着，不说话，很有兴致地听我们说闲话。只是我发现他常常不经意地皱起眉头，眼睛里透出一丝说不清是什么情绪的眼神来，不满意，仇视，有点像当时正统的女共产党员看到另一个风骚女人穿了一件特别惹眼的衣服的那种眼光。譬如当他看到我腕上的手表，看到我带给奶奶的蛋糕，看到我脚上那双粽红皮鞋时就流露出这种眼光。
我喜欢他的聪明，但不喜欢他的阴鸷。
之后，我每年回乡，都能见到他，一年年，他长成一个半大小伙子了。
１９６７年夏天，我探亲回家，一进村，就看到那面白灰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大多是给父亲贴的。他是我们村里旧社会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又是右派分子，成为众矢之的是很正常的事。可有一张却引起了我的注意，大字报是这样写的：“为什么右派分子郭＊＊的儿女们至今还在北京、太原上班，而我们贫下中农的子女却还在农村受苦，强烈要求村里把郭＊＊的几个子女抬回村里来。陈金娃。”我看了禁不住笑了。一是金娃用了一个当地的方言词“抬”，就是“弄”的意思，这个口语化的词用在这里就有几分滑稽；其二我想，我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村里哪有那么大权力把我们“抬回来”？只是看到大字报是金娃写的，就又记起他皱着眉头的阴鸷的目光。
回到家中，妈妈哭着告诉我说，父亲两天前被押到公社接受审查去了。我问为什么，妈妈说，有人揭发在咱家见到过父亲和蒋介石的合影，昨天还又来抄了一回家。
我的头嗡地一声大了，我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如果至今还保存着和蒋介石的合影是什么罪名。父亲１９２８年大学刚毕业时确实在山西驻（南）京办事处做过事，我也听他说过他确实见过老蒋，难道这是真的。
在家里的十多天里，我天天度日如年，为父亲担心，又生他的气：这年月了，你保存这些东西不是找事么？
就在我假期将满就要走的前两天的一个夜晚，父亲回来了，乱扎扎的一脸胡须，已经白了一多半，两颊深陷，脸如死灰。一见我，就扭过头去，背对着我，仰起头来，看着房梁，半晌，才扭过脸来，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声音颤抖得很厉害。他忍住了，我却掉下泪来。昏黄的油灯光下，我见他鼻孔边有黑紫的血痂，手腕上，几道蜈蚣般的血印。
解脱了？我问。
父亲点点头。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亲狼吞虎咽地吃了点饭，把事情的经过前前后后讲了一遍：
是金娃那后生揭发的我。因为他常年在咱家，他说见过，上边就信。县革委听说了，定成大案，派来工作组，把我弄到公社隔离起来。天天几个人文武带打轮番审问，连着好几天没睡一会儿觉。这没影的事情，打死我也不能承认。后来县里工作组的人和我谈话，我问他，你多大岁数了？他说三十二了。我说解放时你不过十五六岁，你认得蒋介石么？他说不认得。我说你三十二岁的人都不认得，他一个十七八的小孩子怎么能认得蒋介石是个什么样子？我可以用脑袋担保没有这事，如果有，随你们怎么处置，我愿意和他当面对质。工作组的人还算实事求是，想想我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就把金娃叫来了。我问他，你见照片上的蒋介石梳着什么头？他说留着大背头；我问蒋介石是胖子还是瘦子，他想当然地说是胖子。问到这里，工作组的人笑了，让金娃回去了。说，看来没这事。这才把我放回来．．．．．．
隔了好多年，听村里的人说，后来工作组的人找金娃问他为什么要无中生有，金娃竟然说：“人家都写大字报揭发他哩，我常去他家，咱总不能落后吧！”
文革结束的那年，我探亲完毕回太原，在公路旁等班车的时候，正巧与金娃不期而遇。他穿一件半新的四个兜的干部服，戴一顶军帽，手里提着一个农村人很少用的公文袋，俨然一个县委干部的打扮，见了我，居高临下地点了点头，那对人不屑一顾的目光更像一个县委干部。他问我现在做什么工作，我告诉了他，随便也问了他一句，他脸上泛起一丝得意的神情说，他正在办理到农学院的手续，他已经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我在心里很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正在这时，从县城方向开过来一辆大骄车，就在大轿车开到离我们三四十米的时候，只见金娃突然像支箭一样射了出去，一边跑一边从干部服上面的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高高举着，嘴里喊着：“晏书记！晏书记！”，这时，我才看清司机旁的位置上坐着公社晏书记，有一次我回家时他正我我们村里下乡。金娃把烟举到晏书记的窗口前，可司机并没有停车，晏书记也没有伸出手来够这支烟，于是金娃就又返回身来追着车跑着，以便自己举着香烟的手永远和晏书记保持平行，轿车又前行了三十多米终于停了下来，金娃也才终于得以把表示自己无限敬意的一支烟递在敬爱的晏书记手中。他踮起脚尖为晏书记点着烟后，脸上充满了激动的笑容喘着粗气问候：“晏书记，刚从县里回来？”晏书记朝他点点头。金娃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车就开走了，他望着远去的轿车，胸膛还在巨烈地起伏着，脸上却充满了庄严和虔诚，很像一个被活佛摩过顶的喇嘛教徒。
在通往父亲墓地的路上，我问五弟，金娃怎么竟落魄成这个样子，他不是后来上了大学么？五弟说，那年他大学没有上成，指标让一个根子比他更硬的人顶了。他后来当了好多年大队干部，庄户营生甚都没学会，又没苦，懒惯了身子，又放不下干部架子。这些年政策宽了，别人家一天天兴旺起来，他光想一夜暴富，又没本事，就学会了赌钱，输得把家里的房子都拆得卖光了，一家人住在几十年没人住的旧房里。两个儿子跟着他也不学好，大儿子三十出头了，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可女人临产那天他还在赌场上掏宝，有人喊他说你媳妇难产赶快回去吧，他说我哪有功夫，等他掏完宝，老婆孩子早就凉了。听村里人说，他家二小子去年又学会了这个，五弟伸出一个大姆指一个小姆指凑在嘴边比划了一下。
听了五弟讲述金娃这半生的变迁，我的心中涌上一丝快意，但立马又自责起来，这样兴灾乐祸不是很卑鄙么？当然，我可以掩饰自己对金娃的宿怨和厌恶掏出一张百元大钞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塞到他手中，让他的良心受到震撼，让他无地自容，同时也在乡亲们面前显示出我不咎既往的大度来，这种政治家的心计我并非没有，但我不愿这样做。真正的以德报怨我知道很高尚，可我又做不到。我是一个很平凡甚至有点猥琐的普通人，我只能在听到金娃的境遇后先是感到快意，随之产生一点自责，仅此而已。
父亲的坟头前，香烟缭绕，袅袅升腾。我在坟前祝祷，父亲呀，你就在这高高的山梁上静静地看着吧，看脚下你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的村落里沧海桑田兴衰荣辱的变幻吧。
（原载《山西文学》1999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