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 1月，北平解放。
那年我6岁，正是初省人事之时。虽说对“解放”两个字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但从家里人的情态中完全可以体味出来，尤其是正在师大女附中和盛新中学上学的姐姐和大哥二哥，他（她）们兴高采烈地到前门欢迎解放军入城，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又是打腰鼓，又是扭秧歌，整日里欢歌笑语。其实早在北平解放的前几个月，我就感觉到了他们难以抑制的兴奋，姐姐不再唱《夜莺》《小夜曲》那样的老歌，而是和大哥二哥一同挥着拳头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这些我从未听到过的新歌，我也很快就学会了。我那时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圣洁小学”上一年级，我们学校就在辅仁大学旁边，上学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辅仁大学那些身着阴丹士林蓝布大褂戴金丝边眼镜的学生在学校门口集合去游行，他们手里举着各色纸旗，上面写着标语口号，还有铜管乐队做前导，大概是由于游行的路程很长，那吹抱贝司的不堪重负，要坐在人力车上。每当辅仁大学的学生一游行，我们到了学校就会被告知：今天罢课了。以致我那时以为罢课就是放假的同义词，因为只要一罢课，就不用坐在教室里听老师呶呶不休地讲个不停，就可以开心地回家玩一天，而且没有作业。
不久，新中国成立了。开国大典那天，整个北京城一片欢腾。爷爷、父亲和四叔围在一台日制的“再生式”收音机旁聆听着实况转播，不时兴奋地交谈着什么。大哥是我们家惟一参加了开国大典的人，那枚“开国大典”纪念章他至今仍珍藏着。那时他已是“华北大学”三部的学员了。姐姐则考入了“革命大学”。这两个学校简称“华大”和“革大”，实际上是我党的干部速成培训班 。招收了一些拥护新政权的高、初中学生，培训几个月后便充实到基层了。那时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需要大量人才，他们便应运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党培养的干部。后来，姐姐分配到平原省人民广播电台，一年后又调回北京在建筑工程部工作，大哥则分配到山西省第一文工团，团址就在今天的海子边山西人民话剧院所在地。
解放的时候，父亲是北平七十一兵工厂的工程师，属于留用人员。在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后分配到东北电器高等职业学校任教，后来调回山西省图书馆（即今省博物馆）任工业指导员，我们一家也就由北京而抚顺而山西定居在太原了。
守旧的祖母始终对自己的长房长孙在文工团里做“吹鼓手”耿耿于怀，认为有辱门风，逼着他放弃了工作，于1951年和二哥一同插班考入了太原中学（今五中）。解放初期，工资水平都很低，我记得父亲那时每月只有40多万元（旧币，一万元等于现在一元），要养活一家七口人，生活之艰难可以想象。好在那时中学里设有助学金，大哥二哥每月都可以享受到6万元的补助，那时中学校里每月的伙食费只不过7万元，所以这点钱实在是不无小补，父亲常常对哥哥们说，要不是新社会，你们哪能完成学业，将来一定不要忘记报效国家。家里想尽一切办法维持我们兄弟的学业，那时我家对面住着的一位在晋生纺织厂当挡车工的十七岁的女孩每月竟然能领回60多万元的工资，记得母亲隔不久便将自己陪嫁的金器用戥子称好了份量出让给这位女工，那时黄金很便宜，国家牌价只有每两（十六两制）98万，合现在每克只有三块多人民币。一只金戒指变卖一二十万元，可稍稍贴补一点家用。
生活艰辛，但是精神振奋。这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那时社会安宁，物价稳定，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工人阶级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护是出自内心的。那时谁要是说共产党不好，就立即会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群起而攻之。国家一个号令，全国上下闻风而动，党在群众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和号召力。抗美援朝初期，我记得家里发生过两件事，一是大哥二哥报名参加志愿军因为沙眼和年龄的原因未被批准，他们竟然伤心地失声痛哭；二是父亲在捐献飞机大炮的时候没有钱但又不甘落后，急得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找值钱的东西准备变卖，后来找到一对祖传的宋代瓷瓶，折成现款捐献了，他为此还受到表扬。那瓷瓶好长时间一直摆在省博物馆的展柜里，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参观，他指着那一对小巧的瓷瓶对我说，这就是咱家抗美援朝时捐献出来的。
随着国家建设蒸蒸日上，我们家的境况也在迅速地改变着。父亲的工资增加了，学校建起的新宿舍，我们全家搬进了新居，最让父亲感到欣喜的是大哥二哥1955年从太原五中同年毕业后双双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那时不仅用不着象现在一样交学费，而且每人每月还有十二元的助学金，除了十元的饭费之外，还有两元的零用。一个大学生，有饭吃，有学上，就别无所求了。他们也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记得假期回家时，他们总是一大早就带着书包来到海子边图书馆，一坐就是半天。
那时恐怕是父亲母亲一生中最平静舒心的日子。他们生在二十世纪初，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经历过了，新中国初创时期的艰难阶段也即将过去，孩子们也一天天长大成人，家庭中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充满希望。母亲时不时地掐着指头，叨念着再过几年，两个哥哥就工作了，到那时，家里就是三个挣钱的人了，苦日子就要到头了。大哥已有了女友，在山西医学院读书，她是大哥的高中同学，一位朴实稳重的姐姐。他们决定恋爱关系的那天，母亲把家里最后的一枚戒指戴在她的手上。当那位姐姐轻声叫她一声“妈妈”时，我看到母亲脸上细密的皱纹笑成一朵菊花，一汪晶莹的泪在眼眶中滚动着……
1957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们家庭命运的一个转折点。那年暑假，大哥二哥都回来了，可从他们和父亲交谈的神情中，十四岁的我已意识到有什么严重的大事将要发生。好几次大哥在睡梦中大叫一声突然惊醒，醒来后满脸惊恐，魂不守舍。看书的时候也不再那么专注了，时不时用笔在一张张纸上胡乱写着“右派分子”“我是右派分子么”这样的句子。假期满了，他们回北京了，我也开学了。到了学校，才知道老师们暑假没有休息，住在学校里进行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到我们开学时，学校里仍然到处贴满了用旧报纸写的大字报，把所有的墙壁几乎都复盖了。终于有一天，父亲对我说出了真情，他告诉我说，大哥二哥在学校里已经被划为右派， 姐姐则因听到毛主席的报告（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她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报告和后来印成的文章有很大的出入）怀着满腔热忱帮助党整风，给领导贴大字报提意见也被划为右派，父亲所在的太原七中正在全力追查是否父亲在指使自己的三个子女向党进攻。父亲说，看来他已是在劫难逃。果然不久，父亲也被划为右派。大哥来信说，他受到的处分是开除学籍，劳动查看，立即到密云的一个铁矿挖矿石去了。二哥则是开除学籍，留校查看。不久，姐姐从北京回来，把两岁的女儿托付给母亲照料，她被发配到黑龙江虎林县一个劳改农场改造去了，那年她二十四岁。她是乘女儿熟睡时走的。孩子醒了之后到处找妈妈，连着几个小时地哭喊：“妈妈，妈妈，我要妈妈！”，那声音听了让人听了真是撕心裂肺，至今音犹在耳。
父亲是最后一批被定为右派的。因为他没有任何言论，而且反右一开始他还是积极分子，民革中央的《团结报》上还刊登过他批驳右派的消息。惟一的理由就是他的三个孩子都是右派，他肯定是他们的后台。
父亲被送去劳动教养后，我接到过二哥的来信，他说你要尽一切可能扫除家中的灰色气氛。要照顾好母亲和弟弟，哥哥姐姐现在自顾不暇，就把这责任托付给你了。我看着看着，泪水滴下来，洇湿了厚厚的几页信纸……可二哥怎么会想得到，我那时也成了学校批判的对象，当然主要是受到家庭的株连，具体的“罪状”则是我日记中有看了《文汇报》记者范琰写的《流沙河谈“草木篇”》一文后写的感想，日记被积极分子偷偷抄下来，成为我“同情右派”的证据；再则是我说过“中国十五年内在钢煤粮棉产量上赶上英国后按人口平均仍然差距很大”的话。我终因“思想反动”被开除学籍。那年我十五岁。
现在想来，我真觉得母亲是一位异常坚强的女性。丈夫被关，三个子女被管，上有八旬婆母和瘫痪在床的公爹，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被开除学籍，一个患有肺病。家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但她从未向亲友伸手求助。她挺起矮小瘦弱的身躯，到一家街道工厂里参加了工作。我被开除后在街道办事处编小报，当教师，我和母亲每月都是二十几元的工资，就这样勉强地维持着家中的生计。第二年我以同等学力报考高中，我自觉各科成绩都很不错，但终未被录取，后来我去招生办索要我的体检表时，才看到我档案袋背后有一行铅笔字迹：政审不合格。后来我总算考入了太原交通局办的一所技术学校，学校停办后分配在太原化工厂当工人。我自幼喜爱写作，初中时便有诗歌和短剧发表，条件好了一点，便又手痒难耐，记得1964年寄给《工人日报》一篇小说，报社把清样寄到厂党委征求单位意见了解作者政治情况，支部搁置一旁不予理睬。不久我听到这消息后，只觉得眼前一阵发黑。我认定，今生可能与我所钟爱的文学事业无缘了。
大哥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他回太原探家时见到了三年未曾谋面的女友，那天他回来的很晚，我已睡下，我闭着眼睛听他对母亲讲述他们相见的过程。他说那位女友的父亲是一位将军，她自己又是党员，因此无论家庭还是组织上都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这件事就这样吹了。
二哥毕业后，回到山西，继而雁北，继而保德，在那里当了一名中学教师。他坚持每天写日记，还写了许多诗作。
1966年，一场狂热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整个国家自上而下陷入了昏热。国家主席无端被害，战功赫赫的老帅成为阶下囚，多少正直本分的民族精英含冤而死。红卫兵成了某种政治势力所利用的“党卫军”，他们粗暴地践踏着法律的尊严，踏着人类的尊严，制造着亘古未有的罪孽，整个中国已毫无秩序可言，华夏大地成了一所炼狱。中国人民陷入了无边的苦难之中。
文化革命一开始，二哥首当其冲成为的运动对象，红卫兵搜出了他的日记，说里面有恶毒攻击毛泽东的篇章，立即被逮捕，五年后被判处死刑。据说案卷送到省核心小组核批时，一位主要负责人提出了异义，说这个年轻人没有现行的活动，仅凭日记就判死刑是否过重？这样才改判为无期，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他被送到祁县省一监执行。除了父母之处他断绝了和所有的亲友的联系，他说他不愿使任何人受到牵连。入狱第一年，他每月仅有的两元多零用钱一分钱没花，过年时给已遣返回乡的父母寄了回去。两位老人拿着这张汇单相对抱头痛哭了一场。
姐姐则在文革一开始就被遣返回姐夫的老家河北滦平县，在那里度过了一十三年漫长的岁月。大哥还算好，分配到北京科学仪器厂当了技术员，文革中没有受太大的冲击。父亲在家乡的日子更难过，家中被三次查抄，住房的地面都被挖开了。他本人则成了活靶子，无论批斗什么人，都要他去陪斗。记得我回家时看到家门后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右派分子郭XX”，他说只要一听到广播喇叭上通知社员开批斗会，他不等人家叫，就戴上牌子自己去了。他被村里的造反派多次吊打。他原来就患有肺心病，后来严重时他拒绝服药。实际是等于是自杀了。父亲的葬礼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更没有鼓乐，家人都是暗自饮泣的。因为村里曾有五类分子去世后因花圈上写有“永垂不朽”“千古”等字样他们的家属又遭到批斗的先例。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漫长的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而后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对于“两个凡是”的否定，在理论上奠定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基础。之后连续出台的每一项政策都使全国人民又重新看到了希望，几十年积累的诸多历史问题虽然如小平同志所说是“积重难返”，但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何时曾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刘少奇平反了，贺龙平反了，彭德怀平反了，胡风平反了，数以千百万计在文革中含冤受辱的上至党的高级干部下至普通平民百姓终于讨回了公正。不再人为地抓阶级斗争了，不再劳民伤财搞什么政治运动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崭新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与此同时，新的经济政策也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了。中华民族又一次找到了发展的契机。
国家在逐渐起死回生，我们家也开始否极泰来。
1978年当我听到为“右派分子”改正的文件传达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到监狱去探望已服刑十二年的二哥。他还是戴着学生时代那副白框近视镜，好几处都用胶布缠着，贴身的背心是用废砂布洗掉了上面残存的砂粒拼缝而成的。我被破例获准进入他们工作的场所，那是监狱里的一间设计室，这个监狱里生产的“汾河”牌汽车的发动机就是这个设计室里十多个政治犯的作品。他们个个温文尔雅，如果不是一身囚服，谁都不会想到他们会是犯人。
探监归来，我立即四处奔走为二哥申诉。在当时的大形势下，他很快平反了。那是一个清晨，我刚上班，他找到我办公的地方，身上仍然穿一身破旧的灰色囚服，那时母亲正巧在我家里，当我把他领回家时，我怕母亲会过于激动乐极生悲，先进屋里告诉她说二哥出狱了。母亲佯嗔我一眼，说你又哄我高兴。我随即把等在门外的二哥迎了进来，母子二人十三年后第一次相见，母亲把头伏在二哥胸前，好几分钟默默无语，半天才落下泪来，嘴里叨念着：这不是梦吧，这不是梦吧……
哥哥姐姐们“右派”改正的好消息接踵而至，姐姐回到了北京，办了离休手续，她被街道上选为居委会主任；大哥成了北京科学仪器厂的副厂长；最可喜的是当初回乡只有小学毕业程度当了十八年农民的小弟，凭着自学来的一点英语基础，在当时农村英语教师奇缺的情况下被县教育局聘为教师。二哥后来调到忻州师范学院，退休后被福建一所华侨大学聘用，至今仍在那里教学。我自己在工厂里当了十八年工人，七十年代末由于写作的机缘而调到太原市文联从事编辑工作。编辑之余也偶或为文，有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百万余字面世，虽无多大影响，但最终从事自己所喜爱的文学事业的理想在新时期得以实现了。
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巧合，当年反右时，家里出了四个“右派”，现在姐弟中又恰巧有四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时想来，这也许是历史老人善意的谐谑吧。
父亲平反后，学校照顾母亲，给她分配了一套新楼房，一生含辛茹苦的母亲最终得以安享晚年，她老人家一生善良平和，坚强乐观，终以91岁高龄寿终。
母亲三周年祭日，我们兄弟相聚故里，在父母合葬墓前，我默默地告慰两位一生忧患的老人：你们安息吧，如今国运隆昌，盛世将至，我们的家庭也和我们的国家一样，一天会比一天更好。
冥冥中，我似乎看到了两位老人脸上绽开了欣慰的笑容……
11/10/2004 于心远庐
（原载《山西文学》2005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