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为取辱一也。废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礼义而已，又弃此而不守，祸莫大焉！凡祸福利害之说，某亦尝讲之。君子以忠信为利，礼义为福。苟忠信礼义之不存，虽禄之万钟，爵以侯王之贵，君子犹谓之祸与害；如其忠信礼义之所在，虽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为福也；况于流离串逐之微乎？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尝以动其中者，诚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终身之忧也。”《答毛宪副》，《王阳明全集》，第801—802页。“跪”与“不跪”并不取决于权势地位的高下，而是以礼义为标准。阳明此时虽为“废逐小臣”，亦决意不受逼迫而下跪。通篇凛然正气，死都不惧，还怕什么？“狂者”之能“狂”的关键，在持有道义。阳明自信忠信礼义之道在握，故而“大丈夫”行于天地之间，能够无所畏惧，堂堂正正。“狂者”之形象跃然于字里行间。嘉靖三年八月，正是中秋时节，阳明设席于天泉桥，赴宴者仅弟子就一百多。酒半酣，歌声渐起，门人或投壸劝酒，或击鼓助兴，或泛舟湖中，好一派“风乎舞雩，咏而归”之景。阳明赋诗云：“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霭忽然生。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又云：“处处中秋此月明，不知何处亦群英？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月夜二首，与诸生歌于天泉桥》，《王阳明全集》，第787页。以明月喻“良知”，坚信虽有阴霾遮蔽，终会云散雾消，“良知”由幽而显。阳明自信“致良知”是千载绝学，是他“百死千难中得来”。故而在此月白如昼、清风徐徐中，“狂歌勃发”，又以孔子和曾点之“狂”喻已之心情。“天泉夜宴”是一出人生大戏，是阳明“狂者胸次”之经典显现，其一生的事迹亦说明，他遵循内在良知的导引，生死以求成圣成贤，终于到达“狂者”的境界，与圣人之境只在毫厘之间，真正实现了一名儒者之“希圣希贤”之求，为天下人矗立起一座人生的丰碑。生死之念：“昼夜生死”生死之念是指一个人面对生死交替之际所迸发出的念头、想法，并转化为生死观而影响其一生。一般而言，每个人都或迟或早地会遭遇死亡，而死亡又是人类最大的痛苦与灾难。由于人具有意识与思维，所以必不可免地会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生死观。阳明曾多次遭遇“生”与“死”的危急关头，因而也就产生过多次生死之念。钱德洪追忆其师云：“吾师阳明先生出，少有志于圣人之学。求之宋儒不得，穷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筑阳明洞天，为养生之术。静攝既久，恍若有悟，蝉脱尘坌，有飘飘遐举之意焉。然即之于心若未安也，复出而用世。谪居龙场，衡困拂郁，万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阳明先生年谱序》，《王阳明全集》，第1357页。这段话点出了阳明学与其他学者之学有三个最大的不同点，首先，一般的学者总是在比较优雅、安静的环境中求学，而阳明则常常是身处“万死一生”的艰难环境中求学；其次，一般的学者为学常从经典释意入手，刻意构筑某种理论解释的体系，而阳明为学则常常求之于践履之中的内心体悟；第三，在为学目的上，一般的学者总是满足于理论体系的完整和自圆其说，而阳明则追求“知行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之便是行，知之必须行。阳明因有“九死一生”的经历，所以其求学之路与一般学人迥异，所得也非同一般。
弘治十八年，年仅十五岁的武宗即位，改元正德。宦官刘瑾专权，南京科道戴铣等人上疏得罪刘瑾，被矫诏下狱；为救戴铣，阳明毅然上疏，结果被廷杖四十，“既绝复醒”，死去活来，系于诏狱。此可谓一死难也。
次年，明阳赴谪所贵州途中，刘谨派人追杀至钱塘，他觉得几乎无法逃脱，遂伪装投江自尽，骗过了杀手。
此可谓二死难也。乘商船赴福建，夜遭风暴，登岸求宿于深山古寺，遇一居心叵测、谋财害命的和尚，将阳明带到已成虎穴的废寺住宿。“夜半，虎绕廊大吼，不敢入”。虎口逃生，此可谓三死难也。正德三年，阳明经江西、湖南，历千辛万苦，始到谪所贵州龙场驿。“龙场在贵州西北万丛棘中，蛇虺魍魉，虫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年谱一》，《王阳明全集》，第1228页。阳明在这种环境下，已陷入食不果腹、缺医少药、没有居所、语言不通的地步，前程渺茫，与亲朋友人音信难通，此可谓四死难也。此时的阳明，不过三十七岁而已，却已经历了四次生死危机，这样的人生经历非常人所能遭遇。大多数人在如此险恶的人生风浪中，早已锐气全无，消极度日了。然而渴望“成圣成贤”的王阳明，其人生动力丝毫没有衰减，相反他愈挫愈奋，求“道”之心愈炽，终至“龙场悟道”。“龙场悟道”既是他求“道”的高峰，又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关于这点，有三条材料为证：其一，阳明自道曰：“昔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证诸《六经》、《四子》，洞然无复可疑。独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恒疚于心。”《年谱一》，《王阳明全集》，第1254页。其二，黄绾在《阳明先生行状》中云：“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于一切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乃为石廓，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复何计？’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虑，只求诸静一之中。”《世德记》，《王阳明全集》，第1408—1409页。其三，《年谱》中记载：“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墩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仰忧，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年谱一》，《王阳明全集》，第1228页。从文献学的角度而言，黄绾亲炙阳明之教较早，且从朋友转为师生关系，对阳明生平的了解当超过其他诸生。据《年谱》记载：“论实践之功。先生与黄绾、应良论圣学久不明，学者欲为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年谱一》，《王阳明全集》，第1231页。在讲习过程中，阳明完全可能向黄绾口述过“龙场悟道”的情景，因此他的《行状》内容是真实可信的。此处主要以黄绾的《行状》为基本史料，考查阳明“龙场悟道”之内涵与意义。阳明“龙场悟道”的经历后来曾广为流传，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超越功名利禄之求；二是突破“生死之念”；三是悟出“格物致知之旨”。现分述如下：当人沉溺于世俗功名利禄、追求感官快乐时，可能会抑制或窒灭“生死之念”。而此时的阳明，经过三十余年的苦苦追寻，已从佛老归于“圣学”，故对世俗功名和感性享乐早已看破和超越。另外在贬谪龙场之后，物质生活几乎降到最低点，根本无得无失、无名无誉可言。人到此空空落落之时，完全可能萌生“生死之念”。
但一个人若时时担忧生死，则难以“悟道”。原因很简单，当人觉得死亡将临，谁还会去想别的？死亡是一个人最难跨过的“坎”，阳明当然也不例外。所以，黄绾称其“不能遣于心”。“龙场悟道”的关键在于，阳明“生死之念”的“念”是什么？从生死哲学的角度而言，阳明之“念”首先应该是“惧死恋生之念”。阳明在此之前，已遭遇到“三死难”，而谪居龙场之后，刘瑾谋害于他的阴谋并未停止，加之“虫毒瘴疠”的肆虐，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其上。正处于“四死难”之中的阳明，死亡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可能性，而是近在眼前的现实性。这让阳明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一面是强烈的求生之意，但惧死之念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这就是阳明做一石棺相伴，并下决心“吾今惟俟死而已”的意思所在。阳明在产生“惧死恋生之念”的同时，也许会产生“求死解脱之念”，亦即人为结束自我生命的想法。谪居龙场，对阳明来说其人生似乎已步入绝境：外有追杀，前程已断送，举目无亲，生活难以为继，所以阳明会不时涌现出“他复何计”的念头。他曾在诗中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溪石何落落，溪水何冷冷。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缨。溪水清见底，照我白发生。年华若流水，一去不回停。
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王阳明全集》，第697页。在诗中，王阳明感慨时光如流水，自己贬谪龙场，难有出头之日，更痛苦的是，自己孜孜以求的圣贤之“道”也难以成功。因此阳明萌生“求死之念”，希望以死来脱离人生苦海，产生这种想法和念头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惧死恋生之念”和“求死解脱之念”时时纠缠在阳明的脑海中，让他思绪如潮，无法安身。所以他做了一个石棺，发誓“吾惟俟死而已”：或等待加害者来取其性命；或等待自己临终之时的降临，反正是无所谓了，这是一般处于生死绝境者常常流露出的生死态度。然而，正是阳明下定决心“俟死”，感到生死都无所谓，他才能将世间的一切全都放下，真正进入“悟道”之状态。这里特别要区分清楚的是，在黄绾的《行状》中记载的是“俟死”，而《年谱》中则记之为“俟命”，不要忽略这一字之差，二者是有根本区别的。一般而言，成于二十多年后的《年谱》撰写当是参考《行状》等材料写成的。为何做这样一种改动呢？从事实上讲，《行状》早于《年谱》，内容当更接近于历史真实，也就是说，阳明当年在龙场悟道之初确实是一种“俟死”状态，他静候死亡的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