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本身的经世实绩，人尽皆知，不必详述，阳明后学之经世事业，近来也颇有抉发。最近的研究，可以张艺曦 《社群、家族与王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台大文史丛刊，二○ ○六年十月）为代表。本书从社会史的角度讨论王氏学术如何草根化，王学学者在地方上又做了些什么社会事业，这些事业对其建立社会声望、传播学术又有何关系等。
其大体内容是指出江右王学与地方家族合作共生，家族成为地方上推动王学的主力。然后借着这样的地方力量，王学学者在地方上推动土地重新丈量、赋税改革、清除虚丁等社会工作，并透过乡约与书院教化民众。
该书具体谈到的，是吉水同水乡罗洪先家族对王学的传扬、邹元标在县城的讲学；安福北乡则为邹元益家族，刘氏、伍氏家族辅之；东乡另有彭氏、王氏两家族；西乡有张氏及刘元卿一家。两相比较，同水的家族关系网络比较发达，虽乏固定的建制化讲会或书院，王学却发展得很好，正德、嘉靖以来一直是王学的中心。安福的南乡、北地虽有建制化的会讲场所，但主要也仍是家族在主持与推动。
作者大量利用方志与家族史料，重建明中晚期王学在地方发展的历史，令我们看到王学在具体社会脉络中如何生存与茁壮。但他可能想告诉我们的还不止是这些，他恐怕更想强调宗族在王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宗族不但效果胜于书院与讲会，书院和讲会若无宗族之支撑，亦往往衰败。反之，纵无书院与讲会，宗族网络本身就能推动王学的发展。例如安福南乡刘氏、王氏相继中衰以后，南乡王学亦衰，最后只留下书院这所建筑而已。而南乡可是具有建制化、固定开放空间供人会讲的地方呢！同水乡则根本只类似家族内部流传家学的方式，无此建制化的开放会讲场所，故其家族网络较学术网络发达，李中、罗洪先、曾同亨几乎都很少公开讲学，可是其草根化却似乎最为成功。相对来说，邹元标来往不同乡里讲学，又建了不少书院，可是与乡里士民、家族之互动即不如罗洪先，反而因要建书院讲学，须仰赖官方资助，故不易与政治划清界限，在张居正禁毁书院时，其所办能文书院便也列名禁毁。
过去的研究者，大抵只注意到阳明学者的书院讲学活动，张氏此书把焦点改放到宗族，确实令人耳目一新，所论亦有文献及数据支持，很堪欣赏。但宗族的重要性高于书院，只是江西之部分现象还是通例？浙中王学或泰州也是如此吗？此即不无商榷余地。且宗族传学，自汉代传经以来，即是学问发展的主要模式，故六朝隋唐门第士族均号称经学礼法传家。书院相对于这个传统，乃是将学术传承与教育由私家人际网络拉出来，变成一种向公众开放的领域，本身是具进步性的。阳明本人就十分注重书院讲学，也关心社学的发展，更有通过社学去兴化一乡的意识，如《王阳明全集》 卷十七所载：
△ 看得赣州社学乡馆，教读贤否，尚多淆杂。是以诗礼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见兴起。为此牌仰岭北道督同府县官吏，即将各馆教读通行访择；务学术明正、行止端方者，乃与兹选。官府仍籍记姓名，量行支给薪米，以资勤苦；优其礼待，以示崇劝。以各童生之家，亦各通行戒饬，务在隆师重道，教训子弟，毋得因仍旧染，习为偷薄，自取严咎。（《兴举社学牌》）
△ 先该本院据岭北道选送教读刘伯颂等，颇已得人；但多系客寓，日给为难，今欲望以开导训诲，亦须量资勤苦，已经案仰该道通加礼貌优待，给薪米纸笔之资。各官仍要不时劝励敦勉，令各教读务遵本院原定教条尽心训道，视童蒙如己子，以启迪为家事，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庶不负有司作兴之意，与士民趋向之心，而凡教授于茲土者亦永有光矣。仍行该县备写案验事理，揭置各学，永远遵照去后。今照前项教条，因本院出巡忙迫，失于颁给，合就查发，为此牌仰本道府即将发去教条，每学教读给与二张，揭置座右，每日务要遵照训诲诸生。该道该府官员亦要不时亲临激励稽考，毋得苟应文具，遂令日就废弛。（《颁行社学教条》）
观其所论，兴学并不以兴王学为目的，同时兴学也不只教生童，还要透过社学来化谕其父兄宗族。这是阳明的深衷。可是假如依张艺曦所说，那就恰好颠反了。王学发展退回到宗族内部，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网络，成了支撑王学的力量，抽离了宗族，书院亦难以存活。这岂不是否定阳明的用心了吗？又或显示王学后进在发展中只能依附于传统势力与人际网络呢？情况恐怕不是这样的。应该说是讲学者透过教育，化谕了乡里，令各宗族亦睦然从风，血缘团体成为以学术道义相维系的讲学团体或伦理团体。
这时，宗族或在其内部讲学，或在族与族之间共讲互讲，如同水之例；或以宗族力量发展出建制性的公开会讲场所，如安福南乡，形式不一。书院及讲会，则与宗族相互穿透，相协而动。血缘宗族团体亦因此而转变成为道义向学团体。换言之，恰好不是王学依托着宗族，乃是宗族受到王学的教化而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