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全球化对大学最大的冲击是通过拓展知识传播的区域而实现的。全球化和知识这两者都具有非个性化与普遍性的特征，它们常常会冲破国家的限制。甚至在国内，知识也比以前更公开、更容易获得，知识不再只是由精英人物所掌握。人们认为：日常的或非专业性的或专业性的知识并不一定次于科学的探索，而且还和科学密切相关。知识和科学这两种形式都会受到更多的评论与注意———受到个人的反射，而这就削弱了传统知识的权威性，同时强化了基于应用和功利之上的有效性。科学被认为是需要承担较大社会责任的东西，尤其在人类和自然界的紧密联系不断得到证实的时候（参见第五章）。
因此，关于什么是无可争辩的知识，在高等教育界难以达成一致的看法（Delanty，2001）。但是对某些人来说，这种情况可以导致某种乐观的前景。观念的可争议性和自由交流———在这样一个时代，即大学已不再远离社会、大学对社会所享有的权利几乎已经失去———既提供了一种新的“大学的理念”，也启发人们把这一理念当作一种基础，用以发展民主的各种形式，这些形式较少一些地域性，更多一些全球性。使用一些来自语言学的和批判的理论的概念———尤其是哈贝马斯（Habermas，1996）的著作，在这些描述中，全球化时代的大学潜在地成为理想的语言交流的场所。学科的交叉，作为科学的知识和作为文化的知识之间的交流，在一个仍然受到保护并享有特权的大学里增进交流（这种大学要求来自副校长和其他学校领导人的推动与领导，而不是奉行组织严密但无效以及不能激励人的管理主义），所有这些都是用来提高广泛交流的能力的乐观的方法。而对于民主协商的更为全球化的形式来说，广泛交流的能力看来是必不可少的［巴尼特（Barnett），2000；戴兰泰（Dalanty），2001；赫尔德（Held）等人，1999］。根据这些观点，比起那些更为普遍的但正在弱化的公共领域，大学含有更多民主的可能性（作为公共辩论的场所）和相互联系的性质，或者能够包容那些可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到的领导阶层（诸如知识分子或工人阶级）的看法。通过这些方法，大学最终消除了其固有的世界主义和其为本国服务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本国服务也有利于世界主义的发扬）。因此，全球化、世界主义、科学和文化已结合在了一起，并且在大学内作为反应的一部分，这种结合正在增强世界范围内同一性和关联性的普遍的与超领土的逻辑性。
然而不清楚的是：这样一些期望的事情和志向是否属于空想？科学不仅被包含在交流中，也包含在专业化中，包含在受到保护的和保守的范例中，包含在各个部门中。它们由于宗族和地区的不同而带有一些特性［比彻（Becher），1989］，而这些东西又被对研究和质量的外部竞争性评价所强化（这些评价推动了拨款和评级）。作为全球化的结果之一的学术资本主义（我们以上讨论过），更有可能分裂和危害学术界，而不是造成新的民主的和经双方同意而产生的辩论与各种机遇。当法人团体中的管理者和行政官员可能激起广大学术工作者一种共同的反感时（如果这些管理人员的行为太过分的话），实行这种新的民主形式看来是不可能的。区分和控制，评级和竞争性的拨款，这些手段很可能导致分裂，而不是形成一种有关共同意识的观念。
某些人曾设想过要抵制市场、官僚主义和国家的工具化了的各种力量，但现在尚无实际进行抵制的迹象。这种状况更多的是韦伯的说法（Weberian），而不是随着理性不可阻挡的兴起和发展，普遍的认识论和有组织的（如果说不一定是国家的）等级制度与各种界限所造成的。这种制度和界限对普遍民主的和经双方同意而产生的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加以了很好的控制。正如迪兰蒂（Delanty，2001）所已经注意到的，全球化并不一定反对国家———全球化在某些方面能够巩固国家，但在另一些方面可能会破坏国家的基础。建立作为一个组织的大学，其主要目的仍然是为国家服务，即使那些主要的职能之一（一国文化的再创造）已屈服于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