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有助于加强国际的和超国家的集中和管理的体制。影响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因素极其相似———扩大的招生数、减少的公共拨款（每个学生平均数）、终身学习、更多的私人投资———这些因素构成了全球性的现象。在企业界，跨国的标准化和管理（包括质量保证）被认为是促进全球化所必不可少的。《欧盟波伦亚条约》（The EU T reaty of Bologna，1999）可以被看作是象征着高等教育朝这种进程迈出的最初的蹒跚之步。该条约强调高质量的可靠作用，强调把质量保证作为在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中对消费者的重要指导。政府、学校和跨国组织正在评估各种方法，并用这些方法判断在线教育和外国院校的质量。然而到目前为止，对于各种新事物（诸如学习内容数据库的发展）尚无公认的标准，这就限制了各院校在成本的分担和资源的共享方面合作的能力。在学术质量和学分累计方面，缺少共同的标准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限制了不同院校之间对技能和知识的互认。
需要被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全球化的发展中，控制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暂时看来，全球性的竞争似乎减少了或者大大地减轻了市场的控制，但是这也导致了保护消费者的再控制和新的控制方式。尤其在高等教育中，我们能发现更强的控制力或减少了控制力吗？对于这些控制力，我们可以追溯到那增多了的世界范围的联系，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作为可交换的和商业性的活动的发展。被用于诸如教育这样的服务领域的有关全球性贸易自由化的各种建议是目前正通过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协商的一部分内容，这些建议将表明：对于市场自由化和减少控制的做法存在着强大的影响力。近来据估计：在世界范围内至少存在7个主要的机构，它们旨在建立全球性的组织，用以管理跨国教育或者用以创建国际的质量保证、质量承认和质量鉴定制度。这些机构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盟、欧洲大学联合会（European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和国际大学校长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 niversity Presidents）［参见2002年4月5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威廉斯（W illiam s）的文章］。
全球化的影响也能够对国内的管理机构起作用。在英国，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已帮助向一所“网络大学”（E-U niversity）提供资金，以援助各大学在国际在线教育的商业市场中参与竞争，但这种帮助同时要受到全面的质量控制。受政府委托而撰写的报告———《关于英国高等教育的迪林报告》（Dearing Report into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K，1997）也提出建议：成立质量保证处，该机构将控制各种学术标准，拥有更大的权力去控制海外和其他特许的工作，去为在整个欧洲和全世界确立英国高等教育的声望出力。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针对大学的质量保证机构也已建立起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护其在国外教育市场上的份额。
将来是否建立一个单一的针对各大学的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和鉴定机构，这一点尚不确定。这不仅是由于大学自治的传统使得采用这样的方法有问题，而且由于在教育以外的领域，国际和全球性的监控体制常常是依靠相互承认（M utual Recognition，M R）的原则，而不是依靠统一的原则去导致各种标准趋向一致。相互承认的原则是由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提出的。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必定已是欧盟的新方法。而在这以前，欧盟曾试图通过就共同的或统一的标准达成协议的办法去创建一个单一市场（Single M arket），但无果而终。
在大学全球化的背景下，如果各国管理体制的差异继续存在，就有可能会加强以下这种倾向，即按照在全球经济中运行的跨国公司的方式创建跨国大学（Trans-National University，TNU）。这种大学如果能利用其法人组织的形式，它们就能够在世界各地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在各地风险和机遇并存的背景下，这将使它们能够实现对其资源的国际性开发的内在化。这些风险和机遇的产生，是由于各国管理方式存在差异以及对国际管理工作的协调不够。随着跨国大学开始挑选它们所喜欢的管理者，各国管理体制之间的竞争将接踵而来（尽管各国政府会作出各种国际性的努力去预防这种竞争的发生）。在这一点上，民族国家、各种社会目标和大学之间的结合将让位于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将更多地以全球性的框架和法人的或私人的利益为基础。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情况，各民族国家不可能感到高兴。许多国家的确可能会强烈地抵制这种情况的出现。这些国家把大学看成是发展科学和其他研究的重要工具，而这些研究对于国家的创新和提高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尤其对于具有很高经济价值的技术的竞争）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各国政府的一部分责任，这些政府感到：必须在它们自己的领土上创建各种基础设施，从而使它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这就要求各种技术能力不能由于制度上的失误或缺陷而受到损害［阿奇巴吉（Archibugi）和安马里诺（Iammarino），2001］。虽然产生于或办在某个国家的跨国大学可能给别国带来投资和知识，但这些大学受外国的管理不多，它们和所在国政府的关系更近。在跨国大学的影响中，各民族国家已意识到这一潜在的隔阂。所以在一些政治领导人看来，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可以通过接受其本国影响的大学而得到最好的提升，同时在一些政府看来，“国家的捍卫者”（National champions）对于发展正常的经济仍将是十分需要的。所谓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包括提高入学率、通过拥有世界著名的“人才和成果中心”（centres of excel-lence）而保持国家的声望等。然而，一所越来越具有跨国法人地位的大学和国家公共事务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继续存在（因为还未找到消除这种紧张关系的办法）。
无论怎样，就经济资源和大学教育两者而言，全球不平等的模式将持续下去，并且这种不平等可能还会加重。在经济领域中，新的全球性秩序正在形成的特征之一是：全球化能够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旁观者。最近一份题为《学习的英联邦》（Commonwealth of Learning，COL）的报告已说明数字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运用是如何加强这种可能性的。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不仅在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着日益明显的“数字分界线”（digital divide），而且在科学知识及其增长的速度方面也有差异。但在发展中国家里，似乎还看不到通过合作、签订国际性协议或者公立／私立机构的联合等方式去改变这种状况的前景。各院校宁愿单独行动，也不愿结成合作的联盟去降低成本和提高能力与等级。然而，要建设一个虚拟学习机构的成本已经很高了。而要编制学习内容的数据库、提供更多的在线服务，其成本甚至可能更高。其结果就是：一所学校单独建立虚拟的学习机构正在变得更加困难。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分担投资成本和共享实物资源（in-kind resources）的一种方法，结成伙伴关系和联合投资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了（《学习的英联邦》，2000年，第146页）。
此外，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西方人能够用新的全球化的方法去开发课程内容，而这就创立了潜在的“知识帝国主义”（content imperialism），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就成了在别处产生的学习资源的消费者。
《学习的英联邦》也指出，全球性高等教育的商业性、无边界和虚拟化的运作方式也有某些局限性。它们这种越来越“企业化运作”（business operation）的方法正在导致以下这种现象，即“采摘容易得到的果实”（picking the low-hanging），因为一些特定的学科（诸如商业与信息技术）和教学法倾向于把一些获利较少的以及需要更多社会交往的学科与方法排除在外。除非这些倾向能够被改变，否则就可能意味着：面向在线学习和全球化高等教育的国际市场的规模与收益将比人们最初所觉察到的更有限，并且竞争更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