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都是关于“恕”的道理，凡事不求人过，但求己因，交朋友做事情都应该看人的长处。如果事事锱铢必较，什么事情都以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不但办不成事，还会得罪人，甚至惹人厌恶。而如若事事谦让，原谅他人的过失，长此以往，必定会增加自身的魅力指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是一定会犯错误的，可是犯错误之后，对人对己的不同态度则完全能导致不同的心理结果、事态结果。所以，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事后态度，源自人的性格与心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许只适合面对社会、面对同事朋友。对于自己的至亲至爱之人，更多的是需要“己所欲，勿施于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经历与背景，父母或夫妻之间，往往容易将自己认为正确无误，或者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人际交往的理解强加于人，因为这层特殊紧密的关系，很多人想改变，甚至左右另外一个人的想法，可是事实证明，不但无法改变，反而会增加双方的对立感。
王小波先生在他的一篇杂文《救世情结与白日梦》中曾说：“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放。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而显然这种自作多情产生的后果会比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后果更加伤人。中国的历史与传统似乎就希望以解天下与他人之倒悬为己任，可是也许这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瞎浪漫。如果可以把己所不欲而施于人比喻成强奸的话，那么这种瞎浪漫，自作多情，就是一种意淫。意淫也许比强奸更含蓄一些，但终究两者都不是什么体面的事。
4.精神愈用愈出，智慧愈苦愈明
【原文】
沅甫九弟左右：
四月初五日得一等归，接弟信，得悉一切。
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倘围攻半岁，一旦被贼冲突，不克抵御，或致小挫，则令望隳于一朝。故探骊之法，以善战为得珠，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
精神愈用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此次军务，如杨、彭、二李、次青辈，皆系磨炼出来，即润翁、罗翁，亦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弟当趁此增番识见，力求长进也。
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往时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钦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常常以求才为急，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此家书写于1858年5月21日
【译文】
沅甫九弟左右：
四月初五日得一等人回来，接到弟弟的信件，一切已经知道。
治军之道，总是以能打仗作为第一要事。假如围攻半年，一旦被敌人突围，不能抵挡；或者打了败仗，那么就会使声望毁于一旦。所以探骊的方法，以能打仗为得到骊珠。能爱惜民众是第二件事。能和上下官员、乡绅协调好是第三件事。希望我弟弟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坚持不懈，那么不但能为我补救以前的不是，也能为在九泉之下的先父增光。
精神越用越有，不能因为身体一向较差而过于爱惜；智慧越钻越明，不能因境遇不如意就马上垂头丧气。这次军务，如杨、彭、二李、次青等人都是磨炼出来的，即使是润翁、罗翁，也是大有长进，几乎是一日千里，只是我一直没有宏大的抱负，缺乏长进。弟弟应当趁此机会增长见识，力求上进。
求助于别人就是辅佐自己，时刻不要忘记这个道理。人才很难得，原来在我府中的幕僚，我都平等对待，不十分敬重。现在想起来，这些人才都不可多得！弟弟经常需要人才，那些无真才实学的人，虽然是至亲密友也不可久留他们，因为恐怕有才的人不愿意与他们共事。
【心读】
在这封家书中，曾国藩提出了一个观点：精神与智慧都是在苦难中磨炼出来的，不能因身体素弱或境遇苦痛作为借口而拒绝锻炼自己的精神和智慧。
历史上、现实中，许多伟大的人物都以他们的身体力行证明了苦难中彰显的人性伟大与磨砺出来的精神与智慧。
古罗马帝国尼禄皇帝的老师，哲学家塞涅卡本人就是一位命运多舛的人，然而他却十分坚强、甚至冷酷地对待来到面前的苦难。他曾经说过：“真正的伟大，就在于拥有脆弱的凡人的躯体却具有不可战胜的神性。”
维克多·弗兰克是意义治疗法的创立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受尽非人的折磨，但侥幸活了下来。他在集中营的时候没有成为骇人听闻的苦难的牺牲品，反而在肯定人生的立场上发现了苦难的意义。他指出：“苦难是人生的必含内容，一旦遭遇，它就为遭遇苦难的人提供了一种另外的机会。人性的某些特质，唯有借此机会才能得到考验和提高。而得到了这些精神与智慧财富之后，由于它来之不易，就决不会轻易丧失。”
孟子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人的本性是向往舒适的生活的，如果没有生存竞争、没有生活压力，大概只有极少数的人才会选择每天劳碌的生活。比如美国的社会福利投资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而这也正是美国有生机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艰难困苦会铸造人，而安逸欢乐则会消耗人。这是因为人类的精神与智慧，就像名贵的香料，只有在燃烧或者碾碎的时候才会散发出惊人的芬芳。
曾国藩本人也并不是从年轻的时候起就已经先知先觉，他也是在与太平天国的靖港之战与九江之战两度自杀之后，才大彻大悟了人生与仕途的真谛，从而感激苦难的赐予。现代作家史铁生，在21岁双腿截瘫之后再未能走路，后又患上尿毒症，终至透析。可是他并没有放弃疾病缠身的生命，在不能走路以后开始练习写作，终于成为当代享誉文坛的令人敬仰的作家。而这一切，都源自苦难的赐予。
国际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潘杰客说：“成功既不能从结果看，也不能从过程看，而是从心理角度考虑。成功就是要克服人性固有的恐惧、惯性、弱点和局限；超越经验、模式、思维、自我，甚至成功本身。能否超越自己——不是事情上的成功，而是心理上的成功。人在最危难与失意的时刻，暴露出来的都是人性的弱点，能战胜这种弱点的人，他追求的是更高远、更深刻并能永远保留的成功，这就是心灵的纯粹和伟大……”
因此，我们才会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历艰难困苦的锤炼，人是很难取得大成就的。
5.顺境勿喜，逆境勿忧
【原文】
字谕纪泽儿：
河间途次奏稿箱到，接尔禀函。顷又由良乡送到十二月初二日一禀，具悉尔母目疾日剧，不知尚克医否？尔母性急而好体面，如其失明，即难久于存活。余尝谓享名太盛，必多缺憾，我实近之；聪明太过，常鲜福泽，尔颇近之；顺境太久，必生波灾，尔母近之。余每以此三者为虑。计唯力行孝友，多吃辛苦，少享清福，庶几挽回万一。家中妇女近年好享福而全不辛劳，余深以为虑也。
洋人电气线之说断不宜信，目光非他物可比。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不如服药，专治本病，目光则听其自然。穆相一生患目疾，尝语余云：“治目宜补阳分，不可滋阴，尤不可服凉药。”如彼之说，则熟地大有碍于目矣。试详参之。
——此家书写于1864年8月23日
【译文】
字谕纪泽儿：
在河间途中奏稿箱收到了，接到了你的信。不久又收到你十二月初二日从良乡寄来的信，得知你母亲眼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不知还能医治好吗？你母亲性子急，又爱体面，如果失明，恐怕就活不了多久。我曾经说过名气过大，一定会有很多缺憾，我差不多就是这样；过分聪明，往往缺少福分，你差不多就是这样；顺利的境遇太久了，一定会发生灾祸，你母亲应验了这一点。我经常担心这三件事。想来只有尽力孝敬老人友爱兄弟，多劳苦少享福，或许可以挽回一些。可是家中的妇女近年来都只好享福而不肯受辛劳，我为此深感忧虑。
外国人用电气线治疗眼病的说法决不能相信，眼睛不是其他物件可比的。我厌恶那些机巧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毫无根据。不如吃药，医治病根，视力好坏听天由命吧。穆相一生都得有眼病，他曾经对我说过：“治疗眼病要补阳，不可滋阴，更不能吃凉性的药。”如果他的话是正确的，那么熟地就有害于眼睛，你试着验证一下。
【心读】
曾国藩写这封信的时候，时值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曾氏兄弟此时处于官途鼎盛之机，自1854年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到1864年，历经十年艰辛，终于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曾氏兄弟一时风光无限。
人逢喜事本该精神爽的。但曾国藩却在此时写出了这样的家信，唯恐乐极生悲，物极必反。曾国藩一生习惯用动态的观点看问题，这无疑就是其中重要的体现之一。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藩作了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完整地阐述了自己对待人生境遇的辩证态度。
《圣经》中的《旧约》把顺境看做是神的赐福，而《新约》则把逆境看做是神的赐福。因为上帝正是在逆境中才会给人以更大的恩惠和更直接的启示。无疑，人们都渴望生活一帆风顺，没有磨难，没有挫折，没有打击，没有失意，只有甜蜜美满，幸福快乐。暂且不说这在现实上是不可能的，假设有这样一种可能，冥冥中有一种力量，就赋予了一个人这样一种可能。那么，当他终于获得认可之时，他永远也体味不到那种心灵分泌的喜极而泣的激动与应有的感激；当爱情降临的时候，他永远不会知道珍惜对方，甚至会对对方随心所欲；当他人为了某件事情感动的时候，他却只能任凭眼泪涌出，而心中依然波澜不惊……甚至当死神光顾之时，他也不知道害怕或敬畏，因为他这一生根本不曾知晓对生命的尊重。
人长大了以后，常常会羡慕小孩的天真无邪，毫无烦恼，希望自己也永远长不大，这样就不必承担责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中就讲述了一个不愿意长大的人的故事：小奥斯卡觉得成人的世界里充满着邪恶和虚伪，他决定不再长大。结果他真的就只停留在三岁的高度不再长大，可后来的一系列变故导致他不能不长大，最后他也下定决心，真的恢复了成长。这个故事说明了想逃避现实世界的荒诞与磨难是不可能的，人最终都是要接受磨难，完成社会化的过程的。
社会上太多见为富却贪心不足者，过得已经不错却依旧脱离现实的想要争取之人，从不想上天待我已经过厚，应当损我之有余以补他人之不足。而恰恰反其道而行之，纵容着欲望，就像一只脱了线的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不着边际，鲜见有明智之人看清自己的来源与根基，明白也许命运的狂风会轻而易举地将断了线的风筝重新击落在地。俗话说“知足不辱”、“有福莫享尽”，就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凡事不可发挥到尽头，应当珍惜已经得到的幸福，而不要去盲目地追随无法企及的欲望。
李密庵在《半半歌》中说：“看破浮生过半，半字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悠闲，半里乾坤宽展。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寒廛，半士半民姻眷。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饮酒半酣正好，花看半吐偏妍；半帆张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难怪，林语堂先生说李密庵的《半半歌》是“中国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生活理想”。
对于人生境遇而言，面对逆境，我们需要的美德是坚忍，而面对幸运，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节制，从现实角度来说前者比后者更艰难；而从道德修养来讲，后者却比前者更难得。所以，顺境感恩，逆境亦安。顺、逆参半的人生——也即普通人、平凡人的人生就是诠释得最完美的人生，在两个极端之间恰到好处地平衡地生活。
6.凡好名当好有实之名
【原文】
沅弟左右：
初七夜连接二信并呈稿。此呈词不必用四六。弟之呈词，宫保不过据呈转奏，奏稿即全录，呈词一字不改矣。皇上每日阅数十摺，于四六摺，例不过目，即散行摺之长者，亦不全看，仅看首数行及末一段，有无请旨奖恤及放缺事件而已。此呈弟求之太深，弄巧反拙，不如即令彭次卿作一寻常呈词，不准过三百字，以明白为主，以弟克安庆应得奖励让与温甫，请谥犹请封者，愿以本身诰封封胞兄而已。至建祠则尽可不必。
湘鄂皖三省，温弟毫无战功，何祠之有？瑞州略有战功，亦远不如峙衡。初到瑞州，风浪极大之时，温弟正在病中，七月十六赴省养病，九月十八回营，则风波大定矣。次年二月二十六奔丧，七月十三始克瑞城，峙衡之劳过于温，峙仅立祠瑞州，而温立祠省城亦不平允。凡好名当好有实之名，无实则被人讥，求荣反辱。吾意呈词不可请建祠也。
军中匆遽忧灼，实不克搦管作文，写信则每日总有四五信，皆万不能不写者。日内公牍积搁甚多，顺问近好。
——此家书写于1860年12月25日
【译文】
沅弟左右：
初七晚上连续接到两封信和呈稿。这呈词不必用四六句。弟弟的呈词，宫保不过根据呈文转奏，奏稿应该全写下来，呈词一字不改。皇上每天看几十折，对于四六句折，照例不会太细看，较长的散行折，也不会全看，只看开头几行和结尾一段，有没有请求抚恤奖励和官员放缺的事。这呈词弟弟要求的太高，不如即令彭次卿写一份不超过三百字的平常呈词，以明白为主，将弟弟攻下安庆应该得到的奖励让给温甫，我愿以本身诰封转给胞弟，请求谥号并加封赏。至于建祠堂就没有必要了。
湘、鄂、皖三省，温弟没有战功，建什么祠堂？瑞州稍有战斗功绩，但也远不如峙衡。初次到瑞州是在风浪极大的时候，温弟正在病中，七月十六日到省城养病，九月十八回到营中时候，风波已经平定。第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奔丧，七月十三日才攻下瑞城，峙衡的功劳超过温弟，峙衡只在瑞州建立祠堂，而温弟在省城建立祠堂也不公平。凡是好名应当好在有实际的功名，没有实际的功名就会被人讥笑议论，求荣耀不成反而为耻辱。我的意思是呈词上不能写上建祠堂的事情。
军中生活，匆忙仓促忧虑焦急，实在不能执笔写文章，每天总有四五封信要写，全都是不能不写的。近日公文堆积太多，真感到惭愧。顺问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