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们对宦官集团的贪腐行为也是毫不留情!刚刚上任不久的杨秉,就顺理成章地发现了一些有问题的人,其中就包括单超哥哥的儿子单匡,此时的他担任济阴郡(山东定陶一带)太守,这家伙不干好事儿,专门干一些仗势欺人的坏事儿,他仗着自己的叔叔是五侯之一的单超为非作歹,贪赃枉法的事儿没少干。当时的济阴是兖州(今山东兖州市)的管辖范围。于是,兖州刺史第五种就派了他的一个得力干将卫羽去调查此事,第五种很清楚单匡是何许人也,所以派出了手下的王牌干将卫羽。卫羽没有辜负第五种的所托,没过多久便查出单匡获赃款五六千万钱的罪状。(第五种乃是东汉初年名臣、会稽太守第五伦的曾孙。)
这个兖州刺史第五种也是一个不畏权势的人,随后立即上奏告发单匡,并进而弹劾单超。
单匡不是单超,根本就没有什么精明的政治头脑,遇到了第五种这样较真儿的人,单匡知道搞不好就得脑袋搬家,情急之下居然想出了派人去刺杀卫羽的笨方法。
没想到卫羽武功高强,非但没有被杀,反而抓住了单匡派去行刺的刺客任方,并将其囚禁在洛阳监狱。这样一来可谓罪上加罪,单超很是被动。而此时的单超已经不是当初歃血为盟的单超,久经官场的他眼珠一转便计上心头,他先是命单匡想方设法把刺客任方营救出来,然后编造了莫须有的罪名把杨秉发配了。
就这样,在单超的指使和操作下,他的侄子单匡仍逍遥法外,反倒是杨秉被判了个莫须有的罪名被发配到朔方。
第五种心里明白,朔方是单超的地盘啊!朔方太守董援是单超的外孙,去朔方肯定没有自己的活路,只好在半路上找机会逃跑了。其实也是因为第五种的人缘不错,过去的属吏孙斌知道上司到朔方后必死,于是便集合第五家的宾客,连夜追赶第五种,一直追到太原,才赶上押送的队伍。当下众人齐心协力,将第五种劫走,救回了老家。第五种回到家后,也不敢露面,只好四处隐匿,直到数年之后,天下大赦,他才被免罪,得以重见天日。
唧唧歪歪的大臣们
除掉梁冀,对于国家来说本是一件好事,但桓帝的大面积封赏又让帝国的吏治迅速跌入了混乱的深渊。
面对这种封爵、赏赐严重超出正常范围的现象,稍有见识的大臣都会感到异常惋惜。然而对于此,桓帝刘志不但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反而认为自己的做法有情有义,对汉家江山的稳固有着莫大的作用。在他眼里“忠实”的宦官远远好于那些在朝野间唧唧歪歪的大臣。
在这种沾沾自喜的心态下,刘志皇帝愈发松弛朝纲、胡乱分封,又在宫中“囤积”大量美女,整日饮酒作乐。
面对这种政纪废弛的局面,重新上台不久的陈蕃痛心至极,三番五次上书劝谏,在一次奏折中,他这样写道:“封过的诸侯王好像天上的二十八宿,拱卫着帝王。高祖曾经规定,不是有功之臣不能封侯。然而,我听说,皇上追录河南尹邓万世的父亲邓遵的微小功劳而赐封邓万世,并重新恢复尚书令黄隽祖先已经断绝的封爵。对亲近的人,不按照正常的制度授予食邑,对左右随从,没有功劳而颁给赏赐。甚至一家之内,被封为侯爵的有数人之多。所以天象失去常度,阴阳秩序错乱颠倒。
我也知道,爵位已封,现在再说也来不及,只是希望陛下到此为止。还有,在皇宫之中有美女数千人,她们吃的是肉,穿的是绫罗绸缎,用的是胭脂粉黛,费用无法计算。民间有谚语说:‘偷盗不经过五女之门。’因为女儿多会使一家贫穷,如今后宫有这么多美女,难道不会使国家贫穷吗?”
陈蕃的这次奏折虽然言辞依然直指帝国的矛盾所在,但是却引经据典、言语巧妙,甚至搬出了皇帝的祖宗刘邦,搞得刘志虽然心里不爽,但也没什么好说的。于是只好悻悻地采纳了陈蕃的意见,先后释放宫女五百余人,只赐给尚书令黄隽关内侯的封爵,而封邓万世为南乡侯。
陈蕃上书之后,桓帝的所作所为多少有了一些改善,虽然对“五侯”及其党羽依然疏于管教,但对于其他政事倒也经常过问。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桓帝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觉得自己不但有情义,而且也勇于纳谏了,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皇帝了。
这一天闲来无事,他把侍中爰延叫到身边,语气和蔼地问道:“你说,我这皇帝当得怎么样啊?”
史书记载爰延为人:“清苦好学,能通经教授。性质悫,少言辞。”就是说爰延是一个诚实的人,这个时候他也不隐瞒观点,直截了当地回答道:“还成吧,在咱们大汉帝国算是不好不坏,中等!”
桓帝一听,有些不大高兴,接着又问:“你凭什么这么说?有根据吗?”爰延又回答说:“本来尚书令陈蕃管事挺好的,国家上下都很不错,但是现在您主要让宦官们打理江山,国家被搞得乱七八糟的。”
刘志听完爰延的话,心里虽然老大的不高兴,但是一时之间也不好发作,只好又做出一副从善如流的样子说:“昔朱云廷折栏槛,今侍中面称朕违,敬闻阙矣。”意思是说“过去,朱云曾在朝廷上折断栏杆强谏成帝,而今你又当面指责朕的过失,朕知道自己的缺点了。”接着又装模作样地任命爰延为五官中郎将,后又擢升,官至大鸿胪。
爰延升官之后不久,洛阳天象有变,一颗流星经过帝座星座,桓帝又向爰延询问此事。爰延呈上奏章说:“陛下跟河南尹邓万世是未即位以前的旧友,于是封他为列侯,对他的恩惠,重于三公九卿,厚于皇族。并且,经常召见他,和他一起游娱,上下亲昵而不讲礼节,有损至尊的威严。我听说,皇帝左右的人都是商量政事和德教的。和善人相处,则每天都能听到有益的训勉;和恶人一起游娱,则每天都要产生邪恶之情。但愿陛下疏远好进谗言和阿谀奉承的小人,接纳忠贞的人士,则灾患可以消除。”
事实上,和之前直接指责皇帝一般般相比,爰延这次的奏章实在算不了什么,而且言语也并不激烈。然而就是这封平平常常的奏折,刘志看过之后,心情却极为不爽,之前爰延说他皇帝做得一般已经让他很不高兴,现在又说天象异变是因为自己亲奸佞而远贤臣,桓帝着实有些气闷不过,于是一生气把奏折扔到了一边。
爰延呈上奏折之后,便怀着美好的心愿等待着皇帝迷途知返,谁知刘志不光没理这茬儿,反而还与外戚宦官走得更近。无奈之下,爰延只好声称有病,拒不上朝。
桓帝知道爰延托病之后,心中更是恼火,一气之下免了他所有官职,把他遣回了老家。
就这样,朝中官员们眼见皇帝越来越亲小人远贤臣,于是上奏进谏者也越来越少。宦官集团趁着这个机会进一步地扩展了势力。
延熹三年(160年)正月十一,新丰侯单超去世。桓帝一番悲戚之后,下令赏赐给他御用棺木和玉衣。等到埋葬时,又调发五营的骑士,由将作大匠督率,为他兴筑坟墓。皇帝这么做可谓“有情有义”,满朝的宦官都高呼皇帝情深义重,万岁、万岁、万万岁!而此事过后,剩下的那“四侯”则更加骄横跋扈,以至于当时的洛阳人民传唱歌谣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意思是说:“左悺有回天之力,具瑷是唯我独尊,徐璜的威风如卧虎,唐衡的势力像大雨。”
有了皇帝的放纵,宦官集团的首领们再无顾忌,他们竞相修建宅第,追求豪华奢侈,连家里的仆人都乘坐牛车,有骑马的保镖跟随,相比当年的梁冀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侯”的兄弟姐妹及亲戚们一个个鸡犬升天,加官晋爵,有的担任州刺史,有的担任郡太守。其中单超之弟单安为河东太守,侄子单匡为济阴太守,徐璜之弟徐盛为河内太守,左悺之弟左敏为陈留太守,具瑗之兄具恭为沛相。这些人共同的特点就是狗屁不通,只知道贪赃枉法,疯狂地搜刮和掠夺百姓的财富,和盗贼没有区别。他们的暴虐行为遍及全国各地,搞得民不聊生,怨气冲天,以至于很多普通百姓没了活路,最后铤而走险干起了强盗买卖!
延熹三年(160年)春,左悺的哥哥左胜担任河东郡太守。他有一个属下叫赵岐,是皮氏县长,京兆人赵岐觉得自己在这么个浑蛋手底下当差非常丢脸,于是当天便自动离职,西归故乡,回到老家京兆。
然而赵岐万万没料到,与左悺同为五侯之一的唐衡有个哥哥正好担任京兆尹,而且他和赵岐之间向来有怨恨,赵岐到家没几天,他便命人逮捕赵岐的家属、宗族和亲戚,扣上重大的罪名的帽子,全部加以诛杀。赵岐只身外逃,走遍全国各地,后来隐姓埋名,在北海国的街上以卖烧饼为生。直到后来有一天,一位来自安丘县、名叫孙嵩的人发现他与众不同,就带他一同乘车回家,把他藏在夹墙之中,直到唐衡兄弟死后,遇到了赦令,他才敢出来。
3.五侯之外又一侯
如果说延熹年间的宦官上位是由皇帝一手主导的,那么五侯的先后去世则给了桓帝纠正错误的机会。
平心而论,单超等五人在世时的所作所为基本上可以用擅权来描述,尚未达到专政的严峻地步。如果桓帝刘志能够立即醒悟,那么东汉帝国尚有一救。
然而,这一切只能是一个假设。桓帝不是刘彻,也不是刘秀,他既没有席卷天下的雷霆之力,也没有治国安邦的聪明才智。他的好恶几乎都由自己的个人恩怨来决定,国家对他而言只有“家”这一种含义。
简单地说,这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皇帝,如果他遁入江湖,那么也许是一个讲义气、重感情的豪客,但居于庙堂之上却实在不是一个优秀的帝国主人。
五侯虽然渐老渐衰,接二连三地离开人世,但宦官的势力却并未消减。当年跟随他们的小角色——侯览成了新的宦官集团“话事人!”他和五侯的残余力量一同在朝野之间兴风作浪。而以陈蕃、杨秉为代表的贤良忠臣虽竭尽所能、屡次进谏,但结果却令人惋惜!
虽然最后侯览下台、五侯归西,但大汉帝国的江山却已风雨飘摇。新的宦官首领迅速接过前辈的大棒,他们依旧扮演着这个时代最阴暗的角色!
碧血丹心
延熹六年(163年),东汉帝国在刘志的统治下已经日渐衰落。此时,宦官集团加快了摄取政权的速度,虽然五侯都已年迈体弱,但新生力量之奸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面对朝野之间的乱象,大臣周景和太尉杨秉给桓帝上了一道折子,主要有两方面内容:第一,“内外吏职,多非其人。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也就是说现在的朝廷,无论是在朝官员还是地方官吏,大部分人都是不适合的,按照老祖宗的典章制度,宦官子弟是不可以当官的,可现在的宦官却是遍布朝野内外;第二,“而今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意思是说:现在到处都是年轻的人、才能平庸的人当官,弄得百姓怨声载道,应该遵守传统的法令规章,斥退贪婪和凶残之人以堵塞天象变异和人民的非议。
这个时候的桓帝已经是一个三十二岁的中年人了,对于周、杨二人的上疏,三十二岁的刘志这一次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扔在一旁,而是拿起来认真地看了起来。当然,这并不能表明他开始准备变成一个好皇帝了,此时的他糊涂依旧,只是神智并未完全错乱,看了这二人的奏折之后,虽然没有嘉奖,但也点头采纳了。在杨秉等人心中,此时的陛下似乎是开始醒悟了,于是,杨秉趁热打铁,上疏逐条弹劾青州刺史羊亮等州牧和郡太守五十余人,也许是因为刘志这些天来心情不错,全部都批准了。那些被弹劾的官员大都被诛杀,只有少数被免了官,天下人开始肃然起敬了。
和周景、杨秉二人一样,当时朝中官居尚书的朱穆也是清廉贤臣,一样痛恨宦官集团的恣意专横。周景、杨秉上书之后,他觉得皇帝似乎有点变好的意思,还能听得进去忠言,便跟着上了一本奏折。
在奏折中朱穆说道:按照汉朝历朝历代的典制,中常侍这个官并非全都是由宦官来做,中间也有一些“士人”担任,“按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自殇帝延平年间以来,宦官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尊贵,他们的权势也越来越大,帽子上戴着金,貂尾垂到右侧,身居侍中的重任,凡是朝廷的政事,一律要经过他们的手,所以这个官位全部都是宦官担任。“愚臣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更选海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即兆庶黎萌,蒙被圣化矣!”意思是说:“我认为应该将他们全都罢黜,恢复从前的制度,重新选择天下高洁淳朴而又通晓国家制度的人士,来补任留下的官位,这样,黎民百姓就都能受到圣明的教化了!”
其实单从奏章来讲,朱穆所言也都是痛陈时弊。然而和周、杨二人的上疏只说了政事不说皇帝不同,朱穆他先是说光武皇帝如何如何,接着又说如今的国家如何穷困,皇帝如何宠信宦官。这封奏章递上去之后,桓帝心想:这不是在弹劾宦官,这是在说我的不是啊!要知道,桓帝并不是那种能接受逆耳忠言的人,看到折子后他很是不高兴,虽然没有立刻发作,但却丝毫没有理会的意思。
朱穆见上书之后便没了消息,心中难免有些纳闷,于是在一次朝会上,他又口头对皇帝说:“我听说汉朝的传统制度,设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负责省览尚书呈报皇帝的奏章;设置黄门侍郎一人,传达皇帝的命令,收受臣下的奏章,全都选用有声望的家族出身的人士。自从和熹太后以女主的地位主持朝政以来不跟三公和九卿接触,而是用宦官担任常侍,由小黄门奔走于皇宫和后宫之间,从那以后,宦官的权力压倒了人主,使天下困苦。应该将掌权的宦官全部罢黜遣退,广选年老博学而又有德望的儒者参与政事。”
和前面的奏折一样,朱穆这番话依旧是不知深浅、吃力不讨好,一味拿帝国的传统制度来说教当今皇帝,甚至还捎带脚儿把和熹太后也一通儿指责。桓帝听罢之后立刻勃然大怒,直接把朱穆轰出了大殿。
所谓此消彼长,朱穆因上书得罪了皇帝这件事迅速成了宦官兴风作浪的理由,这个时候的五侯基本上已经不再朝会了,而侯览却冒出头来,侯览等人一面在皇帝面前大肆诋毁朱穆,一面又假借皇帝的名义在朝野之间散布谣言。
侯览何许人也?侯览为东汉山阳防东(今山东单县东北)人,当初也是因诛杀梁冀有功,进封高乡侯,后来也是一路亨通,坐上了中常侍的位置。
本来按理说,此时宦官虽然势大,但也不敢矫旨暗害,直接对朱穆下手。但可惜的是朱穆本人偏偏是个急性子,易动怒,过了不久,竟因愤恨和郁闷而生了毒疮,最后病逝。
朱穆的死让宦官集团大为振奋,在他们看来,把对手活活气死远比直接杀死更加振奋人心。自此之后,他们在朝野之中更是横行无忌,逐渐把触角伸向了京都之外,开始在地方郡县大量培植亲信。本来已经风雨飘摇的东汉帝国,开始了又一次的被逐渐僵化。
寇氏奇冤
延熹七年(164年),这一年又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夺权事件,这就是“寇荣案”。
以出身来讲,寇荣可谓名门之后,也算是个不折不扣的高干子弟。其曾祖父为寇恂,乃是东汉初年的开国功臣,赫赫有名的“云台二十八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