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曾祖父一样，寇荣本人对朝廷也是铁血丹心。他的性格矜持清高，很少跟人交往，与宦官更是水火不容。延熹初年，寇荣堂兄的儿子娶桓帝的妹妹益阳长公主为妻，而桓帝又纳寇荣的孙女做妃子。也就是说，寇家和桓帝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在当时的外戚之中显赫至极。
由于寇家的风光无限，再加上他与宦官集团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除掉寇荣就成了侯览等人的目标之一。按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的说法，为了铲除寇荣，侯览等人费劲了心机。由于寇家属于外戚，因此在宫中势力不弱。侯览等人只好由外及内，在外廷散布谣言，制造皇帝与寇家的矛盾。俗话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更何况桓帝本来就稀里糊涂的，因此没过多久就免去了寇荣的官职。
寇荣被免官后，有感于朝野之间的混乱，因此并未申诉，直接带着宗族家室返回了老家。然而逃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此时的侯览集团已经把触角伸及到了四面八方。寇荣刚到老家不久，当地的地方官便接到了宦官集团的命令，在当地开始拼命地迫害寇氏一家。
寇荣见躲到老家也不得安生，一怒之下决定前往京都洛阳，准备到宫门上书，为自己辩解。谁知刚刚走到中途，幽州刺史张敬又以寇荣擅自离开边郡住所为理由，在皇帝面前狠狠地奏了寇荣一本。桓帝接到奏折之后，也不思量，直接就下诏逮捕寇荣。
皇帝的逮捕令下达之后，寇荣虽然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冤枉，但行动上也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在进京的途中便直接踏上了逃亡之路。
此后数年，寇荣可谓风餐露宿，受尽了人间疾苦。
延熹七年，中常侍汝阳侯唐衡、武原侯徐璜二人病故。桓帝将这二人风光大葬之后，下令天下大赦。然而这大赦虽然连杀人放火的人都免了罪，却偏偏没有说要赦免寇荣。
面对这种走投无路的困境，寇荣忍无可忍，然而面对皇帝的强权、宦官的专横，他几乎没有任何翻身的可能。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上书辩解，于是便有了下面这封著名的半公开奏折：
陛下您统治天下，治理万物，当为天下人民的父母，凡是活到长齐牙齿年龄的人都应该得到陛下的恩德。但是不知为什么，只有我们兄弟，本来无罪，却遭到那些专权的家伙百般排挤，被苍蝇一样的谗佞小人阴谋陷害，以致陛下忽略了慈母的仁爱，跟曾参的母亲一样，误信曾参杀人的传闻，进而雷霆大怒。残暴谄媚的衙役官员，张开罗网，设立陷阱逮我，争先恐后的德性就跟追赶仇敌一样。他们的刑罚甚至加到死人的尸体上，连我们家的祖坟都给刨了，这就是他们为了表示朝廷的严明，而滥加的惩罚！
我寇荣的确不敢冒犯天威，所以只好私自逃亡流窜到深山老林，就等着陛下哪天醒悟过来，神目明查，拯救我这可以济度的人，援助我这将要淹死的生命。然而，万万没有料到啊，陛下的积怒并没有随着温暖的春天而消失，怨恨也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你居然还派出使者，奔驰于驿站之间，贴出布告，传播远近，文辞苛刻，搞得比大冬天的霜雪还冷酷。
在陛下的指令下，追逐我的人走遍天下道路，缉拿我的官吏，布满有车辆轨道的地方。回头想想，即便是当初楚国悬赏捉拿伍员，汉王朝悬赏捉拿季布，都没有像您对我这样拼命折腾啊！
我寇荣自从受到处罚以来，朝廷实行过三次大赦，又颁布过两次可以用金钱粟米赎罪的诏令，我所犯的属于没有证据的罪，有足够的理由被赦免，可是，陛下却对我恨得更深，有关官吏追究我的罪过更加厉害。
现在如果我停下来，就会被处死，如果继续逃跑，你们就给我加逃亡的罪名。选择苟活的话，我是无路可走的人，拼死的话，我又是含冤的鬼魂。苍天如此辽阔，居然不能遮覆我，大地如此宽厚，却没我立足的地方。我现在走在土地上，都感觉自己随时会被活埋，离城墙远远的，都觉得会被石头拍在底下！
陛下，要是我真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您就公布一下，我宁愿身受死刑，暴尸荒野，就此也别让朝野之间胡说八道了。
说实在的，我以前曾经想过，回京城洛阳找陛下，我就坐在宫门外的那块大红石头上，我让三公九卿、所有大臣评评理，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只是可惜啊，我还没走几步呢，就发现不光是陛下那皇宫的大门九重紧闭，就连这外面的路上也布满了陷阱。我走一步就是犯法，挪一步就得让人弄死！我现在是去不了洛阳了，我估计这辈子也不能让您相信我了！
现在想想，真是可悲！我这么混下去，还有什么意思？人们都说忠臣为了化解君王的愤怒而不惜杀身；孝子为了宁息双亲的怨恨而不惜殒命，所以才有虞舜不逃避刷抹仓房和穿井挖土的苦难，申生不逃避骊姬恶意的诽谤和陷害。我寇荣不敢忘了这个道理，我干脆自杀来让您消火好了！
我就求您一件事，让我一个人顶罪，希望您能放过我的兄弟，给我们寇家留个后！这也算您宽宏大量，泽被天下了！
以上这些就是我临死之前的话，面对着这封奏章，说实话，我都流不出眼泪了，流的都是血！
在这封奏折中，寇荣痛心疾首、字字泣血，叙述了自己被宦官百般排挤陷害的悲惨事实，同时也表达了对专权者的愤怒，以及对皇帝昏庸的诧异。然而泣血没有用，求饶也解决不了问题。桓帝接到奏折之后，还没等宦官们进谗言，自己已经怒不可遏了，一道圣旨下来，直接诛杀了寇荣。可怜寇家几代忠良，竟然落得如此下场，可谓大悲！
刘志的回光返照
当一代皇帝昏庸到好坏不分，连自己亲戚及功臣之后都不放过时，这个国家其实也就没救了。也许此时的刘志还有清醒的时候，但更多的是浑浑噩噩，更何况此时由他一手造成的宦官专政已经不可收拾，他些许的觉悟已经无法扭转帝国的衰竭了。
延熹八年（165年），当初跟着五侯混的宦官侯览已经成长为一代巨奸，其实力和五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面对这种情况，桓帝刘志有时也会反思，虽然他的反思已经用处不大。
在当时，侯览在邻近济北国边界的地方拥有大量田产，他的奴仆和宾客仗势公开抢劫来往的过客。济北国国相滕延觉得这些人实在过分，便一股脑儿将他们逮捕，并且诛杀了数十人，然后把尸首放在路口示众。
侯览知道后，一状告到了皇帝面前。刘志听完后，虽然觉得侯览有点过分，但想一想之前他曾在诛杀梁冀时贡献过力量，便顺了他的愿，将滕延召回京都洛阳，接着送往廷尉处治罪、免官。
还是这一年，朝廷查明侯览的弟弟侯参在担任益州刺史期间，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一亿。为此太尉杨秉进行弹劾，结果就在朝廷用囚车把侯参押解回京的路上，侯参畏罪自杀了。
面对着侯参三百多车金银赃物，太尉杨秉依然怒发冲冠，又上书弹劾说：“我查考朝廷旧有的典章制度，宦官本来只限于在皇宫内听候差遣，负责早晚看守门户，而今却大多备受过分的宠信，掌握朝廷大权。凡是依附宦官的人，宦官就趁着朝廷征用人才时推荐他们做官；凡是违背和冒犯宦官的人，宦官便随便找一个借口对他们进行中伤。宦官的居处效仿王公，他们拥有的财富可与帝王相比，饮食极尽佳肴珍膳，奴仆侍妾都穿着精致洁白的细绢。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是贪赃残暴的首恶，自取灾祸和灭亡。
“我认为，不应该把侯览再放在陛下左右。过去，齐懿公给崐邴的父亲加刑，又夺去阎职的妻子，却使他们二人陪同乘车，最终发生了竹林中的大祸。因此，侯览应被迅速斥退，投到豺狼虎豹群中，像这一类人，不能施行恩德宽恕罪行，请免除官职，送回本郡。”
杨秉的奏章呈上以后，还没等皇帝说话，侯览便指使同党尚书召来杨秉的属吏，责问道：“朝廷设立官职，各有各职责范围。三公对外管理政务，御史对内监察官吏。而今，三公超越职责范围，弹劾皇宫内的宦官，无论是经书典籍，还是汉朝制度，有什么根据？请公开作具体答复。”
属吏回去之后，把宦党的话对杨秉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杨秉立刻又派人到尚书处，义正词严地驳斥道：“《春秋左传》上说：‘为君王排奸去恶，要使出全身的力量。’邓通懈怠轻慢，申屠嘉召邓通进行责问，汉文帝因而为邓通说情。汉朝的传统制度是：三公的职责，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过问。”
杨秉的答复让尚书无法反驳。桓帝迫不得已，最终将侯览暂时免职。
侯览下台之后不久，司隶校尉韩演又乘机弹劾尚在人世的五侯之一的左悺的罪责，以及弹动左悺的哥哥、南乡侯左称搜刮财物，作奸犯科，宾客放纵，侵犯官吏和百姓的罪责。桓帝接到弹劾之后，虽然没有表示什么，但左悺、左称本人认为侯览的下台是敲响了自己的丧钟，于是只好选择了畏罪自杀！
紧接着，韩演又趁热打铁，弹劾同是五侯之一的中常侍具瑗的哥哥、沛国国相具恭贪赃枉法。桓帝下令将具恭征召回京都洛阳，送到廷尉狱治罪。
具瑗知道哥哥获罪的消息之后，立刻主动到廷尉狱认罪，并上交东武侯印信。本来桓帝此时可以顺坡下驴，治罪具瑗，但或许又想到了当年歃血为盟的情分，最后他并没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仅仅是将具瑗贬为都乡侯。同时为了平息朝野之间对宦党的愤怒，又将单超及徐璜、唐衡的封爵继承人都贬为乡侯，子弟得到分封的，全部取消封爵和食邑。
延熹八年冬，具瑗病死。至此五侯时代基本结束了，同时，与他们相辅相成的侯览也因为丧失了皇帝的信任，暂时中断了自己祸乱朝纲的历史。
然而不幸的是，祸首虽死，但遗毒还在，直到延熹九年之后，五侯的后代们依旧作威作福！例如，中常侍徐璜的侄儿徐宣，担任下邳县令，残暴酷虐。他曾经求娶前汝南郡太守的女儿为妻，但是却没有得到手。这让徐宣感到很没面子，于是一怒之下率领手下冲进南郡太守的家里，将大美女抢来做自己的压寨夫人。霸占了太守的女儿，徐宣还觉得不解恨，玩弄腻了之后，又把这可怜的姑娘挂在高处当了射箭的靶子。可怜一代佳人，最后竟落了个乱箭穿身的下场。
东海国宰相、汝南郡人黄浮听说这件事后，二话不说就逮捕了徐宣和他的家属，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用严刑拷问。在当时，黄浮的属吏竭力劝阻，认为这样做会得罪朝中的宦官。但是黄浮说：“徐宣是国家的败类，今天宰掉他，明天我坐罪抵命，也认了。”于是立即将徐宣判处绑赴市场斩首，尸体示众。此事的消息传到京城之后，宦官们又向桓帝控诉，桓帝勃然大怒，将黄浮判处髡刑，最后，把他送往左校营罚服苦役。
4.走向覆灭的汉王朝
在中国的历史上，宦官干政最严重的三个朝代分别是东汉、唐、明。
其中，唐、明两代的情况相对类似，就是大宦官一揽天下，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而东汉末年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在这段时期，宦官干政多以群体和集团的形式出现，比如五侯、十常侍。
东汉的宦官专权主角更替很快，从表面上看似乎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挑出任意一个其罪恶都可谓罄竹难书。
以先前的五侯擅权为例，他们似乎并没有直接夺取帝国的行政统治权，但却成为其中最大的蛀虫。这是一种近似于蚕食的行为，仿佛慢性病毒，当病人觉察出来，一切都已经晚了。
五侯的先后去世、侯览的中途倒台都没有对东汉末年的宦官专权造成实质性的冲击，他们倒下去的结果，只是给新的宦官苏康、管霸、曹节和王甫空出了舞台。
也许此时在皇帝眼里，宦官们虽然有问题，但尚且伤害不了帝国的主体。他怕的不是这些失去生育能力的阴阳人，他怕的是那些真正能在朝野之间一呼百应的人。
无论这些人是外戚，还是忠臣，在皇帝心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敌人！
名士的背后
延熹八年（165年），这一年可以说是桓帝统治下最好的一年，同时也是最坏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五侯成为历史，侯览下台。
同样也是这一年，在帝国的中坚阶层中传出了噩耗，五月二十二日，曾经力扳侯览下台的太尉杨秉去世。
杨太尉的一生是可以用清白来形容的，他曾自称：“我有三不惑：美酒、女色、钱财。”他的话不是自夸，而是实实在在地身体力行。杨秉的去世对于东汉帝国来说不啻为巨大的损失。宦官少了一个执拗而又强劲的对手，朝廷少了一个敢言、自律的典范。
宦党集团老首领的垮台以及杨秉的去世使朝野间的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轮新的斗争在无声无息中展开了。
杨秉去世后，他所推荐的官员、广陵人刘瑜前往京都上书说：“宦官不应该都裂土分封，竞相选立养子，继承他们的爵位。宦官们总是美女充斥左右，无事坐食空宫，不但伤害民生，而且耗费国家财富。贫困的人民，有的甚至出卖自己的人头，去向官府领取悬赏，父亲和兄长互相替代杀身，妻子和儿女眼看着亲人死去。现在陛下喜好微服出行，总是到左右亲近的人家里，私自到宦官的住宅，使他们的宾客到处兜售这些消息，把整个道路弄得乌烟瘴气，他们因此凶暴骄纵，无所不用其极。请陛下广开言路，听取臣下的规劝和进谏，多多观察上古的经验和教训，疏远奸佞邪恶的人，以便使政治达到和平，恩德普降天下。”
刘瑜的上书，对桓帝来说，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时侯览刚刚下台，宦官的势力尚在新一轮整合之中。皇帝刘志也在进行反思，虽然在他心里从没想过把宦官斩尽杀绝，但帝国的乱象却时刻在提醒他，朝野之间的力量必须得到平衡。
刘瑜上书之后不久，桓帝下诏，对他给予了特别召见，向他询问灾异的迹象和预兆。宦官集团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联系在外廷掌权的同党官员，要他们劝说刘瑜在回答时含糊其辞，不要触及宦官集团的根本利益。然而刘瑜并没有把这些话当回事，在与皇帝的直接沟通中，他又上谏书一道，共八千余言，言辞比从前的奏折还要激烈。
然而，刘瑜毕竟不是普遍现象，这样的正直官员毕竟不是大多数，在当时东汉帝国的官场风气非常不好，很多所谓的名士对国家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就当时的社会情形而言，所谓名士一共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他们从来不就官府的征召，只愿意闭门装高深。这些人每拒绝征召一次，他们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就提高一次。他们认为“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虽然不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抵得上一个大官。这一类人数很少，以太原介休人郭泰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