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辅国的败亡、程元振的崛起并没表示宦官专权的结束，相反，这恰恰代表着唐朝中后期的宦官干政进入了一个更加恶劣的阶段。而单从这次事变来讲，作为皇帝的代宗李豫，其表现非常糟糕。
自古以来，从帝君制度形成的那一天起，如何统治好国家就是一个严肃的议题，当一个好皇帝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封建制度不是民主宪政，可以集思广益，可以三权制衡，封建国家是一个人的国家，因此就要求这唯一的统治者必须具有近乎完美的人格、近乎神一般的智商、近乎钢铁一样的意志、近乎大海一样的胸怀。古往今来，在中国，这样的皇帝从来没有出现过，即便是秦始皇、汉武帝、苻坚、唐太宗、武则天、康熙这样的明主也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缺憾。
平心而论，李豫是一个标准的好人、老实人，但作为封建帝国的第一首脑，他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甚至连一个皇帝最基本的强硬他都不具备。从李豫登基的前前后后来看，有很多机会，他可扭转帝国的混乱局面。
首先，他在明知李辅国专权的情况下，进京探访父亲时没有带兵，这是非常愚蠢的，搞得他如提线木偶一般任人摆布。
第二，张良娣劝他先下手为强时，他犹豫再三，甚至痛哭流涕。李豫说他怕父皇肃宗伤心，这简直就是浑蛋逻辑。首先肃宗未必就那么希望李辅国继续活下去；其次即便是此举让肃宗伤心，也总比继续让李辅国专权好的多，而至于政变之后，有关张良娣的问题就更不用考虑了。要知道，张良娣再狠也没有武则天的本事，甚至于根本就是一个不足为患的小角色。假如那时，李豫能果断一点，以他太子的身份，扳倒李辅国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
第三，登基之后，李豫也不是没有机会逐步削减李辅国的势力，但是他的胆怯战胜了一个皇帝应有的霸气，当李辅国明目张胆地威胁他时，他竟然选择了忍气吞声，甚至还不断地满足李辅国的要求，最终造成了一个宦官独揽大权的尴尬局面。
第四，利用程元振扳倒李辅国，这虽然是一个昏招，但深究起来也无伤大雅。但问题是成功之后，他居然没有趁机改变宦官执掌军权的制度，反而又把禁军的统治权交给了程元振。打掉一个宦官，然后再扶植一个宦官，这几乎就等于什么都没做。
以上这四点不能不说明，作为皇帝，李豫是极度愚蠢的。
宦王之前赴后继
和高力士相比，李辅国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但是他虽然流氓，却也还坏得磊落。和李辅国相比，程元振则是那种让人厌恨的小人，背后捅刀子是他的强项。
李辅国再浑蛋，人家也是冒过危险受过苦，靠胆大心细、政变起家的，程元振就完全不同了，他是靠出卖别人起家的。
当年出卖皇后张良娣，获得了李辅国的信任，虽然没得到什么太大的好处，但也活得潇洒滋润，最起码不用担心被人收拾，之后出卖李辅国，摇身一变成了帝国最大的宦官。这厮的成功真是让人看着便恶心。
程元振得势后，就如同大马猴当了皇帝，权力成了他炫耀和挥霍的资本。他的家人无论之前是什么角色都摇身一变成了大官。他的父亲被封为司空，母亲也被封为赵国夫人，兄弟姐妹也都或大或小地当上了朝延官员。
程元振这种胡作非为式的折腾，很快也引来了朝廷重臣的不满。但是这些人统统下场悲惨，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一时之间整个帝国的政治系统陷入了半瘫痪的状态，这种情形就如同一台电脑中了病毒一般，而这病毒的名字自然就叫“振荡波”。
程元振的“振荡波”祸害巨大，他不光是对抗那些杀毒软件式的大臣，同时对一些异常重要的“核心系统文件”也是毫不留情。比如诬害大将郭子仪，就是程元振对大唐帝国“系统文件”的一次致命进攻。
事实上，以功劳而言，在当时的大唐帝国，几乎没有人可以和郭子仪相比，在安史之乱中，郭子仪前线御敌，经历了生死考验，他对帝国的忠心可昭日月。
郭子仪出身一个中层官吏家庭，是通过武举考试走上政治舞台的。天宝八年（749年），郭子仪为横塞野军使，天宝十三年（754年），为天德军（内蒙乌拉特前旗北）使，兼九原（内蒙乌拉特前旗西）太守与朔方节度使右兵马使。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叛乱初起，郭子仪即调任朔方节度使（驻灵武，在今宁夏灵武西），并奉命率军东讨叛军。
至德元年（756年）七月，肃宗在灵武即位，由于当时势单力薄，岌岌可危，遂调郭子仪到灵武，并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兼宰相。至德二年（757年）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元帅为皇子李豫），继续征讨叛军。同年九月，郭子仪率唐军十五万，逼近长安，与叛军十万人相持于长安西南香积寺北、沣水之东。经过激战，叛军全线崩溃，唐军收复长安。 肃宗回到长安，召郭子仪还京，并派人隆重地迎接于京城以东的灞上，见了郭子仪之后，肃宗李亨感激涕零地说：“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
从履历来讲，郭子仪可谓戎马一生，每一次升迁几乎都是因军功累积而获。在郭子仪执掌兵权的时候也从未对朝廷的旨意有过什么违拗。可以说，郭子仪在当时不光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军，还是一个听话的好臣子。
然而光听话、能打仗是不能保障安全的，在封建社会里运用权柄、沟通关系才是能否获得荣华富贵的关键。由于郭子仪功高位重，很快就引起了程元振的嫉妒，于是他多次在代宗面前诬陷郭子仪。偏偏郭子仪对于官场上的斗争又不在行，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处处受制，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反击，最后只好窝在家里任人宰割。
说来也是上天过分，只给了郭子仪打仗的脑袋，可怜这位能征善战的大将军，战场上无往不利，结果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宦官程元振弄得整天坐卧不安，胆战心惊。两人斗到最后，郭子仪全面落败，他要求代宗解除他的副元帅、节度使等职。代宗本来就是一个糊涂人，此时又被程元振挟持，因此他便傻乎乎地准了郭子仪的奏折，一代神人从此丧失了兵权。
除了郭子仪之外，程元振对待其他朝廷重臣也同样是毫不留情。在平叛安史之乱时，另有一员大将李光弼也是功勋卓著。肃宗驾返长安之后，李光弼在朝廷中渐渐受到重用，等到代宗登基，他的地位已经相当显赫。而这在程元振看来，是绝对不行的，此时的程大宦官恨不得一个人兼任帝国所有官职，于是他便勾结另一个手握兵权的宦官鱼朝恩，在代宗面前联名中伤李光弼。和往常一样，代宗继续着他的迷糊生涯，也没多问就把李光弼贬出了长安，连他的弟弟李光进也受牵连被贬往他乡。
广德元年（763年），代宗皇帝还没在龙椅上坐热屁股，边关就传来了灾难性的消息。吐蕃军队大举向中原进攻，十月，到达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京师震动。
此时代宗慌乱不堪，当年他领兵作战时，有郭子仪在旁边协助，自然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如今郭子仪已经成了白丁，朝中除了程元振还是程元振，根本不堪一击。
就这样，百般无奈之下，李豫不得不起用原来的那套抗敌阵容，下诏以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抵抗。
郭子仪领命之后，急忙赶到军营，可是到那里他才发现，可供他驱使的人马少之又少。然而强敌在前，此时再从别的地方调兵已经不可能了，郭子仪只好带领骑兵二十人起程到了咸阳。按照《新唐书》的记载，郭子仪到达咸阳之后，吐蕃的大部队也到达了城外，双方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吐蕃率领吐谷浑、党项、氐、羌等各族军队二十多万人，漫山遍野，前后绵延达数十里，已经从司竹园渡过渭河，顺着山脉向东涌来，而郭子仪的部队连人带旗也戳不满城楼。
在这危急时刻，郭子仪只好派中书舍人王延昌回长安请求救兵。按照当时的流程，王延昌回京之后立刻求见执掌兵权的程元振，然而程元振不光不予以召见，居然还控制王延昌在京城的活动。此种作为简直让人纳闷至极，就仿佛吐蕃进攻与他程元振毫无关系，他唯权力是图也就罢了，竟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甚至连自己也不考虑，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权宦的智商到底有多少了。
由于程元振对郭子仪的信使避而不见，郭子仪自然也等不到救兵，因此根本无法在咸阳建立有效的防线，吐蕃军队很快便长驱直入，兵锋直抵长安。
面对兵临城下的窘境，代宗李豫慌了手脚，他急忙下诏，召集各地军队勤王，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各地军队竟无人响应。
地方军队的观望态度让李豫深感郁闷，但事实上这只能说是宦官政治所致。从李辅国开始的宦官专政极大地打消了地方官员的积极性，特别是那些军事官员，御敌在外却不受重视，一举一动都受到宦官的监视。而这不仅仅是权力的制约，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侮辱。特别是程元振上台之后，专横跋扈，陷害名将忠臣，闹得文武百官人人自危，地方与中央离心离德，谁也不敢轻易到长安去，生怕遭到程元振的诬陷而没命。
广德元年十月初八，代宗李豫逃离长安，到达华州时，州府官吏早已逃散，没人为代宗一行提供食宿，随从将士饥寒交迫。幸亏碰上观军容使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从陕州前来迎驾，这才解了燃眉之急，最后代宗灰溜溜地跟着鱼朝恩去了陕州。
十月初九，吐蕃军队进入长安，大肆抢劫府库里的财物，焚毁宅居，长安城中一片萧条，以至于当地百姓都纷纷跑到山中避难。
面临着京城失守的严重局面，逃亡在外的李豫不得不开始审视自己的种种过失。而在这次动荡中，程元振的倒行逆施也引起了广大朝臣的义愤，他们一致呼吁要求惩治程元振。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上书曰：“犬戎来侵犯关陇，居然兵不血刃就从容地进入京师，抢劫了皇宫，焚烧了陵寝，士兵没有一个人在拼死作战，这分明是将帅背叛了陛下；陛下亲小人而远君子，天长日久，酿成大祸。而大臣们身居朝廷，却没有一人敢触犯龙颜，使陛下回心转意，这是公卿大臣背叛陛下；陛下才出都城，老百姓便大声鼓噪，争夺府库，互相残杀，这是百姓背叛陛下；从十月初一日颁下诏书征调各路军队以来，已有四十天，但是没有一兵一卒入关赴难，这是地方背叛陛下。内外叛离，陛下认为今天的形势有多么危险？如果陛下认为形势危险，难道还能高枕无忧吗？正所谓良医治病要对症下药，不对症下药是没有好处的。陛下看看今天的病根，是什么原因使陛下落到这种地步呢？假如想让宗庙社稷存在下去，陛下只有将程元振斩首，通告天下，并且让担任内诸司使的宦官全部隶属各州，将神策军交付大臣统领。然后自削尊号，颁发诏书，引咎自责，说：‘如果天下允许朕改过自新，那么，应当立即招募士兵西来救援朝廷；如果天下认为朕有恶不改，那么，朕愿意听从天下人心向归，请访求圣贤登上帝王宝座。’如果陛下那样做了，而军队仍然不来救驾，人们仍不感动，天下仍然不服，那么，我就请求将我满门抄斩以向陛下谢罪。”
柳伉这番话可谓以死相谏，代宗接到这个奏疏之后不禁面红耳赤，心中虽然觉得柳伉措辞过于严厉，但是却不得不承认，起用程元振确实是个错误，即便是这样，代宗皇帝也没有下决心砍了程元振，只是将程元振削官为民，放归田里。
程元振被罢官之后，一时之间并不甘心。回到老家之后，他依然幻想能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然而等来等去，朝廷并没有传来什么好消息，一着急，他决定自己潜回京师。
程元振返京虽然也是一个政治事件，但说起来，这段故事却是异常幽默。为了能够掩人耳目，程大宦官冥思苦想，最后他身穿女人衣服，打扮成老妇模样，从老家三原出发，一路风餐露宿，小心翼翼地跑回了京城。
到了京城之后，程元振也不敢公开抛头露面，于是便住在昔日同党、司农卿陈景诠家里，企图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然而虽然他处处小心翼翼，但是行踪还是被御史大夫王升发现，并被上告朝廷。代宗一听程元振一个戴罪之身，居然敢私自回京，不禁勃然大怒，立刻下旨将程元振抓了起来，而后流放冷州。
在去往冷州的路上，程元振如丧考妣，结果走到江陵时，冲出一伙不明身份的杀手，刀剑相加，结束了他令人厌恶的一生。
3.活宝宦官鱼朝恩
纵观唐朝历史，安史之乱可谓是不折不扣的转折。从表面看，似乎这一次战乱就将繁盛的唐帝国赶进了深渊。自玄宗离开长安的那一夜起，种种过往都成了美好的记忆，帝国的辉煌不再，大唐的威望不再。
然而，一次战乱真的足以摧垮这个李世民、武则天一手打造的强悍帝国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安禄山结束了一个神话不假，但却并未成为帝国的终结者，真正让唐帝国落入深渊而不能超生的祸根依然是宦官干政。
在唐朝的历史上，几乎每次大的政治变动都会伴随着新权宦的诞生。李隆基的玄武门之变催生了高力士；李亨的灵武登基催生了李辅国；诛杀李辅国，催生了程元振，程元振的倒台呢？
他的后面还站着鱼朝恩。
天宝十五年（756年），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并改元至德。在当时掌权的宦官是李辅国，但离皇帝最近的却不是他，而是一个年轻的宦官，他的名字叫鱼朝恩。
在漫长的患难岁月里，鱼朝恩是肃宗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他是解闷的亲随，是办事的左右手。慢慢地，他成了皇帝最宠信的人之一，虽然他很年轻，没有李辅国的老道，也没有程元振的油滑。但是他还年轻，他有足够的时间沿着前辈的道路，走上权力的巅峰。
肃宗回京之后，对满朝文武和身边的宦官论功行赏。鱼朝恩由于陪驾有功，被肃宗指派为李光进的监军，随后又被任为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从此，鱼朝恩掌握了宫廷事务大权，上升为宦官头目之一。
肃宗统治后期，大唐帝国从战乱中缓慢地恢复着元气。考虑郭子仪、李光弼均为元勋重臣，恐难统属，肃宗决定在军队里不置元帅，派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监诸军，承担着总监九节度使兵马的重任。至此鱼朝恩渐渐地走上了帝国的政治前台，成为皇帝在军队中的全权代表。
肃宗去世后，代宗即位，这依然是一个糊涂皇帝，软弱而缺乏真知灼见。在他的管制下，大唐帝国并没有任何起色，反而再次陷入了战乱之中。
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军队大举进攻。此时的大唐帝国正好处在宦官程元振的祸害之下，军队毫无抵抗力。代宗命令大将郭子仪咸阳御敌，可郭子仪身边居然只有骑兵二十余人。
面对气势汹汹的吐蕃军队，代宗皇帝弃城而逃，把长安的百姓留在了水深火热之中。正在陕州监军的鱼朝恩接到皇帝出逃的消息之后，在华州迎驾，算是保下了代宗一命。
由于护驾有功，鱼朝恩很快便接替了墙倒众人推的程元振，在战乱中成长为帝国的新任宦首，继而开始了他专横跋扈而又令人发笑的活宝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