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关要隘
险关要隘，往往是拱卫首都或是占领即可让对手如鲠在喉、毫无办法的转折之地，是通向全面胜利或是关系战略全局不得不打的要地。险关要隘的争夺，往往守势的一方会占有一定的优势，毕竟有险可守，但有险可守并不意味这就能守得住，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战争的胜负有险可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六年攻坚战，成就大元朝
襄樊之战
襄樊之战是元朝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咸淳三年（1267年）蒙将阿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1273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6年，以南宋襄樊失陷而告结束。
择“襄”易攻略
现在的湖北襄樊就是由古时的襄阳、樊城两城组成。蒙古人在攻打襄阳之前，曾经试着从长江的上游顺江而下来灭亡南宋，结果在重庆附近的合川钓鱼城被打败了，蒙哥大汗死在钓鱼城下。
蒙哥死后，忽必烈从鄂州匆匆北归夺了汗位。也就是这一时期，灭宋战争的进攻重点改为襄樊，实现了由川蜀战场向荆襄战场的转变。
襄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居汉水上流，三面环水，一面傍山，是控制南北交通的要地。自古襄樊就有“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之称。如果拿下了襄阳，进可以取中原，退可以保江南。据史料记载，在中国历史上光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战斗就达200多次。可见襄樊地区战略位置之重要。
咸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南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进献攻灭南宋的策略，“先攻襄阳，撤其捍蔽”，他认为南宋如果“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刘整“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的建议为忽必烈所采纳，宋元战争进入了元军对南宋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忽必烈根据刘整的建议，开始实施对襄阳的战略包围。
首先，建立陆路据点，作为攻宋的根据地。早在景定二年（1261年）夏，忽必烈根据刘整建议，遣使以玉带贿赂南宋荆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樊城外置榷场，吕文德应允。蒙古使者以防止盗贼、保护货物为名，要求在襄樊外围筑造土墙，目光短浅的吕文德竟然同意。于是元人在襄樊东南的鹿门山修筑土墙，内建堡垒，建立了包围襄樊的第一个据点。咸淳四年（1268年），蒙将阿在襄樊东南鹿门堡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蒙将史天泽在襄樊西部的万山堡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襄樊成为一座孤城。这一时期元军在襄樊外围修筑10余处城堡，建立起长期围困襄樊的据点，完成了对襄樊的战略包围。
其次，建立水军，寻求制伏南宋的战术优势。咸淳三年（1267年）秋，阿率军攻打襄阳，俘人略地而归，宋军乘蒙古回军之际，在襄阳以西的安阳滩派水军扼其归路，然后派骑兵直冲其阵，蒙古军队大乱，元帅阿坠马，险些被宋军活捉。蒙将怀都选善识水性的士卒泅水夺得宋军战舰，其余将领奋勇拼杀，才将宋军击退，转败为胜。安阳滩之战，蒙古军队虽然打败了宋军，但却暴露出水军不占优势的弱点。咸淳六年（1270年），刘整与阿谋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忽必烈当即命刘整“造战船，习水军”，以图进取襄阳。刘整遂造船5 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从而弥补了战术上的劣势，为战略进攻提供了必要条件。从咸淳四年蒙古军筑鹿门堡、修白河城到咸淳六年（1270年）完全包围襄阳，蒙古军队已处于战略上的优势，南宋政府为挽救危局，进行了反包围战与援襄之战，从而揭开了襄樊之战的序幕。
襄樊外围争夺战
咸淳三年（1267年）冬，南宋任命吕文焕为襄阳知府，兼京西安抚副使。次年十一月，为打破蒙古军鹿门、白河之围，吕文焕命襄阳守军进攻蒙古军，但被蒙古军队打败，宋军伤亡惨重。
咸淳五年（1269年），三月，宋将张世杰率军与包围樊城的蒙古军作战，又被阿打败。七月，沿江制置使夏贵率军救援襄阳，遭到蒙古军与汉军的联合伏击，兵败虎尾洲，损失2 000余人，战舰50艘。其后，蒙古又派丞相史天泽前往规划。蒙古军在襄、樊四周修城筑围，封锁汉水，控扼水陆要冲；同时造战船，练水军；并屡败南宋援军。襄樊被困三年，但贾似道却一直对宋度宗封锁消息，甚至有敢说蒙古军攻宋的就被贬职或被借故杀掉。咸淳六年（1270年），李庭芝任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屡战不利。而原因是另一名将领范文虎不受李庭芝节制，只听命于贾似道，牵制束缚了李庭芝的救援行动。
咸淳六年（1270年）春，吕文焕出兵襄阳，攻打万山堡，蒙古军诱敌深入，乘宋军士气衰退，蒙将张弘范、李庭反击，宋军大败。九月，宋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率水军增援襄阳，蒙古军水陆两军迎战，大败宋军，范文虎逃归。咸淳七年（1271年），范文虎再次援襄，蒙将阿率诸将迎击，宋军战败，损失战舰100余艘。这一时期，宋蒙两军虽然在襄樊外围进行了长达3年的争夺战，但因蒙古军包围之势已经形成，不但南宋援襄未能成功，而且襄樊城中宋军反包围的战斗也不可能胜利，宋军只好困守襄阳，败局已定。
外援难挽败局
襄、樊长期被围断援，供饷困难。而宋度宗和权相贾似道却无心援救。咸淳七年（1271年）十一月，蒙古军建国号为元，加紧对襄、樊的进攻，并对樊城发动总攻，襄樊之战正式开始。3月，阿、刘整、阿里海牙率蒙汉军队进攻樊城，攻破城郭，增筑重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军只好退至内城坚守。四月，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移驻郢州（今湖北钟祥），招募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县）等地民兵三千余人，于襄阳西北清泥河修寨造船，募民兵，并利用襄阳西北的清泥河以轻舟百艘装满兵甲物资。派总管张顺等救援襄阳。张顺率轻舟百艘，士卒三千及大批物资出发，临行前张顺激励士卒说：“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任务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当时三千水军群情振奋，斗志昂扬，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五月，救援战斗开始，张顺率舟师在高头港集结船队，把船连成方阵，每只船都安装火枪、火炮，准备强弓劲弩，张贵在前，张顺在后，突入元军重围。船队到达磨洪滩，被布满江面的蒙古军船舰阻住，无法通过。张贵率军强攻，将士一鼓作气，先用强弩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短兵相接，冲破重重封锁，元军被杀溺而死者不计其数，又转战一百二十余里，于五月二十五日抵达襄阳，时襄阳被困已有5年之久。激战中，张顺牺牲，几天以后，襄阳军民在水中找到他的尸体，披甲执弓，怒目圆睁，襄阳军民怀着沉痛敬佩的心情安葬了张顺，并立庙祭祀。
外援船的到来，极大地鼓舞了襄、樊军民。张贵入援虽然给襄阳守军带来希望，但在元军严密封锁下，形势仍很严峻。张贵入襄后，派人潜回郢州，联络郢州的殿帅范文虎，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外围交通线，希望范文虎率精兵五千驻龙尾洲接应，张贵率军和范文虎会师。但范文虎却于会师前两天退屯30里，而元军得知消息后，迅速占领龙尾洲，以逸待劳。当张贵按约定日期辞别吕文焕，率兵三千顺汉水而下，检点士兵时，发现少了一名因犯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张贵大惊，对士兵们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他们果断地改变了秘密行动，乘夜放炮开船，杀出了重围。元军中阿、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阻截，把江面堵死。张贵边战边行，接近龙尾洲，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接应部队，举火晓示，对方船只见灯火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他们先占领了龙尾洲，以逸待劳。宋元两军在龙尾洲展开一场遭遇战，宋军因极其疲惫，战斗中伤亡过大，张贵力不能支，被元军俘获，不屈被害，元军派4名南宋降卒抬着张贵尸体晓示襄阳城中，迫使吕文焕投降，吕文焕杀掉降卒，把张贵与张顺合葬，立双庙祭祀。从此，襄、樊与外界中断联系。
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元军为尽快攻下襄、樊，于咸淳八年（1272年）秋采取了分割围攻战术。元将阿里海牙认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为切断襄阳的援助，元军对樊城发起总攻。咸淳九年（1273年）初，元军分别从东北、西南方向进攻樊城，忽必烈又派遣炮匠至前线，造炮攻城。元军烧毁了樊城与襄阳之间的江上浮桥，使襄阳城中援兵无法救援，樊城又全孤立了。刘整率战舰抵达樊城下面，用炮打开樊城西南角，进入城内。南宋守将牛富率军巷战，终因寡不敌众，牛富投火殉职，偏将王福赴火自焚，樊城陷落。
樊城失陷以后，襄阳形势更加危急。吕文焕多次派人到南宋朝廷告急，但终无援兵。襄阳城中军民拆屋作柴烧，陷入既无力固守，又没有援兵的绝境。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阿里海牙由樊城攻打襄阳，炮轰襄阳城楼，城中军民人心动摇，将领纷纷出城投降。元军在攻城的同时，又对吕文焕劝降，吕文焕感到孤立无援，遂举城投降元朝，襄樊战役宣告结束。襄、樊这一军事重镇的陷落，决定了南宋灭亡的命运。
宋元襄樊之战经过长期较量，终于以元胜宋败结束，元朝的胜利，在于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建立了包围襄樊的堡垒，以逸待劳，又注重弥补战术上的不足，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在襄樊战役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宋朝统治者不重视边备，将帅软弱无能，吕文德见利忘义，使蒙古军队占据了襄阳有利地位，在反包围战过程中，因将帅不和，步调不一等原因犯了一系列战术错误，战斗中基本上执行了消极防御策略，导致了被元军围困5年之久的不利地位，最后归于失败。但是张顺援襄的传奇式行动，气壮山河，留名青史，体现了南宋爱国军民保卫领土、抗敌御侮的智慧和勇气，为后人所传颂。
提锋饮血败贼寇
台儿庄会战
1937年7月7日，河北宛平卢沟桥畔的上空，响起了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罪恶枪声。民族灾难的信号，惊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四万万中国同胞，掀起了救亡浪潮。
7月30日，平、津失陷，日军又以40万兵力，分四路全面举兵南侵。日军占领南京后，为沟通南北战场，打通津浦路，会师武汉，把徐州作为他们攻取的首要目标。而作为军事重地的台儿庄是徐州之战重要的转折点。
临危受命，李宗仁挂帅出征
徐州是江苏省西北部一个重要城市，它位于黄淮两水间，地据鲁、豫、皖、苏四省之要冲，是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四周山峦重迭，河川纵横，在历史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政府鉴于徐州战场的安危直接关系到全国的抗日大局，决心全力防守，在此进行一次会战。这次会战以徐州为中心，史称徐州会战。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路沿线作战。
李宗仁受命后，即选派徐祖贻任战区参谋长，组织战区司令长官部。11月初，李宗仁奔赴徐州前线。投入这次会战的中国军队有数十万人，但部队战斗力强弱差异较大。李宗仁调兵遣将，按其所长，作了细致部署。第31军军长刘毅辖131师、135师、138师，军中班排长以上干部，均系李宗仁亲自从广西征调而来，颇有作战经验，指挥也得心应手，因此李宗仁将其部署在海州，以防敌人在该处登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部的12军、55军，训练、装备以及人员素质较差，李宗仁让其驻扎山东境内；57军军长缨潋流，辖111师和112师，该部装备尚可，但战斗力不强，李便命其部驻防苏北；51军军长于学忠，辖113师、114师，战斗力较强，李命其在临沂方面堵截日军前进。部署就绪，李宗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
徐州会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津浦路的初期保卫战，第二阶段是就是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
临沂序战，台儿庄大战的序曲
在徐州会战第一阶段中由于日军进攻津浦路作战不力，日军遂改变策略，由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率两师团企图会师台儿庄。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上，扼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日军一旦得手台儿庄，便可策应津浦路南端日军攻势，一举拿下徐州。板垣、矶谷两师团，是日军精锐之师，大部官兵都是参加过“二·二六”兵变的，此次进攻，来势相当凶猛，大有豕突狼奔、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之势。
3月下旬，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第二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板垣第五师团，自1月12日在青岛岭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后，沿胶济路西进，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荣县一线，进逼临沂；一路为矶谷的第十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取台儿庄。
2月，中国军队为堵截日军前进，在临沂、滕县同日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2月下旬，临沂告急。该地是鲁南军事上的必争之重镇，得失关系全局。处此紧急关头，李宗仁令守防海州的庞炳勋军驰往临沂解救。虽说庞炳勋统有1个军，其实兵员不足，只有5个步兵团，但庞炳勋在部队中威信极高，指挥灵便，部队战斗力强。刚到临沂县城，还未来得及休息，庞炳勋部便与日军展开激烈攻防战，日军以1个师团的优势兵力，配以山炮1团，骑兵1旅，向庞炳勋部猛扑，夜以继日，反复冲杀。临沂城墙高大而又坚固，野山炮也打不穿，庞炳勋部凭借这一优势，据城死守，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城下敌尸枕藉。庞部的成功据守，是不可一世的日军所始料不及的。
李宗仁担心庞炳勋部势孤不能长守，于9月11日，令59军张自忠部由滕县增援临沂。张自忠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后，以一昼夜90公里的速度赶到临沂。临沂的庞炳勋部见援军到，虽筋疲力尽，但士气旺盛。两军内外夹攻，如疾风骤雨向板垣反击，板垣从宫县增兵2 000人，以飞机大炮掩护，配合坦克、装甲车进攻。庞、张两部咬紧牙根，坚决顶住，与日军激战数日，反复肉搏，击溃板垣师团一旅，敌死伤过半。3月17日晚，敌向沂水退却，庞、张合力穷追一昼夜，日军一退45公里，缩进莒县城内死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