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乘新君嗣位未稳之际在乐安州起兵谋反，于谦随宣宗朱瞻基亲征。汉王未战而降，宣宗命于谦口数其罪。于谦义正词严，声音朗朗，朱高煦趴伏于地，战栗不已。
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此诗写成后远近传诵，为一时佳话。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应召入京。如果不是第二年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于谦也许终其一生都是明廷一个兢兢业业的官僚而已。这场大事变将于谦推上了政治前台，使他做出了非常事业，似乎应验了早年僧人的预言。由此，于谦在历史长廊里留下了他动人心魄的身影。
土木之变
明成祖朱棣率军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大败瓦剌军后，瓦剌开始接受明朝的封号，与明朝保持着臣属关系。但瓦剌军仍然比蒙古族内诸部强大，他们经常发动战争，兼并弱小部落。到明正统年间，瓦剌的势力空前强大，控制了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抵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成为一个强大的蒙古政权，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部安全。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借口明廷侮辱贡使、削减马价、拒绝联姻，率四路大军南下，前锋直指大同。
这时，明朝历史上一位“名垂青史”的太监出场了。这里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这位太监葬送明朝精英部队的过程。他充分运用自己的愚蠢，最终把朱棣创建的京师三大营，甩在了土木堡，连同兵部尚书等五十名大臣也死于那里。这位太监便是王振。
这里要说明的是王振的心理，所谓为国为民，在他那里根本不通。他要的是打胜这场战争之后的名。在他眼里，打仗其实等同于街头斗殴，哪一方人多，哪一方不要命便能胜出。
于是，明英宗听信宦官王振之言，未与朝臣妥善商议，即于七月十三日下诏出兵。事先未作任何周密筹划，五十万驻京大军于七月十五日仓促开拔。
八月初一，大军抵达大同。但瓦剌骑兵却去向不明。镇守大同的太监郭敬私下里告诉王振，瓦剌骑兵的战斗力不可小视，明军几万交战部队已全军覆没，这时，气焰熏天的王振才开始知道害怕。王振慌忙回师，但他的权势瘾尚未过足，他下令向自己的家乡大同府蔚州（今河北省蔚县）行进，以便在家乡父老面前着实夸耀一番。行军四十里，王振又想到大军过路，会践踏坏自己家里的庄稼，于是又下令五十万大军全体向后转，取道宣府沿来路返京。
八月十三日，明军抵达怀来县城以西的土木堡。本来天色尚早，再走二十里，即可进入怀来县城，安全宿营。可是一意孤行的王振却担心落在后面的上千车辎重财富不能跟上大队，他硬要大军在没有水源的高地上就地宿营。
八月十四日早上，大军在土木堡被追来的瓦剌军团团包围。王振这次真的被吓傻了，他手握五十万重兵，既不安排决战，也不安排逃跑，竟然下令坐守待援。明军既无饮水，又无法造饭，只好同王振一起坐以待毙。
八月十五日，瓦剌军发动总攻。混乱中，愤怒之极的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将王振砸死。明英宗被俘，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兵部尚书邝等五十余名大臣遇难，护卫北京的卫戍部队——京师三大营几乎全军覆没。这就是震动明朝的“土木之变”。
危难之际显身手
土木之败，消息传来，满朝震惊。当时京城只有弱兵数万，形势危急。一些官员主张迁都南逃，主持兵部事务的侍郎于谦以“京师为天子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为由，拒绝迁都，并献策召天下勤王兵，誓守京城。皇太后、监国王朱祁钰和大多数大臣支持于谦的主张，遂定战守，调兵备战。
八月二十一日，朝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权指挥军民守卫都城。
按照明朝的体制，兵部尚书是不能直接指挥军队的。为此，朝廷授予于谦“提督各营军马”的重任，命在京的各营将领皆接受其节制。将士凡有违抗军令者，于谦有先斩后奏之权。于是，于谦担负起了全权指挥北京保卫战的重任。为了守卫京师，他的主要作为有：
第一，着重整顿、充实京军。京军的主力在土木堡之战中覆没后，京城只剩下部分守城部队。为了迎接战斗，于谦重组京军。他急调两京、河南的备操军，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的大军，以及浙江兵来到北京，使京城兵力由数万人迅速增加到二十二万多人，形成了兵力数量上对于瓦剌军队的优势。并派监察御史白圭等15名重要官员，前往京畿、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招募兵员，进行应急训练，以备补充。
第二，拥立代宗朱祁钰。明英宗被俘，也先手里有了要挟明朝的资本，只要另立新君，也先就不能再以英宗来影响战争的走势。
在于谦和大臣的坚持之下，朱祁钰勉为其难，这便是明代宗。
第三，除王振余党。宦官王振可以说是导致土木之变的直接责任人。正是他不顾众议，策动英宗亲征。
有明一朝，宦官专权始于王振。据说，明初朱元璋曾于宫内立铁牌，禁宦官干政。建文帝控制宦官也很严。正因为如此，在靖难之役中多有内宦逃至朱棣军中，密告朝中虚实。朱棣登基后，宦官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不再只任内廷打扫事务。王振本来是个读书人，于永乐朝入宫。因为他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很快就崭露头角，后来掌司礼监，成为“内相”。英宗对他很是尊重，不呼其名而称之为“先生”，对他言听计从。因此，朝中许多人都投靠到他的门下。
土木战败、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入北京后，众官群情激愤，请族诛王振。此时王振的余党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上前叱骂驱逐朝臣。大家对马顺平日里倚仗王振而狐假虎威的作为早已看不顺眼，现在见他仍旧气焰嚣张，丧师辱国的怨气统统指向了马顺。群臣义愤冲天，不顾大臣的体面，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竟然在左顺门将马顺活活打死。随后，众人又将王振余党宦官毛贵、王长随从内宫中要出，乱拳打死，悬尸于东安门外示众。监国的朱祁钰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惊慌失措，想要退走。这时于谦上前拦住朱祁钰，请求他宣布马顺等人论罪当死，参与殴杀的众大臣无罪。情势这才稳定下来。大家退出左顺门时，吏部尚书王直用力握住于谦的手，感叹地说：“国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势，即使有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好。”正是在国难当头之际，于谦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为百官所倚重。
第四，在粮食储备和运输方面，当时，供应北京的粮食有数百万石储备在东郊的通州，可供京师军民一年的食用。由于按照常理短期内无法将其运到北京，有人担心被瓦剌利用，主张将这些粮食烧毁。于谦不同意。他认为，这些粮食是宝贵的财富，是京城保卫战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没有粮食，军队就会不战自溃。因此，他采用了一切措施运粮。除官府征用的500辆大车昼夜运粮外，还动员百姓及官兵的家属、亲友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并提出，对运到北京20石以上粮食的人，除运费外，另发白银一两，以资鼓励。重赏之下有勇夫，在于谦的督促下，运粮队伍川流不息，昼夜往返。不几天工夫，就把通州的几百万石粮食运进京城并储备起来，从而使军心大振，也稳定了民心。在此基础上，于谦还下令，官兵皆预支半年禄饷，众人皆欢呼雀跃。
北京保卫战
十月初一，也先率一路兵马，进入北京地区。十月十一日，瓦剌军逼近北京。也先将军队布置在西直门以西。于谦派兵迎击瓦剌军于彰义门，打败也先部队先锋，夺回被俘者一千多人。同时于谦又派人率兵夜袭，以疲惫敌军。十月十三日，瓦剌军乘风雨大作，进攻德胜门。于谦命大将石亨在城外民房内埋伏好军队，然后派遣小股骑兵佯败诱敌。也先果然中计，亲率部队穷追不舍。等也先率军进入埋伏圈后，于谦一声令下，明军开始反击。只见神机营火器齐发，火箭弓弩如飞蝗般地射向敌军，明军前后夹击，也先部队大败而归。也先的弟弟等将中炮身死，瓦剌军受到很大打击。也先发觉明军主力在德胜门，便集中力量转攻西直门。明朝大将孙镗率军迎战，打败也先的先头部队。由于也先不断增兵围攻孙镗，孙镗力战不支，退至城下，此时，把守城头的给事中程信，严令不准开城。同时，命城上守军发神炮、火箭轰击瓦剌军，明军又从彰义门、德胜门抽兵增援，终于打退了瓦剌军的进攻。
十月十四日，瓦剌军又改为进攻彰义门。于谦命守军将城外的街巷堵塞，在重要的地带埋伏好神铳手、短枪手，又派兵在彰义门外迎战。明军前队用火器轰击敌军，后队由弓弩压阵跟进，击退了瓦剌军的进攻。
也先在进攻北京的过程中，遭到军民的抵抗和不断袭击。各地的百姓自动组织起来，抗击瓦剌军的掠夺。北方边陲各镇的守兵，也抱着与城共存亡的决心，誓死保卫国土。也先进攻北京各门屡次遭到失败，中路军在居庸关的进攻也受挫，并获悉明朝各路援军即将到达。也先唯恐后路被切断，便于十五日夜率一部人马，挟持英宗朱祁镇由良乡（今北京市房山东北）向紫荆关撤退。
于谦发现也先军队正在撤退，即命令石亨等集中火炮轰击也先军营，炸死瓦剌军一万余人。瓦剌军在撤退的路上，一路烧杀抢掠，掠夺了许多物资和人口。而明军分路追击；石亨大破瓦剌军于清风店（今河北省定县西）；范广在固安打败瓦剌军。也先一路狂逃，十月十七日，撤出紫荆关，不久退往关外。东路的脱脱不花军，闻得中路、西路已败，亦立即撤退，并于十月二十日单独遣使进贡，来北京议和。至此，明军取得了保卫北京的胜利。
也先率军退至塞外，数次南下，都因明军防范严密而未能得逞。鉴于政治诱降落空，军事进攻又遭失败。在长期的战争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又失去了与明朝经商的机会。万般无奈之下，也先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无条件地释放了明英宗。其后，在蒙古族内部的争斗中，也先的势力一落千丈，日渐衰竭。
北京保卫战从根本上扭转了敌强我弱的形势，军民人心振奋，天下安定。
北京保卫战对于明王朝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战役，如果此战失败，北方将无险可守，明朝半壁江山必然难保，明王朝的国运也将被改变。在这场决定历史的战争中，明朝政府在主力被歼、皇帝被俘、兵力不足、士气全无的情况下，采用了正确的军事和外交方针，最终击败了来犯的蒙古军队，保住了帝国的北部领土，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一盘散沙、行将崩溃到众志成城、坚如磐石；从满天阴云、兵临城下到云开雾散、破敌千里，大明帝国终于转危为安，北京保卫战创造了一个力挽狂澜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正是于谦。
天国的覆灭
天京保卫战
1851年，洪秀全领导发动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1853年，定都天京（今南京），在其后十几年间，太平天国各王转战中国南北，攻下了南方大部分土地。定都是太平天国昌盛的先导，同时也是王朝覆灭的第一步。天京保卫战是太平军为保卫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在1862年至1864年进行的战争，同时也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防御作战。
安庆保卫战
1860至1861年间，湘军确立了以曾国藩为首的领导集团，加大了对太平军的攻击力度。曾国藩的目标直指太平天国的国都天京，而要拿下天京就必先攻下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安庆。
1860年夏，正当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州、常州之际，曾国藩和湖北巡抚胡林翼，统率湘军水陆师5万余人，乘机自湖北大举东犯，连陷太湖、潜山之后，以太平军所必救的安庆为主要目标，命曾国荃率陆师万人会同杨载福水师4 000人围城，并命多隆阿、李续宾率兵2万打援。
安庆自咸丰三年（1853年）为太平军占领后，一直是拱卫天京（今南京）的西线屏障和粮源要地。湘军进攻安庆，直接威胁着天京的安全。
1860秋天，太平军从江、浙战场调集大军，意图迫使湘军西撤，但未能成功。1861年春，太平军从大江南北调集大军，直接进攻围困安庆的湘军，但连遭挫败。太平军指挥者决定再从皖南调辅王杨辅清部增援。六月下旬，杨辅清部会合陈玉成部连日轮番攻击湘军外壕，未破。八月初一，湘军用地雷轰坍安庆北城，水陆各军乘机突入城内，万余饥疲守军宁死不屈，或战殁，或投江，全部壮烈殉难。安庆陷落，天京西线屏障遂失，长江以下无险可守，太平天国全局震动。
此时的太平天国与起义之初已大不相同，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日益腐化，他们贪图享乐、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早年由南王冯云山制定），越来越脱离民众。
另外，太平军的主要领导人争权夺利，最后导致领导集团的分裂。1856年秋，正当太平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东王杨秀清自恃功高，挑战洪秀全的地位，导致洪秀全下密诏诛杨，触发“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及2万余人被杀，太平天国元气大伤。后来翼王石达开因受洪秀全猜疑，带领大军出走，从此太平天国走向衰落。
再有，太平天国遭到了中外联合绞杀，后期清军得到洋人支援，西方国家认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相差甚远，实为异端。太平天国又不承认清朝与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加上禁止鸦片进口，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英、法两国跟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后即支援清军对付太平天国，形势此消彼长。
在1860年至1861年的天京保卫战中，天王洪秀全已然没有了起义时的进取心，拒绝李秀成提出的向内陆发展的建议，也是导致太平天国覆灭的另一个原因。
湘军总攻
湘军攻陷安庆后，湘军统帅、两江总督曾国藩实行“欲拔根本，先剪枝叶”的作战方针，即先行肃清沿江一带太平军，巩固后方，然后再围攻天京。1862年1月，清廷任命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统辖苏、赣、皖、浙四省军务。曾国藩立即筹划以东征天京为主要目标的军事行动。具体部署是：曾国荃部自安庆沿长江北岸直趋天京；曾贞干（原名曾国葆，曾国藩幼弟）部由池州攻芜湖；彭玉麟等率湘军水师沿江而下，配合两岸陆师行动并负运输接济之责；鲍超部由赣入皖，攻宁国府；左宗棠部攻浙江，李鸿章部淮军攻上海周围的太平军，而后西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