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再度起飞，低飞过海面后高度渐升，爬到相当高度飞越与加州群山相若的萧瑟褐山。山坳之间溪水潺潺，草木与村镇沿溪罗列。这里特别荒凉和严峻，山光斗射，炫人眼目。飞机与山顶平行穿过隘口，飞越第比利斯谷。
谷地广袤干燥，状若新墨西哥州，飞机降落时虽觉天气干热，但这是由于距黑海已远的缘故，热得舒爽，并不会让人觉得不快。这群山环绕的平坦大谷地，几乎是微风不兴。
我们所降落的大机场上还有很多飞机——苏联的战斗机。两架升空，两架进站，不时飞掠机场周围，大概是到相隔不远的土耳其边界巡逻。
西面巍峨的山脊上有座古堡，城垛森然，黝黑庞然映着一角蓝天。
奇玛斯基先生再度前来作陪。我们宣告停火，比起在斯大林格勒时，彼此更能善待对方。他没到过格鲁吉亚。
前来接机的文化协会第比利斯分会代表，有一部很好的车子，而且个个都很和气。一行人经过干燥大平原，往山间隘口而去。坐落在隘口内的第比利斯，是个美丽的城市，数世纪来一直是南北商旅要道；两侧碉堡罗列，即使是城市本身也是由山脊上的城堡君临四方。山谷另一侧还有一座碉堡，因为南方的波斯人、伊朗人和伊拉克人，北方的鞑靼等的掠夺、所有的移动和迁徙，莫不通过这个狭窄的隘口，是以隘口内战争不断，要塞林立。
城中一部分历史悠久，有一条河穿过隘口，河岸一侧崖壁参天，高崖之上古屋老厝群聚。此地不愧是古城，莫斯科今年庆祝建城八百年，第比利斯明年要庆祝的是一千五百周年。而且，这还是新城，沿岸三十公里之外才是旧都。
第比利斯街道很宽，道旁绿树成阴，很多建筑相当摩登。街道两端随地势升上山丘；西侧山顶上有运动场和公园，还有缆车道直通崖顶。公园很大，里面有家大餐厅，可俯瞰数里外的山谷。城市中央的山脊上，城堡上的圆形大塔楼和高耸的垛墙兀立，虽已残破仍是威严赫赫。
基督教在第四世纪时便传入格鲁吉亚，城中和山脊上有许多当时所建的旧教堂，今天仍在使用。这是个有许多古老传说，乃至可能有很多千古幽灵的城市。其中有个传说是，伊朗穆斯林国王纠集大军，强制第比利斯城俘虏到横跨河面的大桥上，架起圣母像，对圣像吐口水的人就可以自由离开，不从命者砍头，传说当天有好几千颗脑袋咚咚地掉落河里。
第比利斯人衣着和外观较佳，也比我们在俄罗斯所看到的任何人都更有精神。街上欢乐融融，色彩缤纷。妇女头戴花巾，衣着大方。
此城干净得出奇，堪称是我所见过第一个如此干净的东方城市。流经此城正中央的河流里，有好几百名小男孩在游泳戏水。这里只见时间对古建筑的摧残，不见战争破坏。
第比利斯是个观光城，文化协会在这里的组织很庞大，也颇有效率，不只接待外国人，也接待别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访客。他们请我们到他们那极为堂皇的分会大楼后，虽然时候已经不早，仍然端出美味的糕点和好酒，想跟我们边喝边聊。可惜我们旅途劳顿，已经十分疲惫，需要早点歇息，但我们答应日后再跟他们详叙。
在格鲁吉亚逗留期间，奇玛斯基先生的小精灵几乎完全没有作用，这使得我们对他的观感好了些，他对我们感觉也好了很多。
我们下榻的国民旅行社旅馆，两个大房间俯瞰着街道，三面有窗，通风良好。旅馆很舒适，但有叫不到早餐的问题。我们停留期间一直想早点吃早餐，一直无法如愿。他们准备好了才会送早餐。
我们起个大早，想多看看这个令我们十分着迷的城市。我们这位骑兵出身的司机依旧是极为出色，更难得的是他有一部吉普车。吉普车未必能让每个人尽展所长，但对骑兵出身的人而言，却能让他发挥牛仔的潜能。他爱吉普，只因垂直的山坡也难不倒它，只因他可以尽情拐弯抹角、跃过涵洞。它冲进河里，溅起水花，直奔对岸。他开得很疯，任谁也不怕。一上了路，若碰到失礼的司机把他逼到路旁，接着肯定是以格鲁吉亚语一阵对骂，然后我们的司机笑了笑把车开走。这种事屡见不鲜。凡有冲突他必胜无疑。我们在苏联见到第一位对警察的观感跟我们一样的人就是他。他一开起车来就黑发狂舞，不想停车。
他风驰电掣地把吉普车开上山，进入该城最古老的地区，只见仍保留完好的格鲁吉亚古木屋建筑甚是奇特，通常是两到三层高，有个大露台，墙上的雕刻和绘画也颇具异国情调。
我们爬上山脊来到古要塞，但见圆楼和高墙厚壁，若没有大炮攻坚，可能永远无法攻克，因为除了大炮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动它分毫。
我们行经热带花园，显花奇树和异卉处处，许多是我们前所未见的。花园内清凉沁人，旁边有一条小溪潺潺流过。
我们在第比利斯没有突兀之感。第比利斯接待过许多访客，已经习惯外国人，我们不像在基辅时那么显眼，因此也显得更加自在。
第比利斯想必从古至今都是个宗教宽容之地，城内不仅有很多教堂，而且犹太礼拜堂和清真寺并存，丝毫没有受到损害。
山顶上，俯瞰全城的大卫教堂，朴实无华，甚是庄严，约莫建于第七世纪。司机把吉普尽量往山顶开，开不了后再由我们自己爬；很多人在蜿蜒小径上登高而行，都是要到教堂做礼拜的人。
这座古教堂深受格鲁吉亚人喜爱，伟大作家和作曲家便埋葬在教堂墓园内。斯大林的母亲长眠于一方简陋墓碑下。三名老妇和一名老者坐在某作曲家坟墓边，以柔缓古调吟诵连祷文。
教堂内正在进行礼拜仪式，吟哦不绝。人们鱼贯而上，出了小径，进入墓园，跪地亲吻。
这是个僻静安详的地方，山下则是瓦顶房屋鳞次栉比的第比利斯城，塔玛拉女王（Queen Tamara）所规划的植物园一览无遗；她是12世纪的著名君主，为本城留下的功绩随处可见。塔玛拉女王天姿国色，仁民爱物，性情刚烈；她深谙治术和建筑，广建要塞碉堡，奖掖诗人，网罗音乐家，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亚拉冈的凯瑟琳和阿基坦的伊莱诺王后，同为轰动全世界的女王。
从大卫教堂下来时，大教堂钟声急响，我们循声入内。富丽堂皇的东方式教堂内，绘饰都已随着焚香熏染和岁月流逝变黑。教堂里挤满了人。主持礼拜的仪式的老者，白髯金冠甚是瑰丽，看来简直不似尘世中人。这身着一袭金丝袍的老者名叫卡索利库斯，是格鲁吉亚教会主事者。仪式极为庄严，大唱诗班的歌声无与伦比。香烟袅袅上升，阳光穿过天花板，教堂通明。
卡帕拍了很多照片。看他悄悄移动，神不知鬼不觉地拍照，不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后来他进到唱诗班厢席，又拍了更多照片。
走笔至此，我已渐把参访博物馆排除于行程之外，但博物馆在这里却是随处可见，几可说每一个地方都是博物馆。卡帕说得好，现代苏联的教堂就是博物馆，不想参观博物馆就别参访教堂。两者可说是无异无别。博物馆内有一区专门处理1918年革命前的苏俄历史，另外一半以上的空间处理革命后苏俄的重大成就、群众和英雄人物巨照和革命场景。
第比利斯有两个博物馆。一个是城市博物馆，位于俯瞰全城的山脊上，馆内陈列着极精致的古屋和旧城计划模型。不过，这间博物馆最有意思的，却是那位馆长，此人大呼小叫、装腔作势、口若悬河、大哭大笑，戏剧效果十足，想必是演员出身。他最成功的表演是，在大谈古城的光荣之际，右手向外大力挥出——他说的当然是格鲁吉亚语，而且说得很快，根本不可能翻译，也没有办法翻译，因为奇玛斯基先生不懂格鲁吉亚语。从这间博物馆出来时，我们的耳朵差点没聋掉，心里却是非常快活。通往这间博物馆的山路旁，有一幅堪称是全苏联最大、最壮观的斯大林肖像，高达数百英尺，外缘所装饰的霓虹灯现在已经坏了，据说没有故障的时候二十八英里外都可以看见这庞然大物。
要看的东西太多，时间却太短，我们这一趟全程好像都在赶路似的。闲适的格鲁吉亚生活午后我们去观赏基辅和第比利斯足球代表队比赛。他们在大体育馆内进行这场球技佳、速度快、竞争激烈的球赛。这类地区间的比赛甚受欢迎，起码有四万人到场观战，个个都情绪高昂。而且，尽管这是粗鲁和快速的比赛，竞争也很激烈，但整个下午只发生过一次小争执，几乎没有人发脾气闹事。两队以二比二踢和，在释放两色鸽子声中结束赛事。在古远时代，格鲁吉亚各种竞赛，包括战争在内，最后都是胜方释放白鸽，败方放黑鸽。这些鸽子带着胜负消息飞到全国各城市。今天双方踢和，黑鸽白鸽都放，它们飞过体育馆翩然而去。
足球是苏联最受欢迎的运动，而区际足球赛又比别的运动比赛更刺激和令人激动，我们在苏俄期间所听到惟一一件真正引起热烈议论的大事就是足球。
我们到第比利斯各百货店参观，只见到处挤满了人，架子上的货品也相当齐全，只是价格很贵，尤其是衣物：棉质衬衫六十五卢布、橡胶鞋套三百卢布、手提式打字机三千卢布。
我们花一整天工夫参观城内各处公立游泳池和公园，其中，在工人公园所看到的儿童列车尤其有趣。火车是真正的小火车，每一细部结构都很精巧，机师、道岔员、站长和消防队员都是儿童。他们是经过绩效竞赛才取得这些职位，为儿童和成人开火车。我们跟乌兹别克儿童代表团同车，他们是应第比利斯儿童邀请前来访问，今天下午的行程是坐火车。担任机师的小男孩很得意。车站内经营铁道所需的设备一应俱全，只是尺寸小了些而已，执行任务的儿童也一本正经。对第比利斯儿童而言，在儿童铁道当个干部是个荣誉，人人都很努力争取。
格鲁吉亚食物名闻全苏联，但我们所下榻的旅馆反而所知无多，几乎是清一色的烤肉串和洋芋片的菜色，我们已经有点腻了。于是，当晚奇玛斯基、卡帕和我决定找别家餐厅试试。我们去的“第比利斯饭店”，单是餐厅就有大教堂的中堂那么大，大理石柱支撑屋顶，还有一支很嘈杂的蹩脚乐队，食物则乏善可陈。我们点到的不是烤肉串，而是小块炸肉和洋芋片。
我们正在用餐的时候，侍者过来说道：“有位女士想跟两位先生跳个舞。”
奇玛斯基帮我们翻译之后，不以为然地望着侍者：“她肯定是酒女。”我们说道：“酒女有什么不对？她长得漂亮吗？”
奇玛斯基眉头一皱。他是我这一桌惟一可以看到她的人。“不，”他说，“她很丑。”
我们说道：“我们认为，她是社会之恶，应该驱逐她。丑酒女不但是社会组织全体，而且是家庭、安全、母爱等等的一大威胁。”
奇玛斯基肃然颔首认同我们的观点。这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看法一致。我们接着说道：“反言之，要是她长得很漂亮，其中可能就另有隐情，或许牵涉到社会不公正情况。如果她长得很漂亮，我们建议调查她的出身背景，查明到底是什么社会问题造成她变成酒女，并设法让她回归民间企业。”
奇玛斯基以狐疑、探寻的眼光端详我们，想必是不太相信我们的话。
我们虽是背对那位酒女，终于还是偷偷瞧了她一眼，发现他说的果然没错，她的确不算漂亮。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否会驱逐她。
第比利斯的夏夜，天干气爽，风也轻柔，青年男女怡然地徜徉街头。青年男子的服饰相当时尚：往往是一袭白绢长衫，腰系皮带，窄管长裤，足蹬蛇皮靴。格鲁吉亚男人都是俊俏种子。
夜里，古屋高台传来曼妙轻歌，伴着听来像是曼陀铃的弹奏乐器的声音，黑暗街头上偶闻悠扬笛声。
格鲁吉亚人闲适、激越和充满欢乐，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见过的最为轻松的民族。俄国人这么佩服他们，也许就是这个缘故——也许，这就是俄国人想过的生活。
西面山头上一轮明月高悬，映出山脊上的古堡黑影，使得全城益发充满神秘和古意。若世上有幽灵，想必就是在这里了；若说塔玛拉女王英灵不昧，想必她就漫步于月下山脊。
第比利斯作家协会请我们出席欢迎会。我们必须承认，这类集会通常会变得非常文学，偏巧我们又不是很文学的人。这不免让我们有点害怕。何况，格鲁吉亚人很重视文学：诗歌和音乐是他们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诗尤其源远流长。他们的诗不是只有少数人读，而是人人都在读。在山上的陵墓区，常常可以看到诗人的地位和国王相等，有很多情况甚至是诗人仍为后世怀念，国王早已为人遗忘。例如，写下长篇史诗《虎皮骑士》的鲁斯塔维里，就被当成民族英雄般地纪念，他的诗文连三尺小儿都能琅琅诵读，他的画像更是随处可见。
我们虽怕作家集会有点难为我们，但还是依约赴会。大约二十三名男士和三名女士到场。大房间内排了一圈椅子，待我们坐定之后，双方互作打量。欢迎词之后，致词者不假婉转地陈词道：“现在请某某先生宣读格鲁吉亚文学简介。”
在我右手边的男士摊开一叠纸，我一瞧，竟是空单行的打字稿。他开始宣读，我原本在等人翻译，听了一大段后才突然发现他是以英语宣读的。这倒是有趣，因为我只能听懂十分之一而已。他的发音很奇怪，虽然是如假包换的英文，他一念却不像是英语。他念了二十页的打字稿。
后来我拿到原稿看了一下，原来是一份从最古老到现今格鲁吉亚文学的简明浓缩史。
在场的人绝大部分不懂英语，在他们听来他是以绝佳的英语宣读，是以人人面带温和的微笑。他一念完，第一位致词的男士说道：“有什么问题吗？”
我既然听不太懂，自然不得不自承没有问题。
室内相当燠热，加上卡帕跟我的肚子都有点毛病，已觉得不太舒服。
有位女士也拿着一叠纸，站起身来说道：“我现在要宣读的几首格鲁吉亚诗英译。”
她的英语不错，但我已腹痛如绞，不得不表示异议。我老实地告诉她，我自已读更能细加玩味，请她把译诗给我有暇时细读，这样才能仔细欣赏。我心想这话大概会伤了她的感情，同时也希望不致如此。我真的是很不舒服。她有点冷淡。她说，这是世上仅有的一份，她不敢贸然让它离开她的手。
接着依旧提到美国作家的问题，我们依旧措手不及。要是离美前就知道会问到这类问题，我们应该会稍加研究。被问到有哪些新进作家崭露头角时，我们讷讷地谈到约翰·赫西，写有《画廊》的约翰·杭恩·柏恩斯和作画如写小说的比尔·莫尔丁。老实说，最近我们所看的现代小说并不多，不太适合谈论这类问题。接着，有人问到在美国出名的格鲁吉亚人有哪些。除了编舞家乔治·巴兰钦之外，我们只记得那娶了多位百万身价的美国女子的三兄弟，但当代格鲁吉亚作家似乎对米迪瓦尼（Mdvani）这个名字兴趣阙如。
这些格鲁吉亚作家个个对文学严肃专一，我们实在很难跟他们说，斯大林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在美国，作家却什么工程师也不是，惟有在他死后和刻意不理睬二十五年之后才能勉强被容忍。
美国和苏联之间最明显的差异莫过于态度，不只是对作家的态度，也见诸作家对本国体制的态度。在苏联，作家的任务是鼓吹、颂扬、说明和竭尽所能地推动苏维埃制度。在美国和英国，优秀作家是社会的监督者，他的工作是讽喻社会病态、批判社会不公、非难社会缺陷；这也是美国社会和政府都不怎么喜欢作家的原由。两者对待文学的方式正好相反。值得一提的是，在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时代，以及契诃夫时代前期，俄国也是采取同样的态度。这些灵魂工程师是否能和社会监督者的方式一样，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惟有留待时间证明，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些灵魂工程师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伟大作品问世。
和格鲁吉亚作家会谈结束时，室内已经相当闷热，我们手心不断冒汗，在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之间，不住地朝裤子上擦汗。
他们问了个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美国人喜欢诗吗？”
我们的回答是，在美国，人们对任何文学形式好恶的惟一审核标准是，到底有没有人买，而买诗的人绝对是不很多。因此，我们不得不说，美国人大概不怎么喜欢诗。
他们接着又问道：“美国的诗人不很亲近民众吗？”
这倒不见得，美国诗人和小说家一样都很亲近民众，如华特·惠特曼和卡尔·桑柏格并未远离大众，只是大众不太读诗而已。我们认为，美国人喜不喜欢诗没有太大关系，但对有爱诗传统的格鲁吉亚人来说，不爱诗简直是罪恶。
基督教传奇
第比利斯虽是历史悠久，却是个新都。一千五百年前，权力中心在第城北方约三十公里外。当天下午，我们搭乘吉普车，由那位骑兵司机载我们前去。碎石子路路况甚佳，用骡子、军用卡车和骑德制摩托车的士兵拖拉的四轮小货车络绎于途。两侧山头上的碉堡和古教堂可望而不可及，三千年来抵挡无数入侵者的这些隘口，到处洋溢着盎然古意。道路沿河而行，河上有两座发电水库，卡帕想去拍照，立遭拒绝。我们来到水库上方的桥梁，系庞贝（纪元前罗马大将）率大军经过隘口时所建，中央桥墩依旧兀立河中。
这个古都名叫姆茨克赫特（Mtskhet），我到现在还不会念这个名字。古城上方山巅上有座建于5世纪时的教堂，虽已半毁，仍极庄严，惟有羊肠小径可通。古城巍峨，城墙内也有一座很瑰丽的教堂；城墙形若碉堡，是专为防御而建。
墙内是个绿茵大院，墙壁本身就很陡，有助于古时候的战士捍卫教堂。大铁门以一副巨大的挂锁锁着，门廊内的石壁上黏着许多小蜡烛，方法约莫是先点蜡烛一端，燃起后按在石壁上让它黏住，再点另一端，如此一来燃烧的蜡烛便可附着在教堂石壁上。
干热的风掠过古城所在的隘口，呼号冲撞着教堂各个角落。庭院一角正在上演一出怪异的滑稽剧。有位衣衫褴褛、瘦长精壮的男子手舞足蹈。此人正是我们以前所谓的“疯癫”。他精瘦的右手上拿着一根大羽毛，边比画边对在一旁的三只山羊大声说话；山羊边瞅着他，边快速地吃草。他说话间陡然停下，挥动羽毛朝它们刺去，它们好像拳击手似的哂然跃开，然后止步再看着他，他则继续对它们说话。
教堂管理人姗姗而来——一位肤色黝黑的鹰钩鼻妇人，身穿黑袍，黑色头巾系在颔下，只露出一张面孔。她有着一双深沉黑眸，看来像是庶务修女。她带着挂锁的大钥匙，开了门，我们步入阒黑的古教堂。
壁上的绘画很古老原始，颜色已经斑驳脱落，比较新一点的圣像金框也已变黑。那严肃的妇人开始谈起教堂起源。
这时，奇玛斯基的口译已经从我们日后所称的“马马虎虎”，变成了“急急忙忙”。奇玛斯基不懂格鲁吉亚语，先得通过格鲁吉亚人翻成俄语，奇玛斯基再把俄语译给我们听。这可比一般对话花上更长时间。
这位黝黑妇人告诉我们，教堂完成于第五世纪，启建时间则要早上许多。她提到建城的原委相当曲折，当列入时常可听到的东方奇闻之一。
两兄弟和一位姐姐听到空中（或风中）有声音说道，耶稣基督已降生，且已长大成人，之后又从许多预示和梦境中得知有关他的事。两兄弟终于启程前往耶路撒冷，把姐姐留在这里守着家。他们抵达当天，正好是耶稣受难日。这对从山隘远道而来的兄弟，心碎神伤之余求得一片耶稣衣物，带回家给姐姐。她为耶稣受难伤痛欲绝，紧握着布片便一病不起，最后忧伤而亡时仍然把布片紧搂在胸前，兄弟俩想取下布片，但她握得实在太紧了，根本无法取下，不得已只好把仍然手握布片的她下葬。她当年下葬的地点，正是现在教堂所在地。几乎就在她下葬后，坟头立即长出一棵树，不多时便长成巨木。过了几年之后，地方上想在原地建个教堂纪念这一奇事，谁料木匠到了之后，斧头一碰到树干就裂成碎片飞散。每个人都试手，终究无法动它分毫。最后，两名天使现身，砍下巨木，在原地建成教堂。黝黑妇人指着教堂内一处状若帐篷的土丘建筑说，那就是当年巨木生长的地方。土丘之下无疑就是那位死时仍然手握一片耶稣衣物的圣女。
她又以那平淡的语调提到几则传奇，但仍以这则教堂起源的故事最佳。在她说话之间，风吹过嘎吱作响的铁门呜咽而入。她说，现在这里虽已荒废，每年仍有多次聚会，一到就是数千人，堂内和庭院挤满了人，根本无法坐下或走动，很多人索性爬到墙上。每逢有这类仪式，就有无数人远道而来，教堂四周墙上插满小蜡烛，彻夜长燃。
我们出了教堂，看见铁门已经锁上，也看见那位“疯癫”仍在庭院一角挥舞着羽毛，哑着嗓子对山羊演讲。
我们来到位于城郊的修道院，不仅还有一批修士在这里生活，每位还各有礼拜堂和共享的会堂。
在法兰西、日耳曼和英格兰还是异教徒的时候，这里已是基督徒聚居之地。这里的基督教传奇掌故，自然带有东方色彩。
位于第比利斯北方的狭长隘口，多的是千年文明遗迹，可说是考古学家的天堂。山崖顶上随处可见的方形洞穴，是远古时代的埋葬地，苏联政府挖掘人员整天在发掘区工作，前不久才发现一只巨大的油坛子里全是金币，据说是古代某位君主的军饷，在遇袭后连同财宝埋在这里。挖掘人员每天都会发现文物，把出人意表的格鲁吉亚文明时期一再往前推。从这个时代角度来看，庞贝桥墩算是相当新的建筑，而相对于这类古物来说，水库堪称是十足的新鲜货。
卡帕想用一张底片涵盖四种对象：水库、斯大林雕像、第五世纪的教堂和闪族陵墓的方形掘坑，可惜他们不让他拍，因为水库兹事体大，绝对不许拍照。
卡帕、奇玛斯基和我吹了一天的风，到傍晚时已是疲惫不堪，觉得肚子很不舒服。我们一直在喝一种叫“波汁”（Borjoom）的矿泉水，带点碱性饮料的爽口风味，待觉得不对劲之后才得知它有轻微泻药的作用，我们喝的量既多，效果当然也就不只是轻微而已。我们觉得身体很虚弱，后来才发现毛病出在哪里。
斯大林出生地哥里
在美国，华盛顿住过的人家不下数百户，在苏联，斯大林工作过的地方也不计其数。第比利斯铁路商店外墙边有个花坛和一大块铭文，宣称斯大林曾在这家店工作过。斯大林出身于格鲁吉亚，他的出生地哥里（Gori）就在第比利斯大约七十公里外，那里已然成为全国圣地。这也是我们下一站要拜访的地方。
这一趟连吉普车也跑得特别快，显然路程不近。我们再度穿过多风的隘口，经过几座山谷和隘口后，终于来到哥里城。哥里位于群山之间，城中央有个台地，在这圆形的山顶上又有一座大堡，是过去用来捍卫本城和收容难民之地，现已倾圮。这儿就是斯大林诞生和度过少年时代的地方。
斯大林出生地不但仍保留原貌，还加上天蓬以防风吹日晒。天蓬顶是彩花玻璃。这出生地是以灰泥和毛石所建的平房小屋，两房加上屋前一条小走廊。尽管如此，斯大林家实在太穷了，只能住一半的房子，也就是一个房间。门口虽有栏索护着，但还是可以看到里面的小床、浅柜、小桌、铜壶和扭曲变形的油灯。他们一家人吃住全在这么一个房间。相形之下，彩花玻璃天蓬下有方形大理石柱支撑，而这个建筑又设在一座大玫瑰园内。玫瑰园边上的斯大林博物馆，保存着有关他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物品：早期的照片、他所绘的各类图画，以及他被捕时的警方档案照片。这段时间的他是个眼含狂放不羁神色的英挺少年。墙上挂着一大张地图，标明他的行程路线、遭监禁时的监狱所在和流放西伯利亚各地的城市。他的著作、论文和为小报所写的评论文章应有尽有。他这一生从最初到到现在，可谓一以贯之。
在世时就受到如此尊崇，人类史上绝无仅有。在这方面，惟有恺撒差可比拟，但即使是恺撒，是否能跟斯大林一样，在世时就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如此崇隆的声望、尊敬和神般的地位，还是很值得怀疑。对他们而言，斯大林所说的话就是真理，即使与自然规律背道而驰也假不了。他的出生地已经成为朝圣地点。我们参观那天看到，来朝圣的人个个轻声细语，放轻脚步。当天负责导游的那位标致少女，对我们这一群人讲解一番之后，到花园采来几束玫瑰，分给每人一朵。每个人都把玫瑰小心翼翼地收好，视若拱壁。不，人类史上绝对没有任何事足以与之相提并论。
斯大林在世时已是如此权倾天下，死后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在苏俄听到不少演讲者，突然引一段具有武断特点的斯大林演讲，宛如中古世纪的学者把自己的论点附丽在亚里斯多德身上一般。在苏联，斯大林的话不容置疑，他所说的一切全无争辩余地。不过，这是经由宣传、教育、不断的引用、无所不在和真实不虚的偶像化，才能达到这种地步。这时，一旦听到“斯大林不会犯错，他一辈子没有犯过错”之类的话，自然就可以感受到它的威力。说话者说出这种话，并不是提出一种论点，而是当成绝对真实和不容争辩的事。
我们再次坐上吉普车，由那位骑兵司机把我们送到山腰旁的河谷，让我们看看制造格鲁吉亚美酒的葡萄园。我们进入一座峡谷，再次看到山坡上到处是碉堡要塞，小农家掩映在谷内和山腰间，葡萄园依着山势而上，现在正是葡萄成熟时。此外，还可看到柑橘树、苹果树、李树和樱桃树。路很窄很崎岖，部分路段还有小溪阻断。这正合司机的意，因此他高兴得唷呼大叫；他以飞快的速度驰过窄路，还眯起眼睛瞅着我们，看看我们是否会害怕——我们的确怕得很，两手紧抓着吉普车以防被甩出去。他使劲地朝小溪冲去，水宛如垂瀑般罩着整部车子，也使我们浑身湿透。车子一连穿过几个山隘间的农耕谷地，每一处隘口都有个碉堡，这是古时候农民碰到入侵者来袭时自卫的要塞。
我们终于在山上葡萄园一处村落停车，想找个地方吃个午餐。上百人穿起最好的衣服，静静地站在四周。不多时，四名男子抬着棺木从一间屋子走出来，众人开始蜿蜒而行，抬着亡者到山坡上面入土。我们观望许久，但见沿着山径曲折前行到山顶墓地的队伍渐去渐远，越来越小。
我们下了车，到葡萄园内大啖自己带来的午餐：鱼子酱、香肠、烤羊腰肉、鲜西红柿、葡萄酒和黑面包，又采下刚好食用的葡萄塞个饱，而这些食物偏偏对我们已经状况不佳的肠胃毫无助益。小山谷青葱苍郁，空气温和宜人，到处洋溢着绿野清香。过了一会儿，我们回到吉普车上，呼啸下山再度往哥里而去。
在美国，访客被带去参观商会、机场、州政府新大楼、游泳池和军械厂。在苏俄，访客被带去参观的是博物馆，以及我们已渐渐习以为常的文化休闲公园——长椅、长形花坛、斯大林和列宁雕像、纪念革命时期当地大小战役的石碑。不看当地的文化休闲公园，就等于是不看美国地方政府的地产新开发区一样，是很失礼的行为。因此，我们虽是在吉普车上颠了一天累得要死，加上没戴帽子太阳晒得发慌，还是得去参观哥里的文化休闲公园。
我们沿着碎石路赏花时，突然听到公园后传来一阵奇异的音乐，听起来像极了风笛搭配小鼓演奏。我们循声而去，看见三位男子，两人吹横笛，一人打小鼓，再仔细一瞧便明白其神似风笛的缘故，原来横笛手是鼓着腮帮子，吸气时仍可利用腮帮子里的气继续吹奏，不致于中断。乐声粗犷狂放。横笛手和鼓手站在木栅高栏入口边，木栅四周树木间聚着许多儿童往围场内瞧。
幸好我们来了，因为今天正是格鲁吉亚全国摔跤赛决赛日，经过三天竞赛，今天就要选出全国冠军。
环状木栅内有个像是竞技场的地方，四周摆满椅子。竞技场直径约三十五英尺，上面铺着厚厚的锯屑，一边是裁判席后有间小耳房，是竞赛者更衣的地方。
人人都很亲切，不仅让座给我们，还让出一条路，方便卡帕拍摄比赛画面。
横笛手和鼓手在前排坐定，比赛者唱名进场。他们一身粗布无袖短衫、粗布带和短裤的奇怪装扮，而且还光着脚。
每对比赛者都会到裁判席前确认身份，然后各自在场子两端就位，狂放的音乐和着沉沉鼓声一奏起，比赛者立刻朝对方欺进，缠斗在一起。
这是很奇异的摔跤，依我看，大概只有柔道最为与之相似。比赛者不准抓对手身体，只能抓短衫和腰带。一旦双方抓个结实，接着就是如何绊倒、甩开或让对手失去平衡，直到把对手摔倒和压制在地。在这攻防当中，狂放的音乐一直奏个不停，直到有人落败才停止。
比赛时间不长，通常只要一分钟就可以分出胜负，而比赛一结束，立即有另一对比赛者趋前至审判席确认身份。这是个讲究速度、体力和技巧的运动。有时结束战局这一摔又急又快，往往整个人飞在半空中，摔个四脚朝天。
比赛继续进行，越来越多的比赛者遭到淘汰，观众也越来越兴奋。可惜我们不得不先行离开。我们已答应出席第比利斯歌剧院开幕典礼，之后又得搭夜班火车去黑海。再者，我们的吉普车已经得了“鞍疮”，开始有点不对劲，还得赶七十公里路程回往歌剧院。毛病出在汽油线路上，我们瘫在后座，每隔一会儿就得停车吹吹油管。
巴统的疗养院
回到第比利斯时，我们已经累得不想去剧院。在那疯狂吉普车上时，我的断腿已经抽痛得厉害，根本无法走动，只想泡上一小时的热水澡，疏通一下疼痛的膝盖。
好不容易到了又热又挤的车站，顺着拥挤的列车走，终于来到我们的车厢，赫然是美好记忆中的1912年式的顶级卧铺车。绿绒依旧，乌黑油亮的木头、熠熠生光的金属和陈腐的气味如昔，真叫人搞不懂这些车厢这些年到底摆在哪里。比利时人可说是为时代打造这类车厢，四十年前是全世界最精致的火车车厢，如今仍然舒适，仍然完好，黑木变得更乌黑、绿绒更绿。它可说是华丽和庄严年代的遗韵。
车上好热，我们打开隔间里的窗户，有个卫兵立即趋前，面带愠色地看着我们，一面把车窗关上。他一走开，我们又开窗，但他似乎已料到我们会反抗，马上回来把窗户再关上，一面用俄语训我们，同时竖起一根手指在我们眼前摇动。他的样子好凶，因而尽管车内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我们已不敢再开窗。他的话经过翻译后的意思是，当晚火车会经过很多隧道，若是把窗户打开，火车头冒出的黑烟会把绿绒装潢弄脏。我们表示会帮忙清理装潢，求他让我们开窗，他却更加坚定地摇摇手，又把我们训一顿。苏俄规则一经确立就不许违背。
这不免让我们想起在莫斯科时有位美国军人告诉我们的故事。他说，战争期间他所搭乘的飞机降落莫斯科之后，奉派前来看守的卫兵所领的命令是机上不准有人，因此全队要登机时，卫兵却不准任何人登机。我们这位弟兄说，尽管他有派遣令、通行证和身份证，仍然因为想强行登机差点没死在枪下。最后，换卫兵，原命令不变。指挥官解释说，铁令如山，换卫兵比改命令容易。第二位卫兵所领的命令是“让人上机”，第一位则是“机上不准有人”。两套命令或命令更动，也许会让卫兵无所适从，换卫兵反而比较简单；而且，这样对维持纪律也比较有帮助。比起在两个命令间做抉择，单一命令比较能切实得到执行。
毫无疑问，火车上这位卫兵决计不会让我们开窗，即使我们闷死也不能通融。我们并不知道开着车窗会受到什么惩罚，但从卫兵严肃的态度来判断，想必会判上十年徒刑。
火车终于开动，我们只好认命地整夜待在令人汗流浃背的小车厢里。谁料，火车开没多久就停下，而且整夜都是每隔二英里左右就停一次。我们挥汗而眠，梦中看到自己陷在煤矿坑里。
一大早醒过来，发现景观完全改变，宛如置身于另一个国度。我们已进入热带区，丛林一直延伸到铁轨，香蕉随处可见，空气潮湿。第比利斯周围的土地和空气一直很干燥。
铁路旁的小屋笼罩在繁花绿叶中，盛开的木槿爬上山头，柑橘树触目皆是，当真是风华绝世的地方。铁路旁一簇簇玉米，长得跟堪萨斯的一样高，有些地方甚至有两个人高，有些地方还有香瓜园。一大早，人们就站在开阔通风的住家门口看火车，而妇人的服饰也跟热带地区的人一样十分鲜艳：红、蓝和黄色头巾，亮丽的花布裙。火车穿过竹林、巨大的蕨类植物和高大的烟草园。这时，房舍呈高架式，各有高梯通往底楼，屋子底下，儿童和小狗在晨曦中嬉戏。
山上巨木参天，苍郁笼葱，举目所见莫不生气盎然。
接着来到茶园，茶树堪称是世上最美丽的作物。低矮的茶树丛绵延数英里，一直爬到陡峭的山顶。虽是一大早，已有一排排妇女在采茶，只见她们的手指宛如小鸟般在茶树顶上的新叶间拂动。
我们一醒过来便觉饥肠辘辘，但却无法可施。火车上没有东西吃。事实上，在苏联这段时间，我们在所有交通工具上都找不到东西吃。若不自备食物，就得饿肚子。这也是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十分之一是衣物，十分之九是食物的缘由。我们又想开窗，可惜前面就是隧道，我们再次被严令禁止。远处，铁路下方是一片蔚蓝海洋。
火车下行到黑海，与海岸平行前进。整个海岸就是广大的避暑地，每隔一小段距离就有个大休养设施或旅馆，即便是早上，海滩上已挤满了戏水的人，因为这里乃是全苏联的休闲和度假胜地。
这时，火车好像走几英尺就停一下似的，而每一站都有一批批分配到各处休闲屋的人下车。这是所有俄国工人期盼的度假，是长年辛劳的奖励，也是伤患者休养恢复健康的地方。看到这个有宁静海洋和温和气候的国家，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全俄国的人都一再对我们说：“等你亲眼看到格鲁吉亚就知道了！”
巴统（Batum）是个宜人的热带小城，是个海滩与旅馆的城市，也是黑海航运要冲。城市公园处处皆是，绿阴夹道，徐徐海风令暑气全消。
国民旅行社旅馆论高级豪华堪称全苏联首屈一指，客房很舒适，而且刚重新装潢过，每间房都有个阳台，还有落地窗可以把整个房间朝外打开。在形同博物馆古物的卧车折腾一夜之后，我们欣羡地看着床铺，只可惜无福消受，差点连澡也没洗就出门。我们时间已经不多，必须在很短时间内看很多东西。
午后我们所拜访的那几家疗养所，都像是大皇宫似的坐落在华美的林园里，而且几乎全都面海而建。在这些事情上充内行可是很危险的。凡是到过俄国的人，几乎个个都成了专家，而几乎每一位专家都会把另一位专家干掉。所以，对这些疗养所我们说话必须极为小心，只能复述亲眼所见时别人告诉我们的话，而且即使如此，肯定还是有人反驳。
我们参观的第一家像极了豪华旅馆。从海滩循长阶而上，到了顶上，在巨木环抱中，但见宽广前廊俯瞰海面。这家是由电机工会莫斯科分会所拥有，待在这里的人都是电工。我们问他们如何取得来这里的资格，他们的回答是，每个工厂和工场都有个由工人代表和工厂医师组成的委员会，考量各种因素后指定谁来度假，诸如服务时间长短、身体状况、倦勤特性、服务奖励等，若是生病需要长期休养，工厂委员会的医疗部门就会指定他到某一家疗养所。
疗养所分成单身男子和单身女子区，第三部分是来这里度假的全家福区。所内有餐厅、游乐厅、阅读厅和音乐厅。有间游乐厅里人们在下西洋棋，另一间打乒乓球。网球场挤满了人，有些在打球，有些观战。台阶上，要去海滩和戏水回来的人络绎不绝。旅馆自己有小船和垂钓装备，但很多人只是坐在椅子眺望海面。因病或因工业伤害被送到温暖的黑海边来休养的人，平均假期是二十八天，但养病者的逗留期间可视工厂委员会决定予以延长。
听说很多工会都设有疗养所，专供会员在黑海边休养。以这家疗养所而言，就可以同时容纳三百人左右。
我们驱车沿海岸而行，到几英里外的一家疗养院，仍然是个像大旅馆般的地方。这家为肺结核与其他肺疾患者特设的国立疗养院，一半是医院，一半是休养所，是个阳光普照，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卧床患者的病床被推到俯瞰林园和海面的露台上，行动无碍的患者四处散步，或听音乐，或玩西洋棋，在格鲁吉亚，西洋棋分量仅次于足球。
这个疗养院的患者都是由各地区的医疗委员会所选派，我们刚到的时候患者都在床上休息，全区几乎像是个荒废的地方。我们抵达后，钟声一响，逐渐有患者出来，四处徜徉。
听说黑海边有好几百所这类疗养院，我们驱车沿岸而行时，也看到山腰林园间有很多人走动。
俄式美国摇滚乐
就在开车行进间，突然下了一阵热带骤雨，我们回到旅馆，总算能睡上几个小时。阵阵奇异的音乐把我们吵醒。单簧管以明显的班尼·古德曼风格演奏一段后，停顿一下，接着第二根单簧管演奏，但显然不是古德曼风格。我们在似醒非醒之间，隔了好一段时间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是附近客房内有人在听古德曼的唱片，听一段学一段，可惜只模仿得几分像而已。一段重复再重复，周而复始。惟有亲眼看到欧洲人把美国摇滚乐搞得一团糟，才能明白美国音乐是何等的鲜明、专门和独树一帜。我们的音乐家碰到节奏与旋律极为复杂的格鲁吉亚音乐，想必也是同样的棘手。苏俄人对我们的音乐的确感到很棘手，但他们热心感人。我们在第比利斯很少听到摇滚乐，在巴统倒是常听到。由于很多观光客都是来自比较常演奏摇滚乐的莫斯科，因此这里的旅馆到处洋溢摇滚乐。
晚上，我们应邀观赏第比利斯爵士乐团海滨音乐会。海滩旁小音乐台上，乐队就定位置，演奏独家版的美国爵士乐——Shine、China Boy和In theMood——In the Mood总是少不了。卡帕和我一进场，立即有人送上一大束捧花，弄得我们有点发愣。我们都不是那种从十五磅剑兰花旁听音乐的人。花束真的好大，我们真的束手无策。我们既不能放下花束，只得从尖形花缝间望向舞台上的乐队。
我们终于明白他们奏不好美国音乐的原因。摇滚乐是即兴创作，音乐家把自己和想像力灌注到演奏中，这个苏俄乐队却是完全模仿唱片，偏偏这种唱片又是无法模仿的。他们若真想演奏摇滚乐，不妨以“黛娜”的主题曲作即兴演出，如此一来或可有自己的音乐。结果未必是美国摇滚乐，但未尝不可能成为格鲁吉亚摇滚乐。
乐队如释重负地回到本国音乐，奏起奔放的格鲁吉亚山岳舞曲。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变得轻松自在，才能演奏出真正的音乐。音乐会结束后，领队和几名乐手跟我们一起回旅馆用餐。领队是个精壮热心的男子，我们透过“马马虎虎”到“急急忙忙”的转译，经奇玛斯基之口告诉他美国摇滚乐的背景、发展沿革和内涵。他对摇滚乐的理论很感兴趣，他跟那几位队员打断我们的话，以格鲁吉亚语热烈地议论起来。音乐家变成音乐创作者、旋律不是为了要保存和流传，而是纯粹为了演奏，对他而言是很新奇的观念。他和队员越听越兴奋。
我告诉他们说，他们没有必要非用美国主题曲不可，以格鲁吉亚主题加上即兴创作不仅同样可行，他们还可能会演奏得更好。过了一会儿，他们起身告辞。我们心想，今晚，在黑海边某个地方，也许有人在做美式即兴创作实验。
我们心力交瘁，不完全是因为睡眠不足的缘故。我们奔走于途，一直没有定下心来想想。卡帕的相机连珠炮似的拍个不停，已经有很多曝光底片。也许可以这么说：我们一直在看，一直想看，而在平常无效率生活的时候，我们只用一部分时间看，其余时间只想轻松休息，什么也不想看。但我们这趟行程时间有限，分分秒秒都得看，因此也弄得我们很累。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论懿德善行在世界史只有一两次差可比拟，这有一部分是刻意使然，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要做，一部分恶德劣行不太多的缘故。我们就是很正常的实例。譬如说，我们爱看匀称的脚踝，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是脚踝上方几英寸，穿起妥贴的尼龙袜。我们喜欢女人用来愚弄和诱惑无知蠢男人的各式小手段、谎话和虚伪，诸如漂亮发型、香水、华服、蔻丹、口红、眼影和假睫毛。我们巴不得被捉弄和愚弄。我们喜欢口味多样的法国酱、葡萄酒和1934年左右的毕雷—儒艾（Perrier-Jouel）香槟；我们喜欢洗澡用香皂和穿轻柔的白衬衫；我们喜欢全团小琴演奏的吉卜赛音乐，也喜欢路易·阿姆斯特朗小喇叭吹得狂放尖锐、皮威·罗素单簧管吹得歇斯底里似的狂笑。我们所过的是个有明晰德行的生活，而且刻意审慎地加以维护。苏联媒体对外国人的抨击，大部分是从酗酒和淫乱立论。事实上，我们只是适度地饮酒，也不见得比绝大多数人好色，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立志要过的是圣徒生活，而且已经很顺利地在进行，只是还未能尽如人意而已。
交谈总是落在高度知性层面的问题上，这也许是让我们心力交瘁的另一件事。我们无意武断地说俄国人古板、滴酒不沾和不近女色。他们的私密活动如何不得而知，但这很可能只是由于我们有点爱表现使然，譬如说，家庭主妇在酒会上当场扑粉等。总之，这当儿我们非但极为疲惫，更觉得颓废在我们骨子里蠕蠕而动似的。
参观国营农场
早上轻雨急骤，我们翻个身再睡个回笼觉，10点钟左右，云开日现，委员会派人接我们到一处国营茶园参观。
我们驱车沿海滩而行，穿过青山间隘口，进入一处幽谷，只见一排排深绿色的茶树丛绵延数英里，柑橘树参差其间。这美丽的田园风光，也是我们所参观的第一个国营农场。
同样的，在这里我们只提自己的所见所闻，不作概括的叙述。国营农场有经理、董事会和员工，经营方式与美国的公司类似。农场工人住的是干净舒适的新公寓。每户人家都有公寓住，若是家中女眷也在农场工作的话，子女还可以送到特设的托儿所。他们的地位跟工厂工人一样。
这个农场很大，自已有学校和乐团，经理很有生意头脑，当美国分公司经理绰绰有余。这里跟集体农场最大的差异是，后者的每一位农民可以分到一分利润，而这里可说是种茶的工厂。
人与大地浑然一体。采茶工作大部分由手指灵巧的妇女担任。妇女在茶园间排成一长列，边采茶边唱歌和聊天，直如图画中人一般。卡帕拍了不少采茶照片。这里也跟苏联各地一样有绩效奖章，有位女郎双手如闪电般在茶树丛间移动，采得浅绿色的新叶放到随身携带的茶篓里，由于采茶速度特快赢得一面奖章。深绿色的茶树和采茶女五颜六色的服饰，构成山腰上一幅幅美丽景致。山底下有卡车把刚采下的茶叶送到加工厂。
我们跟着卡车到达茶厂，茶叶完全由自动化机械处理，经浸渍机将其揉搓和氧化后，由无数的输送带送到干燥炉。工厂几乎完全由妇女操作。厂长和品茶员是妇女，负责浸渍和氧化茶叶机器的是妇女，照料干燥炉的也是妇女。妇女分级和包装。全厂只有搬运板条箱的工人是男人。
厂长是一位年约四十五岁的清秀妇女，毕业于农业学校，学有专精。工厂出品的茶分很多级，从最顶级的茶叶，到专卖西伯利亚的茶砖不一而足。茶是俄国人最最重要的饮料，茶园和茶厂自然也被视为本地区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我们告辞的时候，厂长分别送我们一大包本地区最好的农产品，也是上好的茶叶。苏联的咖啡不是很好，我们早就不喝了。我们已改喝茶，而从现在开始我们自己准备的早餐茶，比起在市面上所买的好上太多了。
我们顺道参观一家小小托儿所，只见五六十位小孩子在绿地上跳舞，卡帕发现一位长发大眼的小女孩十分漂亮，想帮她拍张照片，哪知她却不好意思地哭了起来，怎么也哄不停。他拍一小男孩，小男孩也哭。卡帕是孩子王。老师说，那位小女孩所以那么难哄，只因她不是格鲁吉亚人，她是格鲁吉亚家庭所收养的乌克兰孤儿，由于还不会说格鲁吉亚语的缘故，还觉得很陌生。格鲁吉亚这个富足的国家未受战争波及，民众自觉有责任照顾其他地区，所以很多家庭都收养战争灾区的儿童。我们在各处小屋前驻足。每户人家都有菜圃和果园，而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吃上几个榛子、乡土风味的起司和黑面包、刚从屋边采来的西洋梨或葡萄。我们无法拒绝，所以总是吃个不停。我们试过格鲁吉亚伏特加，劲道很强，简直像是一飞冲天的火箭一般，我们的胃消受不了，所以在此不拟推荐。其实，它是我们所谓的蒸馏葡萄酒，根本不是伏特加，但是对我们而言太烈了。
我们开始觉得腹胀如鼓的时候，农场经理赶上了我们。他长身玉立，一身游击军服和硬帽，开口就请我们到他家吃点东西，乖乖！我们通过奇玛斯基和另一位翻译解释道，再吃一口我们准会撑爆。结果所得到的回答是，只是象征性的一口，我们若能赏光到他家喝杯酒，他会铭感五内。
我们已逐渐认为，食物乃是俄国人的秘密武器，至少对客人应是如此。可是，只吃一口喝一杯，我们当然无法拒绝，只得跟他到山腰上整洁的小屋。
果不其然。他极整齐的庭院里已有很多人等候，绝不是吃一口喝一杯就能了结。两位清秀少女拎着两个水罐从屋里出来，把水倒在我们手上，让我们净手和洗脸，再拿出白底红绣巾给我们擦干手面。
接着这才应邀入屋，经玄关，进入一间大房，只见房内挂满色彩缤纷的编织物，其中若干图案设计不禁令人想到印度地毯，地板上铺的垫子倒是很像墨西哥卧席。一看到桌子，差点没让我们昏倒。这张桌子约莫有十四英尺长，桌上摆满食物，桌旁坐了大约二十位客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参加过的餐会或晚餐里，惟一以炸鸡当开胃菜，而且每道都是半只鸡的一次。炸鸡之后是水煮冷盘鸡肉，淋上一种以香料和酸乳制成的绿色酱汁，接着是起司棒、马铃薯沙拉和格鲁吉亚腌菜。然后是浓汁炖羊肉和炸起司。一条条扁平黑面包，像是筹码似的堆得老高；桌子中央摆的是葡萄、西洋梨和苹果等水果。最可怕的是，每样看起来都非常可口，而且都是新口味，教我们忍不住都想尝尝。我们吃得差点没撑死。自诩腰围三十二英寸，有天大事也不松腰带的卡帕，鼓着下颔、两眼有点凸出和充血。我觉得，可能得两三天啥也不吃才能恢复正常。
我想起也终于明白有位英国人跟我说的故事。他在战争期间奉派到美国，因采购前往中西部，每到一地都吃得好撑。他每天得吃上三四顿正餐。午餐已吃得他身虚体弱，正餐之间人们又猛往他嘴里塞东西。他们疼惜他，因为英国粮食不足；他们要把他养胖，让他长点肉以便多撑一些时候。三天下来他就病倒了，但还是得撑下去。一星期下来，他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他习惯于英国粗食的肠胃彻底造反，可是，他越是病恹恹，人们越是疼惜他吃不饱，越是猛让他吃。他是老实人，起先是尽量解释说吃太多让他很不舒服，但根本没人信。他于是撒点小谎，说他自己吃这么多，国内同胞却无福吃到这么好的东西，他觉得不太对；他们笑他，他只好继续吃。他说，他到一处农场后，鸡群惨遭屠杀，第二天早上刮胡子时，剃刀上竟还发现鸡毛。两个星期访问结束，他终于崩溃，送医急救苏醒后，医生警告他说，以他的身体状况而言，即使饥肠辘辘也不宜吃太多。他狂笑一声，背过身去把头埋在枕头里。当时我还认为他言过其实，现在已逐渐相信这故事真实不虚。
我们与二十位宾客一一相见后入座，问题于此开始。我们若不吃，人人苦苦相劝，我们这一吃，餐盘随时再装满。同时，酒壶在席间传递，当地这美酒极为清淡，风味绝佳，我们可能就是靠它保住了一命。酒过数巡之后，主人站起身来，他那位坚毅面孔上一双黑眸的妻子也从厨房走出来，站在他身旁。经理举杯祝我们健康，再祝美国健康，然后指派他的好友当桌长。听说，由主人指派好友担任宴席主持，乃是格鲁吉亚乡村的古老风俗。从此开始，席上的人不可以敬酒，若有人想敬酒，必须把祝福的话转告桌长，由这位因长于口才而膺选的桌长发表敬酒祝词。这可以节省客人说话的时间。
新桌长发表一篇很长的谈话。不要忘了，在这里，每一句话都得从格鲁吉亚语译为俄语，再由俄语译成英语，即使是简短的演讲也会变得很长，天知道转译过程漏失或弄拧多少意思了，特别是在这个宴会上。桌长是当地农经专家，在他第一次谈话中，客套一番之后便开始谈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在探讨使得美国和俄国分裂的事件与误解后，他说，这个问题能够解决，而他的解决办法即是经贸。他说，俄美应签署贸易条约，因为俄国亟需美国制造的农机、拖拉车和火车头，美国也需要若干俄国物产；他还提到俄国有宝石、黄金、纸浆和钨。他显然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但很可能还不知道很多问题阻碍双方理解；我们也得承认，我们也不知道。
由于我们是外国人，又无法传书面纸条给桌长，因此特准我们答复他的敬酒祝词。我们祝愿废除各种形式的屏幕，如铁幕、尼龙幕、政治幕、虚伪幕和迷信幕。我们表示，屏幕是战争的先兆，而战争的出现无非是出于愚蠢和刻意这两个原因，若是领导人刻意使然，就该罢黜这些领导人；若是愚蠢使然，就该更密切地审视其成因。此外，我们也说，即使是最愚蠢和最好战的人，也不可能认为凭个人之力就可以赢得现代战争，所以任何一方的领导人主战，就该像追捕精神病人犯一般，禁止他继续活动。卡帕见过许多战争，我也见过不少，我们两人都有很深的感受。
待我们说完敬酒祝词，已是壶空樽满，人人都站起身来，个个举杯相碰，来个亲密的格鲁吉亚式敬酒：每个人都挽着邻座的胳臂，喝自己的酒。妇人家从厨房探头进来，把酒壶传给挤在大门口的邻人。
我们所碰见的格鲁吉亚人跟威尔士人很像，譬如说，十个男人聚在一起，起码有七位是好嗓子。现在，席间就爆出极为优美的合唱。他们唱起格鲁吉亚高山牧歌和古老战歌，声音极美，合声极佳，虽然不是专业的，却与合唱团无异。这时，节奏加快，两位男子把椅子翻转放在膝上，当做鼓打了起来，舞蹈开始。妇女从厨房出来，男士从桌旁起身，和着男声的哼唱、拍击椅子底部与击掌的声音，跳将起来。
这是很出色的舞曲，有时男士独舞，有时妇女独舞，有时男女共舞，跳格鲁吉亚传统的快步舞蹈。这就是我们顺道到格鲁吉亚农家吃一口喝一杯的结果，我们不得不逃之夭夭。
文艺聚会
车子疾奔下山回巴统时，天空又下起雨来。
当晚我们搭火车到第比利斯，本来是要提前去参观戏场的，可惜我们太累、太饱、太醉，又印象深刻，对剧场倒是没留下太大印象。上演的格鲁吉亚语《伊底帕斯》，我们勉强张开眼睛，看见那位伊底帕斯是个有一颗亮晶晶金牙的俊俏男子，红色假发红得耀眼，在楼梯上上下下、下下上上地表演，台词念得铿锵有力。伊底帕斯剜出眼珠子、撕裂血衣时，我们只能勉力撑开快要合上的眼睛。看戏的观众把一半时间花在回头看我们这两位美国访客上。在这里，我们跟火星人访客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偏偏这时我们已是半睡半醒，摆不出潇洒样子。主人领我们走出戏场、推我们进车、扶我们上火车，而我们就跟梦游一样，一进了卧铺就倒头大睡，没有为开车窗跟守卫吵嘴。
碰到这些格鲁吉亚人，我们甘拜下风。他们吃东西、喝酒、跳舞、唱歌，样样赢过我们。他们有意大利人激越的欢乐，有勃艮地人过人的精力，做每件事都有独到的本领，跟我们所见过的俄罗斯人大不相同，由此便不难得知别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人民那么佩服他们的原因。他们的活力在热带气候中磨炼和提高，所形成的个性与精神，经入侵者、沙皇大军、暴君和本国小贵族几个世纪的磨炼，已经没有什么能让它改变。他们屡遭打击，但他们的精神丝毫无损。
火车在11点左右到第比利斯，我们一直睡到进站前一刻，才慌忙穿好衣服，回到旅馆继续再睡。我们没吃东西，甚至连杯茶也没喝，因为，在飞回莫斯科之前，我们还得做一件事。当晚，第比利斯知识界和文艺界人士举行酒会为我们饯行。如果说此行好像变成记录吃东西的经过，这话倒也不假。我们不是“好像”，而是确实无时无刻不在吃东西。
人吃得太撑，会变得不太注意美食醇酒，身体对香料和葡萄酒的感受倏然消失，心里充斥各种印象，装满各种景致，同样也会无法察觉到色彩和活动。我们现在就患了吃得太多、喝得太多和看得太多的毛病。有此一说，人到了国外，第一个月的印象最鲜明和正确，然后便渐渐模糊，得再住上五年印象才会再恢复，所以一个人在外国最好不是待一个月，就是住上五年。
我们深感自己已见事不明，对当晚知识界的宴请也心怀戒惧。我们好累，不想听演讲，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演讲；我们不愿去多想艺术、政治、经济或两国关系，尤其是不想吃吃喝喝。我们只想躺在床上，睡到飞机来。可是，格鲁吉亚人待我们很亲切，为人又和气，这场晚宴非去不可——这是他们惟一要我们做的正事。我们其实应该相信格鲁吉亚人和他们的全国精英，因为，晚宴并没有变成我们所预料的那样。
我们的衣服情况很糟。我们所带的衣服不多，整天飞来飞去也不可能多带，而且，我们的裤子从到了苏联之后就没熨过，几次小意外弄脏了外套，衬衫尚称干净，但也没有熨好，根本谈不上是美国人讲究打扮的好例子。卡帕为了我们两人着想，特别洗了头。我们用海绵拭去比较可能除去的污渍，换上干净衬衫准备出门。
他们带我们搭缆车直上崖顶，到一家俯瞰整个山谷的大餐厅。我们上山的时候天已黄昏，山下万家灯火，乌幽幽的高加索山峰后晚霞满天。
好一个盛大酒会！格鲁吉亚舞蹈家、歌唱家、作曲家、电影制片人、诗人和小说家全都到场，约莫八十人座的桌子，看来好像有一英里长似的，桌上摆着鲜花，装饰和摆设十分得体，山崖下第比利斯宛如串串钻石。不少女歌手和舞蹈家长得极为清秀标致。
这类晚宴都是以若干陈腔烂调的谈话开场，但格鲁吉亚人的天性使这些格鲁吉亚精英难以容忍，几乎才一开讲立刻就无以为继。他们毕竟不是古板的人，纵然装模作样也扮不了多久。歌唱登场，独唱加合唱；舞蹈登场；传酒换杯。卡帕也跳起他蜚声一时的哈萨克舞，舞姿虽不美妙，但敢跳就已很了不起了。也许是睡后恢复了元气，也许是仗着酒兴，酒会一直持续到很晚。我还记得有位格鲁吉亚作曲家举杯笑道，“去它的政治！”我还记得跟一位娟秀的女子跳舞，后来才发现此姝是当今最杰出的格鲁吉亚舞者；我还记得，最后在街上大合唱，惹来民兵过来一看究竟，结果连他也加入合唱。奇玛斯基先生有点开心。在格鲁吉亚人眼中，他跟我们一样是外人。语言障碍消融，民族藩篱消融，毋需翻译。
我们乐在其中，原本满怀戒惧和满心不情愿的酒会，变成很棒的酒会。黎明时分，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旅馆后，全然没有上床歇息的打算，因为我们的飞机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起飞。我们收拾行李累得半死，究竟是怎么到了机场，我们自己也不明白。
破晓前摸黑赶到机场已是家常便饭。东道主开着大车来带我们到机场时，他们的脸色看来有点发青，我们自己也有同样感受。到头来，彻夜酒会终究没有给我们添多少元气。我们带着行李、相机和底片在黎明前赶到机场后，照样到餐厅喝茶和吃大饼干。机场末端起跑线上，俄罗斯战机两架一组升空，执行巡逻任务。
奇玛斯基先生有点累，也有点疏忽。机场这边有一架C—47大运输机在预热，乘客陆续上机，我们问了是不是要搭这架飞机，所得到的回答是不是。一个小时后再问，这才知我们的飞机好像已起飞了。格里姆林精灵又在作怪。我们悻悻地抱怨，没人告诉我们该搭那架飞机，就连奇玛斯基也气愤不已，用那些我们发不出元音，听起来像连珠炮似的俄语，比手画脚跟机场指挥官展开冗长而激烈的交谈。奇玛斯基先生扬言要向报告这类事件的机关告发，指挥官神情惨淡。他蓦地神色一动，说道，“你们可以搭专机。它正在准备。”我们这辈子没搭过专机，闻言相当动容，也颇为开心，心想这下大概机上可以伸伸腿，好好睡个觉了。飞机一个小时后起飞。它得花这么长时间准备。我们于是又回餐厅，再喝茶，再吃大饼干。快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再打听。发动机还得小修一下，我们这架“专机”大概得再等三十五分钟才能起飞。
东道主神色萎靡，酒意未消。我们请他们回第比利斯休息，但他们十分殷勤有礼，就是不肯走。他们要送我们到莫斯科。又喝了两杯茶，等了四十五分钟，我们再去打听。指挥官说，有个土耳其政府代表团要前往莫斯科参加建城八百周年庆典，如果我们不介意的话，他们想跟我们同机；如果我们准许的话，他们要和我们共乘专机。我们虽不太喜欢土耳其政府，但在这种方式下提出要求，我们可不能否决一个主权国全权代表搭我们这架小专机到莫斯科的权力，于是我们很大方地答应。
“让他们登机跟我们一起去。”我们说道。
有个小问题：他们还没到。他们还在第比利斯，大约半个钟头后才会出门。
我们再回餐厅，再喝两杯茶，再吃大饼干。朝阳已升，天气转热，俄罗斯巡逻机起起落落。疲惫袭人，困倦难当，我们感到眼皮下涩涩的。快到一个钟头时，我们再去找指挥官，这时连奇玛斯基先生也相当兴奋。土耳其人在哪里？
唔，他们搭的火车还没到第比利斯，大概是在沿线某个地方耽误了，但指挥官认为，土耳其代表团既已获准搭我们这班飞机，让他们困在这里不太好，能否我们再等半个钟头。
我们体内的茶水含量已到了胸口，回餐厅再喝一杯，茶从嘴里汩汩流出来。奇玛斯基抱头不语，我们见状不免提醒他我们对小精灵的定义，以及他当时回答苏联人不信幽灵之说。
我说，“奇玛斯基先生，现在你相信有鬼了吗？”
他抬起头瞅我一眼，蓦地一拳擂在桌子上，大叫着跑出去找指挥官。
这时，我们那些从第比利斯来的东道主，已蜷伏在机场花园树底下睡得很沉，但我们不能睡，因为飞机再过三十五分钟就起飞。
两个半小时之后，土耳其人的行李送到——卡车载来二十大箱行李，但不见土耳其人，原来，土耳其人搭了一夜的火车，觉得有点风尘仆仆，有点满面星霜，于是先到旅馆洗个澡，吃些早点，略事休息。指挥官很过意不去，这是国际大事，若是我们能大度让土耳其人上我们的飞机，不仅可以让他成为全世界最开心的人，说不定还可以顺便保住他的差事和名声。
我们再度表现出宽宏大量。此外，我们还发现一个科学事实：我们已知道且已臻于人类器官能忍受的程度。
12点30分，土耳其人姗姗而来。这四男二女，个个脑满肠肥。不知道他们停留大约两个星期，要怎么处理这二十大箱的行李，想必是把折叠式闺房也带来了。他们大摇大摆穿过机场，上了飞机，我们赶上前去，机门堪堪要关上。双方在机门边吵了一会儿，土耳其人终于让我们登机。到头来，这根本不是我们的专机，是土耳其人的专机；不是我们让他们同机，而是他们让我们同机，而他们对这一点显然很不开心。我们懒得提醒他们，是我们这些美国纳税人拿钱让他们“伟大的国家”维系民主制度。我们只想搭上这架飞机，离开第比利斯。奇玛斯基先生气极而泣，不住地冲着移动的东西挥拳。他打算致函给莫斯科各大报申诉这起事件。
我们终于获准登机，而那些胖乎乎、圆滚滚的土耳其人大剌剌地坐在座位上，一见我们便不屑地哼了哼，狐疑地打量我们的行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不曾碰过这么香喷喷的土耳其人。每个人都有上两美元理发厅的气味。我觉得，我们在酷热的机场内等候时，他们大概在泡玫瑰香精浴。
我们向第比利斯东道主挥手道别。他们亲切好客，对他们而言，我们倒是相当讨厌。我们那位骑兵司机毫无倦色，一个劲地对我们挥手。
机上空调系统依旧有故障，加上玫瑰香精气味逼人，空气很是沉闷。飞机隆隆地升空后，迅速爬升至可飞越高加索山的高度。山脊上，古碉堡和要塞清晰可见。
格鲁吉亚是奇幻之地，刚一离开就变得如梦似幻。格鲁吉亚人是奇幻之人。他们的确拥有全世界最丰饶和最美丽的大地，而且能依大地为生。现在我们总算完全理解，俄国人总是对我们说“不到格鲁吉亚等于空入宝山”的原因。
我们飞过黑海，再度在苏库姆停留，但这回飞行员并没有去游泳戏水。卖水果的妇人还在，我们买了一大箱桃子打算带到莫斯科送给那些特派员。我们特别选了硬桃子，以免一会儿就熟透。可惜的是，桃子根本没熟就烂透了。
我们飞过高加索山脉，来到一望无垠的平地后，便直飞莫斯科，并没有在罗斯托夫降落。冬天来得快，莫斯科已是寒意袭人。
奇玛斯基先生很紧张。这回我们可让他累坏了，连他的小精灵也累垮了。在机场全没出岔子。有人来接机，有车子在等候，我们毫无困难地回到莫斯科。
回到萨伏伊旅馆，看到那间有疯猴、狂羊和刺鱼的房间，我们满心欢喜，上楼时只觉那“疯狂艾拉”似也在对我们颔首眨眼，二楼的填充熊仿佛起身向我们敬礼。
卡帕带着一份旧英国金融报告进了浴室，我心知他会整晚泡在浴缸里，于是径自上床睡觉。
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庆
莫斯科一片活泼热闹景象，一群群的人忙着把巨大的海报和民族英雄肖像挂上各大建筑。桥梁上串起了电灯泡；克里姆林宫城墙和塔楼，乃至城垛都框上了电灯簇；所有公共建筑打上了泛光灯，每个民众广场都搭起了舞台，有些地方则搭起了状若俄罗斯童话屋似的小亭子，供贩卖糖果、冰淇淋和土产之用。人人都戴着一种特制的扣孔吊饰。
各国代表团陆续前来，巴士和火车班班客满，路上尽是只带随身衣物和几天粮食的人赶着进城。他们时常挨饿，有所行动时绝不敢大意，所以人人都带了几条面包。所有建筑物都挂上燕尾旗、国旗和纸花。各人民委员会办公大楼分别挂起自己的标志，地铁管理公司架起巨大的莫斯科地铁详图，地图底下有个小火车来来往往，引来群众从白天看到深夜。货车和卡车满载粮食隆隆开进城，所载的是各地集体农场送来当建城八百周年贺礼的包心菜、香瓜、西红柿和番瓜。
街头上，每个人都戴着徽章、丝带或追忆战时的饰物。全城喧嚣沸腾。我到《先驱论坛报》办事处，发现可人儿小约所留的字条。他滞留斯德哥尔摩无法赶回来，请我代《先驱论坛报》报道这一盛事。
卡帕边整理底片，边批评自己的表现、显像品质，什么都骂。他有一大批负片，在窗前一坐就是几小时，边检查边发牢骚。没有一样正确，没有一样对。
我们打电话给文化协会办事处的卡拉加诺夫先生，请他查查到底怎么样才能把底片弄出俄罗斯。我们认为苏联可能会有些审查，希望事先了解以便有充分准备。他向我们保证说，他马上去办，有消息再通知我们。
庆典前一天晚上，我们受邀到布尔肖剧场（Bolsfhoi Theater），但没人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因为出了一桩倒霉的意外没能出席，后来才听说那是一场长达六个小时的演讲会，政府席坐满了政府官员，谁也不准中途离席。这意外倒变成我们最开心的一次。
餐厅和酒店都挤满了人，而且有很多酒店是专门保留给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我们根本就不得其门而入。其实，当晚连要吃顿饭也很难。全城人满为患，街上行人慢条斯理，在这个广场驻足听听音乐，再悠悠然往另一个广场而去。人人都是走走停停，边走边看。乡下人大饱眼福；很多人没到过大城市，更没见过全城灯火通明的景象。广场上有人在跳舞不稀奇。人们边走边看，再走再看。博物馆人潮汹涌，根本挤不进去。剧场人满为患。每一幢建筑起码都会挂上一幅斯大林巨照，以及一张尺寸略小的莫洛托夫照片。此外，各加盟共和国总统和苏联各民族英雄的肖像，尺寸逐次递减。
当晚深夜，我们到一位美国特派员家参加个小酒会。驻俄多年，俄语说写无碍的他，告诉我们在现今俄罗斯维持个家的难处。大部分的问题都跟旅馆服务一样，出在行政官僚系统效率不好上——登记和统计手续繁复，根本不可能修房子。
饭后，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请你听听这一段，”他说罢便慢慢地边念边翻译。他念的文章大致如后——翻译也许不很精确，但八九不离十。
“莫斯科的俄罗斯人对外国人极为猜疑，常有秘密警察监视，并把一举一动向中央总部通报；所有的外国人都会有一名卫兵监视。不仅如此，俄罗斯人绝对不会请外国人到家里，甚至不敢跟外国人说太多话。向政府人员打听消息往往杳无音信，再探听还是全无消息，要是你纠缠不休，就会有人告诉你，这位官员出城去了或生病了。外国人须大费周章才能取得自由旅行许可，旅游期间仍然会受到严密监视。由于这种冷淡和猜疑态度，到莫斯科来访问的外国人只得彼此往来。”
这段话意犹未尽，我们这位朋友一念完便抬起头来说道：“两位作何感想？”
我们说道，“我们觉得你逃不过审查官的法眼。”
他笑了起来。“这是1634年时所写的，引自一本叫《莫斯科、鞑靼与波斯漫游记》（Voyages in Muscovy， Tartary and Persia），作者叫亚当·欧雷流士。”他接着说道，“想听听莫斯科会议是怎么描述的吗？”
他抽出另一本书，念了如下一大段：从外交上来说，俄罗斯人很难相处。你提出一个方案，他们准会提一个对案反驳。他们的外交官大部分不曾出过俄罗斯，没有在大世界里历练过。事实上，俄罗斯人在法兰西住过就被当法国人看待，在日耳曼住过就当成德国人，不易获得国内信赖。
“俄罗斯人搞外交不走直线。他们尽兜圈子，不讲重点。不管什么会议，有话搭话，你来我往，到最后总是以大混乱收场。”
他顿了一下，说道：“这是法国外交官梅耶堡男爵奥古斯汀在1661年所写的。这些事让人在现今的政治结构少了许多焦虑。我认为，俄罗斯在有些方面改变不太大。外国使节与外交官在这里变得糊里糊涂，已有六百年光景。”
夜已深，东道主开车送我们回家，不料开到一半就没油了。他下车拦住路过的驾驶人。两人以俄语一阵对话后，他给那人一百卢布，我们上车由那陌生人载回家。我们发现，这种做法几乎可永远适用。夜深时分，几乎每部车子都可以变成出租车，只是车资很高而已。说起来这也算很幸运，因为夜里几乎没有正规出租车跑。出租车通常只跑全程，而且是载满才跑，你必须先说明要去哪里，他会告诉你是否顺路，运作方式和电车有点类似。
除了彩牌装饰之外，建城八百周年庆典还推出许多新设备，如街上增设新型的无轨大电车，齐斯汽车厂推出许多造型漂亮的车子，几乎专供外国代表团使用。
虽然还只是9月6日，莫斯科已经很冷，我们的房间寒意逼人，偏是还得再等一个月才能开暖气，因此我们没睡觉时都得穿上外套。住在都会大饭店的特派员，纷纷取出夏天时收起的电热器。
庆典当天，卡帕天一亮就带着相机到街上乱闯。为了方便行动，有一位俄罗斯摄影家同行，以便向警察解释他不是可疑人物。到了红场，他请派一位民兵跟着，以方便办事，防止发生不快。他拍建筑、展览、群众、表情、慢步而行的人，工作时的他倒是挺快活的。
很多街道都摆起路边馆子（我们旅馆对面就有一家），通常是两张桌子，白色桌巾上摆着几瓶花、一只大铜壶、一具玻璃柜陈列小三明治（一种不盖面包、只有香肠和起司的三明治）、几瓮腌菜、桃子和苹果。
天气清朗凉冽，马戏团的大象由小丑前导游街。今天没有阅兵游行，但在体育场有一场盛大表演，这也是我们当天下午要去的地方。
这是身穿亮丽服装的工人群众列队表演，有的边做团体健身操边游行，有的在场中排字幕；有男女赛跑，也有掷铅球和排球比赛；也有马舞表演，由训练有素的马匹鞠躬踮足，大跳华尔兹和波尔卡舞。
体育馆内的国家包厢跟我们同一边，所以虽然有政府要员在场，我们却无缘一见。其实，我们可说已创下新纪录，因为，我们在苏联期间并没见过什么要人。今天斯大林也还待在黑海，没有参加庆典。
体育场内的表演持续整个下午。脚踏车和摩托车比赛后，最后登场的是个需有充分排练的表演。一排摩托车绕场而行，驾驶座上是摩托车手，车后各自站着一名穿着紧身衣的女郎手执一面大红旗，摩托车全速疾驰时红旗翻飞。绕场游行两圈，表演结束。
我得代小约为《先驱论坛报》写篇报道，卡帕也得回到群众间拍照，不料从体育馆回程到一半时车子爆胎，只得步行回来。卡帕陷在人潮里，好一会儿才再跟我碰上面。我终于回到《先驱论坛报》办事处，写好了稿子，送交审查官过目。
当晚我们和住在“国家旅馆”的路易·亚拉冈（Louis Aragon）伉俪共进晚餐。从他们可以俯瞰克里姆林宫后大广场的房间望出去，可以看见火树银花不断，可以听见彻夜断断续续的礼炮声。前方的广场上人潮汹涌，少说也有几百万人缓缓移动，摩肩接踵推挤前行。广场中央的演讲和演奏音乐台上，有歌者也有舞者。我们只在圣诞夜的时代广场，见过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地方的场面。
夜已深了，我们好不容易挤开人群回旅馆时，仍然有数十万人在大街上来回走动，观赏灯海和电动展示。
我爬上床，卡帕把几百卷底片放到一边，拿出负片检查，我就寝时他还凑着灯光在看，口中悻悻地抱怨诸事不顺。他发现有一台用了一整天的相机漏光，心想可能所有底片全毁了，当然开心不起来。我看他可怜，于是决定明早不问他知识问题。
拜访柴可夫斯基旧居
时间越来越短，我们想做的事还很多。我们想拜会俄国作家，不巧我们一到他们都不在，不是到黑海就是到列宁格勒或乡下度假。我们想参观剧场、芭蕾和芭蕾舞学校。卡帕还有很多照片要拍。我们越来越担心，每隔一两天就打电话到文化协会，打听照片是否已通过。这些照片要怎么处理，我们全无头绪，我们只知道必须提出某种形式的申请，但他们除了说正在想办法之外便全无消息。在此同时，我们的抽屉里已经堆满冲洗过的胶卷和底片。
深秋已到，冬天迅速逼近。莫斯科周边的乡间田野上碧岚氤氲，到处可以看到人们忙着挖马铃薯和贮存包心菜。
房间里出现一种气味，卡帕和我都觉得好像是衣服不干净的气息，于是两人之间渐渐升起寒意。我们常洗澡，衣服定期送洗，两人都认为自己很干净，但气味却越来越浓，于是我们开始瞅着对方，彼此冷言冷语。气味越来越厉害，我们不得不开着窗户。一直到第三天才发现是怎么回事。麦肯将军送我们几罐DDT，其中有一罐没有拧紧，气体蒸发弥漫整个房间。由于我们都没有心理预期，一闻到气味都以为是对方不干净。这种喷雾剂其实气味相当清爽，但若是不明其故，却是很讨人厌。发现万恶之源后我们十分高兴，忙将罐子盖好，不多时房间内便恢复原状。
庆典次日晚上，已随着时间消逝而原谅卡帕偷书的纪尔摩，请我们吃晚饭。他老婆不只人长得标致，厨艺也极佳。纪尔摩刚收到几张美国摇滚乐新唱片，我们酒足饭饱，稍微颓废一下，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喝马提尼、吃小脆饼，入夜后还跳了点小舞。这是个愉快的夜晚，我们都对纪尔摩能宽宥卡帕罪愆深表佩服。第二天，可人儿小约带着好礼从斯德哥尔摩回来。他带回来一支自来水笔、几个打火机和香烟、罐头美食、几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一大行李箱的卫生纸。他回来真好。
莫斯科开始迈入冬天。剧场开张，芭蕾开演，商店开始贩卖冬天穿的厚棉衣和毛毡靴。儿童上街时开始戴起附有耳罩的帽子，穿起毛领厚外套。美国大使馆内精于电力的技术士官，忙着为全馆重新架线。去年冬天电线走火，而少了他们所习惯的电暖气，馆员只怕得穿大衣办公。
我们到武官处五名年轻军官的宿舍晚餐。晚餐气氛不错，但他们过得并不开心，因为他们的行动比一般人受到更大限制，不得不过着最为审慎的生活。依我猜想，驻美的俄国武官想必也受到相当严密的监视。他们屋前有个常驻的制服军人站岗，每一出门必定会有隐匿行藏的跟踪者尾随。
我们在舒适的宿舍内和美国军官用餐，所吃的全是美国食物，如羊腿、绿豆、美味汤、沙拉、小饼干和黑咖啡。我们不禁想到，四百年前，也许在同样的房子里，身着金红军装的英国和法国年轻军官倚枪而坐，戴盔持矛的俄国兵在大门外监视的光景。这类事情似乎没有太大改变。
我们跟所有观光客一样，前往莫斯科七十公里外的克林（Klin）小镇，探访柴可夫斯基晚年居住的房屋。这是一间坐落在大花园内的漂亮住宅，底层现已改为收藏乐谱的图书馆兼博物馆，卧室则仍维持原貌——小铁床边有个挂家居服的大衣架，窗口下有张小书桌；有位女性崇拜者所送的精美梳妆台和镜子，披着佩斯利花呢布摆在角落，镜台上还有他生前所用的养发剂。起居室仍然摆着那台他生前惟一拥有的钢琴，就连桌上的小雪茄钵、烟斗和铅笔头，也完全没有变动；墙上有几张他家人的照片，阳台外他生前喝茶的地方有一张空白的乐谱稿纸。担任馆长的是他侄子，现在已是风度翩翩的老者了。
他说：“我们希望保持柴可夫斯基住处的原貌，就仿佛他只是出门散步，马上就会回来一般。”
这位老者生活在过去，所提到的音乐巨匠如穆沙斯基、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以及强力集团的其他成员，仿佛这些人依然健在似的。屋内的确仍洋溢着作曲家的音容宛在气氛。每年打开钢琴一次，请最杰出钢琴家演奏，并录音保存。柴可夫斯基先生——也就是这位侄子——为我们演奏一下，琴音圆润，只是有点走调。
我们看看图书馆内的乐谱，只见音符力透纸背，仓促地画过五线谱，整段打叉画掉，有几张甚至只剩八小节，其他的都用铅笔狠狠地涂掉。再看看别的作曲家的原稿，只见墨迹清晰，没有画掉半个音符。柴可夫斯基似是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每个音符当成最后一个音符，匆匆地把他的音乐记录下来。
后来，老者陪我们在花园内小坐，我们提到当代作曲家时，他有点黯然地说道：“能干，不错；好技艺，不错；真挚聪颖，不错。但不是天才，不是天才。”他凝望着柴可夫斯基不分冬夏做完日常工作后散步的花园。
德军来到这宜人的房舍后，把这里当车库，坦克也开进了花园。所幸他的侄子在德军未到之前，就把馆内贵重的手稿、照片乃至钢琴，移到了安全地方。如今，所有东西都回到这奇怪又令人牵挂的故居。管理人的小木屋窗口传出琴音，大约是小孩子在练钢琴，迟疑顿挫，花园里弥漫着纯为音乐而活的小人物奇异而热切的孤寂感。
时不我予，我们东奔西赶，希望在最后几天看个够，日子也因此过得栖栖惶惶。我们参观的莫斯科大学，大学生喜欢聚在走廊上谈天说笑，从一间教室冲到另一间教室，跟我国没有两样；男女同学配对，也跟我们相同。莫斯科在大战时遭到轰炸，学校在烽火中重建，并没有因战事而关闭。
芭蕾剧场开张，我们几乎每晚都去欣赏最为赏心悦目的芭蕾舞。7点半开演，过了11点才结束。预算庞大，商业剧场无法支应这类芭蕾演出，若没有政府补助，根本不可能有这类演出、训练、音乐和布景。单靠卖票绝对不可能支应这么大手笔的制作。
此外，我们也到“莫斯科艺术剧场”观赏西蒙诺夫的《俄罗斯问题》。也许去看这出戏就是个错误，也许是这出剧制作不算最佳。我们发现，就我们的品味来说，演得太过火、太夸张不实、太样板；一言以蔽之，弄巧成拙。那位美国出版家的角色准会让美国观众啼笑皆非，至于俄国人对美国新闻人员的看法之离谱，比起班·赫克特不遑多让。但这出戏却是出奇的成功，几乎所有的观众都认为剧中所描述的美国新闻界绝对不假。我们很想看别的戏和别的演出，看看这夸大渲染是否为共同现象，可惜没时间。我们只能说，以纽约的标准而言，《俄罗斯问题》不是好戏。
西蒙诺夫先生无疑是当今苏联最受欢迎的作家。他的诗家喻户晓，人人都能朗诵。他的战争报道脍炙人口，跟我国的拜尔相若。此外，他本人也风度翩翩。他邀请我们到他乡下的居处做客。房舍不大，但简朴舒适，坐落在大花园内。他和妻子在这里安居。他家不算豪华，但很舒服。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他喜欢好车，家里有一部凯迪拉克和一辆吉普车。他有菜园、果园和家禽场，自给自足，过着简朴舒适的生活。当然，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他也有敌人。他是政府的宠儿，曾数度受勋，广受俄国民众爱戴。
他们夫妇都很风趣亲切，我们很喜欢他们，对他剧本的批评全本诸专业，并非出自个人好恶。我们玩飞镖，唱歌跳舞，很晚才赶回莫斯科。
参观克里姆林宫
莫斯科依旧忙忙碌碌，赶着在下雨之前，把巨幅肖像、国旗和燕尾旗取下，以免淋雨褪色。这些还得留待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周年再用。今年是莫斯科庆典年。雨水伤不了灯泡，还留在各大建筑物、克里姆林宫和桥梁上，待11月7日再亮灯。
我们跟所有人一样，很想参观一下克里姆林宫内部，甚至拍几张照片，好不容易等到批准下来，可惜没有拿到摄影许可。不准拍照，不准携带相机入内，而且我们的许可不是特别游览，而是一般观光客的参观路线。我们别无所求。奇玛斯基先生再度当起我们的向导，奇怪的是，他自己也没进过克里姆林宫。这可不是随便就获得批准的。
我们趋近戒备森严的长长的石子路，大门士兵登记我们的名字、检查我们的许可，然后铃声一响，出来的一名警卫伴我们入大门。我们不走政府办公室这一侧，而是进入广阔的宫内，经过建堂已有多年的古教堂，穿过大殿内自“恐怖伊万”以降历代沙皇所使用的博物馆，进入伊万的寝室、小起居室和专用小礼拜堂。一碗一物莫不美不胜收、不同凡俗、古色古香，且依旧维持原貌。博物馆内有甲胄、盘子、兵器、瓷器餐具，以及五百年来皇室所搜藏的各种礼物。有缀满钻石和绿宝石的大皇冠，也有“凯瑟琳大帝”所用的大雪橇。我们看见古代波雅尔的皮大衣和上好的甲胄，也看到各国皇室送给沙皇的礼物，如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所送的大银狗、德国“腓德烈大帝”送给凯瑟琳的瓷器、佩剑等华而不实的君主制度的噱头。
看过皇家博物馆之后便会赫然发觉，低劣品味非但不会惹人厌，更是表诚示忠的绝对必需品。
我们看到女人不准入内的伊万战士厅，也爬上了漫长的皇家楼梯，一窥镜厅面貌。我们看到末代沙皇所居住的宫室，心想那么多的家具、那么多的雕饰、那么多乌亮的木器，住起来一定很不舒服。整日跟这些无谓的搜藏为伍的小孩子，必定会显得老气横秋。看过了王子在这一大堆杂物中生活的光景后，自然更能了解他的性格。小王子想要把枪的时候，能拥有一把点二二口径的来福吗？不可能，他有一把手工制的喇叭小银枪，嵌象牙，镶珠宝，供把玩——20世纪的时代错置案例。而且，他不能出去猎兔子，只能坐在草地上，由侍者把雁鸭赶过来让他打。
在这皇宫待上两个小时，已让我们心情十分郁闷，整日挥之不去。置身其中恍如隔世！总之，我们看过了，本来应该很高兴，谁料却是驷马也难追回我们的心情。这是世上最阴郁的地方，行走在大厅和楼梯之间，便不难想像何以宫闱偏多杀戮，何以会父杀子、子弑父，何以实实在在的宫外生活竟至缥缈得仿佛不存在似的。从宫中窗口环顾，望出克里姆林宫墙外，不难想见这些宛如身在牢笼的君主对本城有何感受。在我们正下方的红场上有个大理石的大台子，是他们当年可能出于恐惧而砍子民脑袋的地方。我们走下长长的坡道，直待出了戒备森严的大门这才松口气。
我们逃出克里姆林宫，跑回到都会旅馆，赶忙到《先驱论坛报》办事处拉着可人儿小约冲到酒店，叫了四百克的伏特加和一大堆菜，但还是过了许久才克服克里姆林宫给我们的感受。
我们没到克宫另一侧的政府办公地点。那地方不准观光客进入，除了看到建筑物顶端高出宫墙之外，甚至连它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不过，我们倒是听说里头等于是一个完整社区，有些政府高官在那里有公寓，有仆人；管理员、维护人员和卫兵全都住在里面。听说斯大林不住克里姆林宫，而是另有住处，但好像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太注意他的住处到底在哪里。不过，听说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他住在四季常春的黑海边。
有位美国特派员告诉我们，有一天他瞧见斯大林开车过街，只见他以很奇怪的角度靠在活动座椅上，看起来很不自然。“当时我就在想，”他说，“他到底是斯大林还是假人？他太不自然了。”
担心底片问题
卡帕每天早上都在思忖该怎么处理底片，几乎每天都打电话到文化协会打听把底片弄出去的手续，每天所得到的回答都是他们正在想办法，叫我们别担心。我们听多了底片被没收，一张也不准出境的传言，当然会担心。我想，听多了，就会不自觉地信以为真。另一方面，文化协会的卡拉加诺夫先生没让我们失望过，也不曾对我们说过假话，我们只得仰仗他。
莫斯科作家协会请我们吃晚饭，让我们揪足了心。到场的全都是知识分子、全都是斯大林所谓的“俄罗斯灵魂工程师”的作家，想到就教人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