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主掌伯明翰中心的70年代，英国文化研究事实上已经受到此时发展已经相当完备的美国传播研究的冲击，李斯特大学、利兹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但是，霍尔大量使用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阿尔都塞以及葛兰西等人理论成果下来，另一方面反而是坚固了威廉斯的文化主义传统，而与自美国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方法分道扬镳，走向媒体意识形态功能的分析。霍尔的兴趣显然在于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而不是阿尔都塞认为是维持统治意识形态关键机体的学校和家庭。《文化、传媒与”意识形态“效果》一文中他指出，大众传媒的现代形式最初是出现在18世纪，随着文学市场的发展兴起，艺术产品成了商品。到20世纪，大众传媒对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殖民是如此成功，它们一举奠立了领导权、霸权和统治。诚然，统治意识形态选定它的意义来编码，仿佛自然而然，就是理性自身，但是观众却可以以反抗霸权的方式来解码，由此遁出统治阶级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控制。霍尔讨论电视话语的著名文章《电视话语：制码和解码》，表达的正也是这样的观点。
伯明翰中心的兴衰
2002年英国《卫报》刊登了波利·柯提斯题为《伯明翰文化研究系遭关闭》的文章。文章这样描述了这个历史性的事件：
今天早上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的学生发现系门口贴了一张计算机打印的字条：“本系撤除。别无他事。”
伯明翰大学今天上午证实，全球公认作为文化研究策源地的该系确实是在重组之中。虽然未经证实，该系很可能失去十一个教职，剩下大约二百一十名学生去向不明，不知9月里会到哪里去读学位。
教师们6月20日即被致信告知，该系将“以目前的形式“关闭。
社会学将被合并到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系，传媒、文化和社会专业，则将并入应用社会研究所。
学生们当然是非常伤心的。《卫报》引述了该系一位三年级学生劳拉的悲情。劳拉说，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年复年教学上都是名列前茅。须知这是今日世界上的第一个文化研究系，举凡讲述文化研究的著作，哪有不提伯明翰的？这里的课程当然是最优秀的。不过，他们的研究好像不是很强。劳拉没有说错，该系在上一年的教学评估中，得了最高分二十四分。
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的前身是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伯明翰中心在霍尔主持下，很快成为饮誉寰宇的文化研究大本营，甚至有人套用《圣经》里上帝创世的话语，来形容中心的影响，说是：
太初有伯明翰，然后有文化研究。可是说来并非不可思议，它的大多数纲领性文件，一开始都是在中心油印的刊物上流传，然后才被收入各种文集。这一出版形式，或许本身可以显示中心从一开始，就怎样艰苦奋斗在学术中心的边缘上面。80年代，中心与社会学专业合并建系，结果是重建了社会学也重建了文化研究的构架。伯明翰校方对新建的系有明确的要求，要求它招收本科生，它的研究方向，自然也得有所改变。同时新一代的教师充实进来，新的领域如技术、公民义务、环境科学等等，纷纷开辟出来。这是标新立异呢，还是与时俱进呢？似乎也难一言定断。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研究的领域拓展下来，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伯明翰中心的文化研究挑战了二战之后英国的主流文化。文化曾经是文学和艺术的一统天下，无论是文本还是行为思想，文化分析几乎是清一色的美学的标准。反之大众文化体现的被认为是商业趣味、低劣趣味，或者说纯粹就是没有趣味，是审美趣味的堕落。但是现在，趣味的天经地义的高雅和风雅，在大众文化面前本身将变得摇摇欲坠了。
一般认为，霍加特和威廉斯，以及E·P·汤普森，可视为伯明翰中心的第一代传人。霍加特自不待言，他的《识字的用途》聚焦二战之后的英国平民阶层日常生活，研讨消费文化的社会影响，堪称为一部破冰之作。随着这类研究日渐系统化，人文学科的松散边界和社会科学的森严高墙之间，终于诞生了文化研究这个新兴学科。威廉斯是剑桥出身，教职亦在剑桥，一生当中是不是到过伯明翰，都是颇费猜测的事情。但是威廉斯当仁不让是文化研究的”教父“，他与霍尔关系密切，其对文化研究方方面面的深入探讨，亦被伯明翰视为己出。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被认为是向”文化“、”艺术“、“民主”这些气息奄奄的陈旧概念发起挑战，为其注入新鲜血液，使之表述人类经验的多元异质性。同年他提出的“文化是普通平凡的“思想，后来成为伯明翰中心的标志性纲领。它意味着普通人的日常文化将要替代图书馆和博物馆里的高雅文化，文化将被视为一个意义创造的过程，而文化研究将要着重考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其间给不同过程设定边界的权力关系，尤为引人注目。文本的文化、日常生活的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电影、艺术以及身体文化等等，因此纷纷踏入大雅之堂，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比较来看，汤普森作为历史学家，同伯明翰的联系更要疏远一些。但是汤普森关注底层工人阶级，充分重视其工人阶级研究中的”英国性“，与伯明翰中心的学术传统，同样具有一致性。所以不奇怪霍尔后来多次撰文，将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一并纳入伯明翰中心的系列，并且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霍加特和威廉斯都强调文学、造型艺术和音乐只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强调文化应当包括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的意义和实践构成，是以语言、日常风俗和行为、宗教和各种意识形态，以及各类文本实践，悉尽成为文化研究的绝好对象。故此《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将文化的变迁追溯到英国工人阶级。作者结合切身回忆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不仅叙写了工人阶级的音乐和通俗文学，而且栩栩如生地记述了他们的家庭和邻里生活风貌。同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将文化的美学内涵申发开来，使之广被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三年后他的《漫长的革命》，更显示了由文学到社会分析的文化转向，视小说和戏剧的起源，为公共文化程度提高的直接产物。这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几无差别。后来斯图亚特·霍尔评价威廉斯此书是将文化的定义从文学整个儿转向了人类学的方向，使文化从静态的结果变成动态的过程，其中社会的历史的因素，变得举足轻重。
伯明翰中心的第二代传人又有不同。如果说英国文化研究的第一代人主要是使文化超越美学和文学批评，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那么无论霍加特和威廉斯本人都还是文学批评出身，首先也还是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E·P·汤普森，年轻时候也有过诗人经历。但到第二代人，无论是霍尔，还是大卫·莫利、多萝西·霍柏森、迪克·海布迪基等，主要都不是文学批评家而是社会学家。在上一代人批判传统的同时，据霍尔《文化研究与中心》一文中的说法，这还是一个”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所以名之为”复杂“，是因为这个传统主要关心的不是经济和阶级的背景，而是当代社会的构成形态，关心权力和公共生活的文本构成。这是说，文化的意义不是自由漂浮的，而是必然联系权力结构来加分析。这也使文化研究的第二代人对威廉斯和汤普森较少理论色彩的”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多持批判态度。如霍尔等人就明显受惠于法国结构主义，偏重于对文化意义作不带感情色彩的符号学分析。另一方面，文化既然不再囿于文本，而同社会实践和制度结构密切联系起来，从而阶级、性别、种族问题同样成为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甚至福柯的”历史考古学“，顺理成章就成为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
伯明翰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的撤销，对于文化研究本身，除了一个符号意义上的失落，应是无伤大体的。许多院系已经纷纷开设文化研究课程，所以事先没有得到通知的学生虽是惊诧不解，对于学业倒也无妨，大多数课程可以继续开设下去，所以专业并没有取消，而是重组，这也是校方愿意强调的说法：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系是经历了重组，因为它没有通过是年的研究考评。
研究考评就是我们所说的科研考评。它或者可以显示科研第一的办学方针，是被贯彻得多么无情无义。伯明翰中心的最终消失与政治其实关系不大，而毋宁说是反映了英国高等教育机制内部的压力。这压力似乎是无所不在的，据称高教劳工部长的迫切使命之一，就是要让英国百分之五十的学生都可以上大学。与此同时，许多奖学金项目纷纷落马，导致学生的债务直线上升。牛津、剑桥这样的老牌名校可以理直气壮，不断拉涨学费，一些财力捉襟见肘的新学校，就只有广开门路，多多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所以科研经费的竞争，说它已经关乎许多学校的生存问题，也不为过。此外教工薪酬和工作条件持续滑坡，高等教育面临的就业危机则反过来与日俱增。这一切不稳定因素，足以显示伯明翰中心的关闭并非空穴来风。不说其他高校类似的科系多有遭此同类命运，莱塞斯特（Leicester）大学关闭了它享有盛誉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一样叫人颇费猜测。这一股流行一时的关闭之风，被认为是标记了英国尝试高校重组的一个开端。重组的目标是提高财务状况良好的研究机构的竞争力，将之推向全球市场，同时使政府对高校事物的参与，可以惠及每一个国民。
但即便如此，关闭事件还是显得突兀。因为如前所述，伯明翰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前不久还在政府的教学评估中获得最高分数。社会学的教学计划也经历了评估，从政府公布的数字来看，被认为是在全国范围内提供了最好的本科生教学。照市场逻辑来看，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率不断提高，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慕名纷至沓来，显然都是成功的标记。问题看来是出在”科研“上面。关闭伯明翰中心的基本理由是它在政府研究性评估中表现不佳。评估本身不消说是多有争议的。以至于有人说，由于一些系所擅长此道，导致评估优秀的单元数量急遽膨胀。此外同行评估，更是成为争议的焦点。评估小组逐系审读每一个教工的成果，根据业绩来分派预算。教学优秀在这里不起作用。伯明翰校方的要求，是各系的考评不得低于4分，这是通行全国的优秀基准。而2001年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恰恰是在这个基准之下，分数是3a。因此，不乏有人将中心的关闭归结为同道的妒忌。
伯明翰中心的撤除，可以说是正值它全盛时期突然遭此厄运，这是不是意味着文化研究的气数已经耗尽？答案是否定的。在许多人看来，它更像是文化研究另起炉灶的一个新的开端。中心的薪火相传已经完成，仅就伯明翰大学来看，今日许多其他系所的专业和教师，也在潜心从事CCCS 传统的文化研究。总而言之，”文化研究“我们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它委实是已经无所不在了。其全球范围内的流行不衰标志着学术热点和专业的重组。这个重组已经不需要伯明翰中心的神话，中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伯明翰中心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它对于文化研究的发展前景，又意味着什么呢？
从文化主义到霸权理论
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的文化思想，在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中心第二代传人看来，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霍尔谓之”文化主义“（culturalism）。伯明翰中心名义上是坚持了探索特定文化实践如何表达了特定阶级经验的”文化主义“路线，但对于中心第二代人钟情的结构主义，它的关注和热情也并未因此稍减。文化如何在特定的结构形态中获取意义，因此成为文化研究的另一个主流方法。
文化主义强调文化是普通人的文化，这是伯明翰中心标举的传统。汤普森本人反对给他的著作贴上文化主义标签，但是他关切人文活动，关切文化的历史情境，关切工人阶级的经验以及文化的多元性，这一切也都使他的态度和方法成为当仁不让的文化主义模式。虽然后来不少当年曾在中心工作过，日后成长为文化研究巨擘的重要人物，如安吉拉·麦克罗比和约翰·费斯科等，都还明显见出受到法国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在反对经济决定论，倡导大众文化方面，他们同文化主义是一脉相通的。从理论上看，文化主义主要是从两种批判性对话中产生，其一是反对利维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路线，其二是不满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理解，特别是经济决定论的理解。利维斯倡导教育，这是威廉斯等人深有同感的，但是后者最终是向利维斯主义的许多基本立场，发起了全面挑战，而坚持认为，通过分析一个社会的文化，分析一种文化的文本形式和实践记载，有可能重现该社会的行为和观念模式，而这些模式，是为此一社会中生产和消费了这些文本和实践的男男女女所共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