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已经初现端倪。在当今的中国文学批评界，传统的人文批评正不断地注入新的东西，从而使之仍有一定的生命力；曾风靡一时的新潮批评经过自身的反思和调整之后，已分为以坚持人文精神的现当代文学批评，和致力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国学研究两支；第三种批评亦即”学院派“批评或称”新学院式“批评，则以严谨的学风和创新的精神为己任，主张文学批评学术化，文学理论科学化和文学研究理论化。它一反长期以来主宰中国批评界的主观印象式批评的浮躁学风，试图以自己的”学院式“批评实践来建立用中文写作的批评论文之学术规范。现在，这第三种批评经过自身的调整已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自己的文化批评，它摆脱了直觉印象式的审美感悟之模式，走出了新批评式的形式主义牢笼，把文学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之下来考察。它决不是西方文化批评的衍生物，而是产生于我们民族的土壤，并能与国际性的文化批评进行平等对话的一支力量。在当前这个全球化和后现代、后殖民语境下，文化批评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批判性，它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话语霸权，同时自己也不试图主宰文学批评论坛。因此弘扬这种文化批评并非是敲响了人文批评的丧钟，而是在当今的多元文化语境下又增添了一种强有力的话语力量。
最后，中国的文化批评可以在世界上找到自己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独特价值。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对中国的知识生活以及文学写作和批评话语，有着更为深刻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结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西方批评理论或文化思潮，如同走马灯一般，匆匆进入中国当代文坛和思想界，对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及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乎西方所有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主要作品，均翻译成了中文，对相当一批中国当代青年作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过许多中国作家所产生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有生吞活剥的青年学者追逐流行的时尚，大量滥用从西方借来的批评术语，以至于不仅普通的读者，甚至连本专业的同行都读不懂他们的文章。因此毫不奇怪，恪守传统的那部分中国学者对此不满甚至恼怒，恨中国作为一个文学和理论批评大国，在国际理论批评争鸣中却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更有甚者，中国学者都没有自己的批评话语。出于对重建中国批评理论话语的关心，这些学者号召建立自己的批评理论话语，并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非殖民化“进程中的一种后殖民策略。
由此我们可以来看中国文学和文化批评中的”失语症“问题。就文学批评而言，20世纪曾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显然是就西方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纷呈、理论驳杂而言的。但是在这一片”众声喧哗“之中，中国理论家的声音确实有一度十分微弱，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患了”失语症“，甚至同黑人的文化进行比较：“黑人可以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重建自己的理论话语，具有五千年文化传统、具有极为深厚理论根底的中国人，难道不应该、不能够重新建立自己的当代理论话语吗？”应当说，这一比较的初衷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在国际论坛上实际发出的微弱声音而感到不平，试图提出某种积极的对策。但是他们所举的黑人的例子，未必是恰当的。因为黑人的非殖民化策略的实现，恰恰是通过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第218页。
语言来表述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混杂化“（hybridization）策略实际上消解了殖民主义宗主国的话语霸权，使得曾经一统天下的标准英语（English）被消解为有着不同发音和语法规则的Englishes 或者甚至english。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殖民主义的话语把他们的民族文化身份模糊了，而恰恰是他们的那种带有消解性和混杂性的批评话语，影响了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
“失语症”观点的主要理由是，我们所使用的理论术语甚至话题都是西方人用过的，例如全球化这个话题就来自西方的语境。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经过调整和完善，早已被“中国化”了，其结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反过来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至于全球化有可能使我们的民族文化身份变得模糊起来，这一点倒是事实，但即使如此，也正如斯皮沃克《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一种逐步消解当下的历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化身份的模糊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且实际上，所有的身份认同都不可还原地呈混杂状态。作为当代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中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后占据中心话语权的最成功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之一，斯皮沃克本人的知识生涯就可以说是一个由东方（印度）向西方（美国）运动的“全球化“的范例。在这样的由东向西的运动中，她并没有丧失她固有的印度文化身份，而且只是在学术生涯的开始阶段曾受惠于她的宗师德里达和德曼，一旦形成了她自己的独特风格，她就开始影响一大批西方学者了。这一个案，是值得引起我们中国学者重视的。
我们要强调的是，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中介，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通过这种对话，来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因此理论的旅行不光是自西向东，同样应该自东向西。近年中国的文学成就已经引起了欧美主流学者的注意。美国的两部写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史，就有相当的篇幅描写了亚裔文学，甚至有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华裔文学在美国的崛起，并且对美国主流文学造成了冲击，甚至有少数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了文学经典，并且已经载入了史册。由此可见，中国文学理论在国际理论争鸣中暂时的Cf．Emory Elliottetal．eds．，ColumbiaLiterary Historyof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and Sacvan Bercovitch etal．，eds．，TheCambridge HistoryofAmericanLiterature，Vol．1，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失语”现象并不会长久，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西方的语言媒介来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建树，建构自己独特的研究话语，那么，我们就将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推广，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那种认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被殖民化，故而文化批评的首要使命是非殖民化的看法，是大可商榷的。
即使就文化批评中的身份问题来看，我们也有理由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抱乐观态度。在全球化的时代，市场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就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受到了挑战，人类创造出了自己的高科技产品，这些高科技产品在某些方面又使得人本身处处受到制约。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本身要把自己被压抑的主观能动性继续再发挥出来，这样就使得人的作用与启蒙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突出人和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时代，大不相同。对此我们称之为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我们还发现，机器人，还有对人的克隆，把人性本身给扭曲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觉到，人的身份问题，本身也充满了很多复杂的因素，过去我们都知道人们对国籍户口是看得很重的，但是今天由于全球化，作用已不那么重要了。民族的身份是如此，文化的身份认同更是如此。认为可以返回某种“纯而又纯”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至少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种天方夜谭。实际上，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话语已经成为一种自在自足的、“不中不西“的混杂体：它既不属于中国的传统，也不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文论与西方文化和文论的交往和对话，而产生出来的一个”第三种“成分。这种现象的出现，某种程度上看，恰恰是为中国文学理论迅速步入国际文学理论前沿铺平了道路。明确这一点，中国的文化批评应当是大有作为的。
流散文学研究
“流散”（diaspora）一词又译做“离散”或“流离失所“，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便被称为”流散研究“。虽然对流散写作或流散现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伴随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潮日益加剧，流散研究以及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热门课题。毫无疑问，在这一大的框架下，“流散写作“（diasporicwriting）是体现了全球化时代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研究流散文学现象，是否可以纳入广义的国外华裔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我们认为，上述两种研究都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大范围，由于流散文学现象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有些还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写作，因此自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应当纳入跨文化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就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创作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创作界几乎每隔五年左右，就为当下流行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提供一批可以进行理论阐释的文本。比如说，在1978年之后，当中国文学理论界沉溺于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时，创作界便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往往走在理论的前面，结果使理论界的”滞后性“相形见绌。但是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时，一些具有后现代先锋意识，并掌握了后现代主义写作基本技法的作家的创作，却基本上和理论批评同步，因而使得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实践，迅速进入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的境地。这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正在走向世界，并且日益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了。
虽然，在后殖民主义写作领域，这方面的典型作品比较少，但后殖民主义很快就淹没在广义的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完全可以在散居海外的华裔作家的创作中找到优秀的文本。最近我们欣喜地读到一些出自海外华裔作家手笔的作品，并自然而然想到把他们叫做中文语境中的”离散作家“（diasporicwriters）。这个词过去曾译成”流亡作家“。但流亡作家用来指这些自动移居海外，但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似乎不太确切，因而有人认为叫”离散作家“为好。但这些作家又不仅是离散，有些近似流亡散居或流离失所，因此我们认为译作”流散作家“比较贴切。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他乡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四海为家，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我们若考察近三十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便同样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然而却不无其内在规律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获奖者大多数是后现代主义作家，90年代前几年当推有着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叶，大部分则是流散作家。当然对流散作家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其广义的流散文学，和狭义的专指全球化过程所造就的流散文学现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过程的演变也有着自己的传统和发展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