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斯主义可视为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传统的一个先声。雷蒙·威廉斯在他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中，表达了他对利维斯的敬意，指出利维斯对20世纪流行报刊、广告、电影等等的批判已为他人接手，并且早已形成了一个传统。威廉斯感佩利维斯对社会现实忧心忡忡，同样对俄国社会主义形式抨击不断，这一切使他四面树敌，但是他依然勇往直前。利维斯的真正成就是他那些极为可贵的教育方案，以及他的一些发人深省的局部判断，但是他的成就与失误并存。以一个有教养的”少数人“阶层与一个被判定是毫无创造力的群氓阶层对立起来，那是种有害的高傲和怀疑主义。以一个含情脉脉的有机的过去与一个分崩离析不知所云的现在对立起来，则可能导致忽视历史而且否定真实。而文化的训练，本质上应该是民主素质的训练。利维斯的神话由是观之，往糟说已导致一种以贵族自居的集权主义，往好说也只是种对当代社会的一切都极不宽容的怀疑主义。威廉斯的结论是，利维斯是无可置疑的杰出的批评家和同样杰出的导师，但是人们更应该明白，利维斯所谓的”少数人文化“，其实是流弊无穷的。
霍加特：识字的用途
霍加特
理查·霍加特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创办人，也是中心的首任主任。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学院建制内有了第一个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霍加特1918年出生在利兹，在利兹大学读书，二战的时候当过兵，后来到莱塞斯特大学和伯明翰大学任教。70年代上半叶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要职。他的著述丰厚，主要著作有《识字的用途：工人阶级生活面面观》（1957）、《批评运动》（1964）、《英国气质》（1982）、《日常语言与日常生活》（2003）等。对于文化研究来说，霍加特最重要的著作是他具有浓厚自传色彩的《识字的用途》，这本书和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一道，构成了早期文化研究的四本经典著作。
《识字的用途》叙写了作者童年时代的经验和记忆，它生动再现了二战前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氛围，并且将之比较二战后美国大众文化影响下的英国当代生活与文化氛围。霍加特是个训练有素的文学批评家，受利维斯传统影响，却没有利维斯的保守。但是霍加特有似《文化与社会》中的雷蒙·威廉斯，有心使用利维斯文学批评的文本细致分析方法，却不局限于文学作品。这一方法后来叫做”左派利维斯主义“。它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兼以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批评多重视角，把通俗报纸、杂志、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现象当作文本，对其进行细致分析。这也是后来文化研究中流行的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所谓民族志是一种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又译人种学，主要来源于人类学研究，它强调进入一个特定对象的文化内部，”自内而外“来展示意义和行为的说明。
《识字的用途》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描述霍加特青年时代的工人阶级文化，时为20世纪30年代。后一部分描述此一文化如何面临种种大众娱乐新形式，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威胁，这时候是50年代。霍加特没有像利维斯那样，视工人阶级为统治阶级操纵大众文化之下被动且无助的牺牲品，他以自己的童年和家庭为证，有声有色地回忆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往昔时光，讲到昔年热闹非凡的邻里文化，嘈杂一如小型市场，屋子里贴满了花花绿绿的小广告。霍加特对此称之为巴洛克的生活方式，留恋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他这样描述了当年的生活场景：
大多数工人阶级的乐趣趋向于一种大众快感，喜欢拥挤和为所欲为。同一时间里谁都在争先取乐，因为每一个小时里，每一只喇叭都在彼此吹奏。就拿特殊的场合来说，像婚礼、看戏、赶集、观光出游等，也都是这样，总有一种格外亮丽的光彩，而且总是要炫耀出来。婚礼多半总惦记着沾上些许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华美。大蛋糕当然很“好”，可是精心炮制的白色婚纱，只能是真品的可怜巴巴的仿制品，真家伙可得花上一百个基尼呢。
霍加特对F·R·利维斯为之忧心忡忡，认为是抢了传统高雅文学市场的Richard Hoggart，TheUseofLiteracy，London：Chatto ＆Windus，1957，p．146．报纸、杂志、廉价小丛书，以及大众传媒上登载的各式故事等等，也有判然不同的评价。他认为这些大众文化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它们格外忠实于读者生活的细节，故而是在忠实地记叙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且认为这些廉价出版物上的廉价故事，是描写了一个特定的、纯朴的世界，背靠人们信奉已久的传统价值。虽则是幼稚的华美，却富有感情，总之它肯定不是一个腐败的、虚伪的世界。比较战后美国文化长驱直入之后的英国大众文化现状，我们发现霍加特的同情心其实是在先者而不是在后者。他指出新式杂志强调的是金钱权威，热衷表现变态人格，诸如工业巨头的同性恋的妻子、广播和电影明星们的放浪生活等。简言之，美国电视、流行音乐、犯罪小说等是文化赝品，缺乏大众生活文化经验中那种有机的、牢固的根基。
由此来看50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霍加特发现它堕落又光彩夺目，野蛮又魅力非常，道德上则一无是处。不仅如此，事实上它还威胁他年少时代的那一种更要积极生动、更多合作精神，付出多少也得到多少的娱乐传统。对此霍加特举了是时如雨后春笋冒将出来的奶吧（milkbar）的例子，指出它就是现代种种花里胡哨小玩艺儿的大杂烩，在这里审美品位是彻底崩溃。这些“奶吧”说穿了就是快餐式咖啡馆，但是在这里吃一顿饭，不见得就比有餐桌服务的咖啡馆更快一些。霍加特说他特别关注了北方凡一万五千人口以上的小镇，都可见到一家的那种奶吧，它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晚间的出没之地。女孩也有出现，不过顾客大都为男孩，年岁在十五和二十之间，长上装，瘦裤腿，花领带，一副美国式的懒散派头。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买不起一套加冰淇淋的泡沫牛奶，就坐着喝茶消磨一两个钟点，一边往投币唱机里一个一个塞进硬币。唱机差不多全是美国货，里面的歌听起来比BBC 娱乐节目通常播放的音乐，要前卫得多，是为典型的流行音乐，年轻人就神不守舍，迷恋其间。霍加特指出，哪怕比起街角的酒吧，这里也是实足的放浪形骸的颓废之地，在煮沸牛奶的香味里，弥散着萎靡不振的精神，许多顾客，包括他们的衣着、发型、面部表情，全小镇上的奶吧都显示他们是恍恍惚惚沉溺在一个神话世界里，这个世界就是美国式的生活。对此霍加特同样表示忧虑，深深叹惜年轻人没有志向，没有信仰，也没有人来保护他们。由此可见，霍加特对50年代流行文化的忧虑，主要也是忧虑美国式的大众文化将会侵害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他认为这是一种漫无目的的享乐主义，它导致的与其说是将趣味低俗化，不如说是将它过分刺激起来，从而麻木它，最终扼杀了它。一般认为霍加特《识字的用途》是受了利维斯主义的影响，担忧二战后50年代堕落的、花里胡哨的美国式大众文化，正在侵蚀且取代二战前30年代那种健康、淳朴的工人阶级传统大众文化。故此我们看到，利维斯《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那个“过去的好文化“和”现代的坏文化“的二元对立，以及因先者为后者所吞噬而来的忧虑和怀旧情绪，大体上是给霍加特沿承下来。利维斯主义倡导教育以提高文化识别力，从而抵制堕落的大众文化无边蔓延的信念，也一样长入了霍加特的思想。但是霍加特和利维斯有一点不同，这一点不同是举足轻重的。这就是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一片热诚。就”过去的好文化“和”现在的坏文化“这个二元对立来看，利维斯将先者定位在17世纪英国的”有机社群“，霍加特则是把“过去的好文化“定位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20世纪30年代，这正是利维斯写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的年代，正是利维斯愁肠百结，哀叹世风日下的年代。换言之，霍加特追缅的”好文化“，恰恰正是利维斯大事声讨的”坏文化“。仅此而论，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意义就大不同于利维斯主义了。
威廉斯：文化是普通平凡的
有人说，早期伯明翰文化研究传统，基本上就是雷蒙·威廉斯的思想，这不是夸张。雷蒙·威廉斯是文化研究当仁不让的灵魂人物，对文化研究产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非一般人可以比肩。阿伦·奥康诺1989年出版的《雷蒙·威廉斯：著述、文化、政治》一书，编订威廉斯著述目录，就达三十九页之巨。威廉斯在文化理论、文化史、电视、出版、电台、广告等等领域，都作出过巨大贡献，而思及他生长在威尔士边境一个普通铁路信号员的家庭，这贡献就尤显得非同寻常。
威廉斯十四岁就参加过工党的活动，十八岁进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是剑桥为数极少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1939年他加入英国共产党，1945年主编《政治与文学》杂志时，开始关注文化问题。威廉斯后来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1958）、《漫长的革命》（1961）、《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1974）以及《文化社会学》（1983）等，都堪称文化研究里程碑式的作品。一雷蒙·威廉斯度他成为与卢卡契、萨特并驾齐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而与大多数文化研究的中坚人物相仿，出于利维斯门下的威廉斯，首先表露的也是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本人就写过小说和剧本，在剑桥大学，他的教职也是戏剧教授。无论是他早年的《阅读与批评》（1950）、《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1952）等还是后来的《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1971）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都可以发现利维斯的影子，然而旨趣终而是与利维斯的精英主义趣味大相径庭。威廉斯对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文化与社会》和《漫长的革命》。这两本书毋庸置疑是早期文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所在。威廉斯的文化思想，其纲领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文化是普通平凡的（cultureisordinary）。
《文化与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旧词新释。导论中威廉斯开篇就说，一些今天举足轻重的语词，是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前期开始成为英语常用词的，这些语词普遍历经了变迁，而其变迁的模式可视为一张特殊的地图，其间可以见出更为广阔的生活思想的变迁。威廉斯认为这张地图里有五个关键的语词，它们分别是industry（工业）、democracy（民主）、class（阶级）、art（艺术）和culture（文化）。威廉斯指出，culture（文化）一语在工业化时期之前，基本上是指作物的培育，由此引申为心灵的培育，这一用法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叶自成一统，是为今日意义上的”文化“。对此威廉斯指出文化具有五个层面的意义：第一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者说习惯，密切相关于人类追求完美的理念。第二是整个社会中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然后威廉斯本人最看重的是第四种意义，这就是文化是物质、知识与精神所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一定义事实上也是伯明翰文化主义传统的圭臬所在。但文化据威廉斯言还有第五层意义，这就是它渐而成为一个经常引发敌意，或是令人困惑的字眼。追溯”文化“一语的发展变迁史，威廉斯指出，文化不只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工业“的反映，它也是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反映，是”民主“的反映，涉及各种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故而，承认道德与知识活动游离于实际社会而自成一统，是为文化一语的早期意义，而逐渐用以肯定一种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是为文化一语的当代意义。如是文化终而从意指心灵状态抑或知识、道德、习俗，转而指涉整个日常生活的方式。
《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进而提出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文化作为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应无疑问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总体表述。威廉斯因此列举了三种主要的文化定义：其一是”理想的“文化定义，将文化表述为人类经验的一种状态，追求绝对的普遍价值。其二是”文献的“文化定义，将文化视为知识的和想象类的作品总体，是不嫌其详，用细节记述了人类形形色色的思想和经验。其三是”社会的“文化定义，它将文化描述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它所表达的意义和价值，不仅见于艺术和知识之中，同样也见于日常生活之中。这对于文化意味着什么呢？威廉斯指出：
这样一种分析将包括传统的历史批评，联系特定的传统和社会来分析知识和想象性作品，但是它同样也将包括其他文化定义的追随者们压根就不认为是“文化“的生活方式：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达且统治社会关系的制度结构、社会成员的典型交流形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