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巴这一观点的提出，早于国际学术界兴起的全球化问题理论讨论，对于我们研究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现象仍有着重要的启迪。尤其是他所着重讨论的”身份认同“、”少数族群化“、”流散写作“及”文化翻译“等课题，均是当今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随着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巴巴的不少文化策略将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见地。
纵观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那就是当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研究打破了东西方文化的截然对立之后，文化相对主义这一曾在历史上被打上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印记的观念，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从而使得东方文化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东方文化及其高雅形式文学，再度被西方人所重视，跨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因此可以说，在文化研究的诸种课题和层面上，东西方不仅有可能进行对话，并且HomiBhabha，TheLocationofCulture，LondonandNew York：Routledge，1994，p．34．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对此我们应当抱乐观的态度，21世纪的世界文化既不可能被西方文化主宰，也不可能被东方文化主宰，所谓用中华文化来统一新世纪的世界文化，反过来很容易为攻击中国的人找到借口。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应是东西方文化经过冲突、磨合之后，达到新的层面上的融合。因而所产生的结果，将是一种新的兼具东西方各自特色的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文化应当是全人类所共有的。
什么是全球化？尽管对此学者多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几乎都公认，所谓全球化，首先是出现在发达国家经济领域和金融界的引人注目的现象，即它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在这个过程中，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统统取决于两个因素：市场的自行调节，和隐于其背后的跨国资本和权力的主宰作用。正因为全球化主要是按照美国的价值标准和经济实力来作衡量高下的标准，所以它在一些地区，包括发达的欧洲国家，以及欠发达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那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就不足为奇了。按照某些西方学者的估计，在全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可以直接受益于全球化，而其余的百分之八十则服务于文化娱乐事业，他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化服务的程度。当然这只是发达国家的状况，在第三世界国家，恐怕情况更为令人吃惊。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使相当一部分人或职业边缘化，即使在发达国家这种情况也在所难免。因此毫不奇怪，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全球化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担心，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人文社会科学的位置将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大有被全然吞没的危险。这是杞人忧天呢，还是对于文化的切实的威胁？这是我们要予以探讨的。
从经济走向文化的全球化
因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必然是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这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文化的因素更为复杂，各民族的文化不可能按照一种模式来发展。如果有一天，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按美国的或欧洲的文化模式来发展，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末日就来到了。尽管在很多人眼里，文化上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要把美国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世界其他民族，使得不同的文化带有某种趋同（homogenization）的倾向。目前，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参阅汉斯·彼得马丁和哈拉尔德·舒曼：《全球化的陷阱：全球化及其对民主与繁荣的冲击》，中译文参阅张世鹏等的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甚至文化上都处于强势，因而这种趋同的危险倾向依然存在。东方和第三世界的文化被西方当作一个既有着神秘性但又十分落后的”他者“，它们要想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可，就不得不接受强势文化的主宰和重构。因而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如同一个幽灵，无时无刻不萦绕着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制约着我们的思维和学术研究。根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论全球化的影响》一文中的看法，全球化语境下产生的后现代性，至少包括这样三个条件：跨国资本的全球性运作、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其他高科技的冲击，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在这三者中，跨国资本的全球性运作居于首位。这种情形在文化研究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趋势，也被人称作文化上的全球化。
导致全球化现象的一个原因就是一大批跨国公司的出现，跨国公司无所不在，既剥削本国人民，又剥削第三世界人民。表面上看来，跨国公司不需要有一个总部，也不需要一个中心，它同时可以在中心和边缘起作用，它所依靠的是在各地的代理人，但隐于这种貌似纯粹经济法则背后的，却是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在起主导作用。由于跨国公司模糊了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它既可以在帝国的中心地带，又可以在广袤的边缘地区产生影响，这样也就造成了跨国公司本身以及其工作人员的身份的不确定性。在文化上，资本的全球化是导致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它同时也导致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正如美国的后现代理论家哈维在《后现代性的条件》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最近二十年里，我们一直在经历着一个时空压缩的阶段，这对政治-经济的实践、阶级权力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有着使人迷惑和产生分裂式幻觉之影响。”这种新的时空观念的变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给文化领域带来的一个后果，它导致了文化范围的日益扩大，各种长期被压抑在边缘的“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异军突起，对严肃的精英文化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学术研究领域和学科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理论的旅行使得新崛起的学术理论话语从西方向东方扩散，从中心渗透到边缘，进而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其作用。近几年来新崛起的后现代研究的分支领域，如后现代地理学（postmoderngeography）、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以及身份政治或者说认同政治（identitypolitics）等，就是专门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性条件造成的文化全球化趋势，以及我们的对策的。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政治批判取向，必然也对归属于大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产生影响，所带来的后果就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Change，Oxford：Blackwell，1989，p．84．是文学研究领域的日益萎缩。在北美的一些大学，文学研究系科近乎被文化研究吞没。因而文学研究者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研究从第一世界输入到第三世界，并和第三世界的文化现象发生碰撞和交融，这种现象已不可避免。我们已经不同程度地感觉到了这股大潮对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强大冲击波，造成了我们中不少人的困惑。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文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应是两方面的后果，它的积极方面体现在我们的文化生产和研究受到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学术规范的制约，这样便使得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更为密切，我们的文化研究也就更接近国际水平；而它的消极方面则体现在使一部分精英文化或非市场化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受到阻碍，因而造成新的等级对立。但不少学者也对全球化的来临感到不安，他们所采取的一个对抗性策略，就是提出第三世界文化和本土主义这个变了形的后殖民概念，试图以有着强烈本土主义色彩的”中华性“来对抗全球化的大潮。这个概念目前不仅在中国内地，而且在港台和海外的华文文化圈内也颇为风行，它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真有必要形成全球化／本土化这个新的二元对立？面对文化全球化的现象，本土的文化本质特征又如何得以保留？如何才能处理好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
以中国的文化知识实践为出发点，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来全方位地观照全球化现象。
首先，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经济上的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各国的经济运作依照某个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的统一法则而进行。资本的向外扩张无疑导致了国际劳动分工制度的形成，为了避免生产上的不必要重复，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具有较高质量和知名度的产品之品牌，可以远远跨越国家和民族的疆界在世界各地行销。它一方面可以刺激落后民族的民族工业进行技术更新，另一方面则会无情地导致原有的民族工业的解体。因此全球化在部分欧洲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遭遇到的反对声之高涨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见解，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始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及由此而开启的资本向海外扩张。这一历史进程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逐步达到其高涨时期，资本主义也因此而进入其晚期阶段。但是资本主义的进入晚期并不意味着它即将寿终正寝，而是有着两种发展的可能方向：一种是按照其必然的发展逻辑而真正走向最终的寿终正寝，另一种可能性则体现在它通过某种自身内部机制的调节后再度焕发出新的生机。目前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暂时繁荣就是这第二种可能性带来的必然后果。但是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逐步地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资本主义最终将走向自然的消亡。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过渡时期并不是短暂的，而是漫长的、循序渐进的。
其三，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由于全球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有了自由的渠道，过去那种国家干预金融交易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被自由贸易方式所取代。与其相伴随的则是市场制约大大高于过去的政府干预，于是全球化便成了一个打破国家民族疆界而无所不及的”隐形帝国“。这一经济帝国和文化帝国所采取的策略不同于以往的帝国主义侵略实践，它对民族-国家的介入性”侵略“往往是一种”渗透式“的，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和全球治理则终将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而逐步实现。
其四，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目前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热烈讨论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将其视作一种批评概念，以此来抨击日益陈腐的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也就是说，全球化消解了人为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二元对立，并与这两者有着某种交叠，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但是全球化所形成的新的帝国已经将其中心转到了美国，所以今后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毫无疑问应转向对美国中心主义的批判。
其五，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正如霍米·巴巴所指出的，民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叙述，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也是如此。全球化既体现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大同世界的憧憬，更体现了某种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向全世界扩张。全球化是一种宏大叙述，根据这种叙述，传统的民族和国家之人为疆界被打破了，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化正在取代政府的权力，文化上也出现了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渗透和弱势文化的反渗透。民族文化身份变得日益不确定，单一的身份为一种多元的身份认同观所取代，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和流散写作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其六，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全球化体现在文化上的特征实际上也说明，它和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一样，是一种文化建构。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讨论全球化都离不开自己对这一现象的文化建构，所以建构一种“全球化的文化“（acultureofglobalization）已成为所有研究者的一个目标。
对于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且在同一个平台上与自己的学术同行进行对话和讨论，无疑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的理论争鸣更有活力，并最终导致绝对意义上的创新。
最后，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鉴于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介入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使得全球化已经逐渐发展演变成理论家们经常使用的一种论辩性学术话语。在这方面，我们同意罗兰·罗伯逊的看法，即在对文化现象进行理论描述时可用全球性来取代全球化，而且这种全球性的出现大大早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因为前者更适合用来描述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走向。
既然全球化已经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它引起我们的研究兴趣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对此有人这样说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