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既可以否定、攻击全球化，也可以为它欢呼，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象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如果这样来理解和诠释全球化，那么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融和网络化，它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开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所谓“三维的“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不以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
既然文化的全球化过程是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产物，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来研究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
全球化语境中的英语普及问题
从文化的维度来集中探讨全球化问题，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语言问题，那就是英语的普及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既然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为媒介实现的。就全球化在大众传媒领域内的巨大影响而言，它使英语世界以外的人们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在未来的世界，要想提高生存效能，不会英语这样一种全球化时代的语言，参见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王学东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3-14页。
恐怕寸步难行。不会英语就无法准确有效地得到互联网上的信息，据统计，国际互联网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信息，都是通过英语来传播的。同样，在文学与文化理论及批评领域，大多数列入艺术与人文科学论文索引（A＆HCI）的理论刊物，都是用英文出版发行的。因此不利用英语这个世界性的文化传播工具，来发出中国学术的声音，我们许多人所担心的”失语症“，就有可能发展为”失声症“（lossofvoice）。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将是中国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除了极少数汉学家外，竟鲜为人知。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略语言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很显然，在所有的主要国际性语言中，英语是最为普及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这不仅体现在东西方的学术研究中，同时也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外贸易中。20世纪初和80年代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助于英文这个中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对青年人的生活和工作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变得不可缺少，它毫无疑问是中国目前使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外国语言。在当今的中国，英语的普及至少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其一，所有的主要大学，不管是部委直属或省（市）属院校，都有英语系或以英语为主的外语院系，它们代表着中国的外语教学与研究水平，而另外一些外语语种的教学和研究则发展缓慢，有的甚至呈萎缩状况。其二，几乎所有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被要求把英语课当做一门必修课，不管他们今后所要从事的工作需要与否。其三，博士研究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管是什么学科领域，都要求必须使用原文资料，通常是英文资料，唯其如此，才被认为有所创新，才能提交答辩并通过。其四，任何学者或研究人员要想申请高一级的职称，都必须首先通过一门外语考试，才能申报，这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其五，在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学和许多农村中学，学生们都必须学一门外语，通常也是英语，才能拿到毕业证书，如此等等。英语除了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用外，还广泛地应用于商业和贸易业务或者消费和广告业务。毫无疑问，中国的英语教学正在日益繁荣，这一点甚至体现在英语教师的收入上，他们较之其他语种的教师，收入显然要更高一些。中国的学术研究正变得越来越国际化或全球化，如果没有英语的中介，这肯定是无法实现的。许多科学家把英语当作与国际社会进行交流并推广他们的科研成果的唯一手段。但另一方面，也有少数人，特别是一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文知识分子，则对英语在全球化时代的普及和渗透感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担心，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话语”殖民化“。
的确，西方文化通过英语的中介，长驱直入渗透到我们的文学和文化批评话语中，使我们的理论中充满了”西化“的术语和概念。这样一种局面或许是令人悲哀的，但它应该同时也会激发我们的奋进决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化的发展并不一定要与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未必能产生出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倒是有可能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但艺术家的想象力异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不朽的艺术珍品。这已被拉丁美洲”爆炸文学“的崛起，以及近几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第三世界或后殖民地流散作家的创作实践所证实。因此在文化传播方面，我们提出的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理论的接轨，而是意味着与后者进行平等的对话。目前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在国际上出现的”失语“现象，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表达能力的问题，这种”失语“的现象，更大程度上在于我们的理论家对国际前沿的理论课题知之甚少，以至于即使有翻译的中介，也难以进行平等的对话。那么如何克服这一困难呢？既然英语已经成为一种全世界都在使用的国际性语言，而汉语除了中国及一些华人国家和地区外，在短时期内又无法在更多国家和民族中间普及化，如果我们能够借助英语这一媒介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自己的研究话语，势必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推广，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
对英语霸权的忧虑并不仅仅在中国文化界发生。随着英语的普及，文化和民族身份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关注。正如霍米·巴巴的混杂理论所显示的那样，随着全球化时代文化旅行和文化传播的推行，人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变得愈益模糊。一个人不管是身处中心（第一世界），还是边缘地带（第三世界），都有可能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作用，就像那些没有中心、没有总部，同时也不受本国政府管辖的巨型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那样。同样，中国和西方的一些有着双重身份和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也可以同时在东方和西方的学术领域发挥作用。由于他们的频繁国际性交往和活动，他们的语言身份自然也是模糊的。英语事实上成了他们得以与外界进行交流的唯一手段。他们必须用英文写出他们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以便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在国际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样才能得到西方乃至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予以重视，因为它在我们的文化研究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对文化的冲击同样也体现在它对英语本身的冲击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英语并非当年令人景仰的”国王的英语“（KingsEnglish）或”女王的英语“（QueensEnglish），而是已经打上了殖民地印记和第三世界俚语和不标准发音的”英联邦语“（commonwealthenglish［es］）。全世界人民学英语的现象，莫如说阴差阳错又无情地消解了英语的霸权地位，导致了英语的混杂性和变异性，从而也就造成了文化的多元发展走向。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人数之众，在世界各国均罕见，但中国学者在国际论坛上的声音却很微弱。这与我们这个文化大国的身份显然不相符合。或许，在现阶段，语言的障碍是一个大问题，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人类一些共同关心的前沿理论话题需要我们去探讨，如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全球化问题。当今国内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在侈谈全球化，以为这是一种学术时髦，但是这种”自说自话“式的讨论既不引证国际同行的研究成果，也不在前人的立论基点上予以推进，怎么能谈得上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呢？即使这种自说自话有可能在某一点上略有洞见，但在整体上说来，它的”创新“只能是相对的，局限于一定的语境。因此我们认为，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时，即使我们讲的是全球化的英语，但话题仍是本土化的中国的内容和观点，也决不意味我们的文化和学术话语被殖民，恰恰相反，它将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学者的学术观点传播到全世界，从而一方面使得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另一方面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妨说，我们今天大量地使用英语就是为了将来较少地使用它，以便在适当的时候，使得汉语逐步成为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一种重要媒介。
针对全球化语境中英语的普及，文化界的一种看法是，中国文化和批评理论话语是被英语”殖民化“了。这个结论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人认为，英语的普及是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内容到表达形式的全盘西化的主要原因，因为许多理论教义和文化学术思潮都是通过英文的中介进入中国文化界的。结果，中国文化便失去了自己的民族身份，批评家也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如果他们在国际论坛上不能用英文发言的话，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丧失了。另一些人则认为，通过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来实现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殊有必要。但平心而论，建立中国学派的呼声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沉默“后再度勃兴时曾颇有吸引力，但在当前这个多极角逐和多元走向的世界，它未始不是过时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另一翻版，亦即所谓的”中国中心主义“。他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学习英语，以至于掌握英语与否，竟成了衡量品位或学识渊博的标准？而与其相对照的是，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不仅懂中文的人很少，甚至通晓其他欧洲语言者也不在多数，更不用说把握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内在精神了。中国学生或学者为了能出国深造，首先得通过英语考试，而那些来中国工作的西方专家却不必学汉语，往往都由年轻的中国翻译或导游陪同。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失衡吗？我们并不否认在中国语境下的上述现象至少在今天确实存在，但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还得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进行考察分析。
所谓辩证的态度，是要看到英语的普及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国文化的”殖民化“，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过去的年代里花很大的力气，通过英语的中介，把西方文化和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因为这肯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繁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美学价值和深刻思想，也越来越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普通大众的承认。因此，英语的普及将反过来帮助我们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内在精神，介绍给外部世界。因为英语毕竟仍是人们使用得最为广泛和频繁的一种世界性语言。在这方面，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先走了一步，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
以比较文学为例，它作为当今中国最具有国际性的人文学科之一，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接受-影响为主，特别是西方文学如何影响中国文学为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将进入的第二个阶段，就应当以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为主。这样，用英文来发表我们的研究成果，把中国文化的光辉遗产及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只有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才能了解真正的中国究竟是何面貌，而无须为那些出于无知或偏见对中国误解甚至曲解的西方人写出的著述所误导。这样看来，强调文化非殖民化并不意味着取消英语及其教学的普及和提高，因为中国文化并没有被殖民化。英语的普及与中国的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是并不矛盾的。
文化身份研究
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另一个广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是文化身份的研究（culturalidentitystudy），它的另一个名称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文化身份问题是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课题。文化身份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所以它也是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比较两种不具有任何事实上影响的文学文本时，学者们完全可以侧重比较这两种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的根本差异，并透过这种本质的差异，来寻找某种具有共性和本质特征的相同点。当然在文学作品里，这种认同主要是审美上的认同。
而对于两种有着直接关系，例如在东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渗透的跨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中，探讨具有某个民族文化背景的人物，在另一民族的土壤中，如何维系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是文化研究语境下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可忽视的理论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