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它关注的是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母题：种族。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殖民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文化批评潮流，其影响与日俱增。由于这个理论所涉及的问题具有一种超西方的全球性，因此如何把握其理论实质和它已经产生及将会产生的影响，就成为理论界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后殖民主义近来已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有必要了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来龙去脉，它的主要代表和观点，它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关系，以及探讨可否用后殖民主义理论看中国和中西方关系等。本章将概括地评述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历史演变和主要理论命题。然后，我们要提出这一理论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并表达我们的看法。
后殖民主义的缘起
为了理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全球性影响，首先要对这一批评潮流的崛起语境、历史流变有一个总体把握。但这种总体把握的理论视点、角度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基本视点是有矛盾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一般来说是反对对问题的总体把握的，主张零散地、分解式地看问题，这和当代西方流行的反总体性的倾向是一致的。不过，我们仍主张坚持总体把握，或总体的历史观。这点我们希望在一开始就说清楚。我们的立场、观点，与我们要讨论的理论之间，有很大矛盾，这样也许影响到介绍时的客观性。但人文学科中的客观与主观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客观性“本身正是一个”后学“时代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我们并不期望全面和纯客观的描述，我们的观点或者可以构成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某种对话。
后殖民主义理论是非常晦涩艰深的。这不仅仅是因为理论和哲学的论述一般都比较艰深的缘故。后殖民主义理论基本脱胎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这两种理论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晦涩、艰深、难懂。这是为了体现”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即语言在表达意义时的”不透明性“和含混、歧义性，但其中也不乏故弄玄虚的成分。但我们希望尽可能把问题说清楚，文字表达尽量简明和通俗一些。把本来并不那么复杂艰深的事情，用深奥难懂的语言解释、包装得玄妙莫测，往往不过是在卖弄噱头而已。当代”后学“里面，当然不乏严肃认真的探索和精湛深刻的观点，但文风轻浮、故意卖弄者，亦不在少数。这与当前的学术商品化、市场化风气有关，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自觉。在以下的论述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不少名词和术语。我们将尽可能简赅地解释这些术语的意思，在能够用常见的词汇就可说明的时候，我们将尽量不用或少用这些术语。同时，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将这一艰深理论讲述下来。
如果从学术机构化的角度，亦即出版论文集、杂志、会议、进入大学研究生课程等方面来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美国兴起，是比较晚近的事情。不过，我们除了了解从这一学派近年来开始流行到目前的情况，还应回溯更远一些，到20世纪60年代。这样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有意思。
60年代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期。而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是一个带有特殊历史特征的时期。这是文化全球大动荡的年代。西方世界危机重重。东西方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没有解决，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陷入重重困境，在国内导致了席卷全国的反战运动。1968年，法国发生了著名的”五月风暴“，表现出文化革命式的狂热。与此同时，苏联阵营并没有放弃带有斯大林主义特征的现代化战略。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导致了1968年入侵捷克事件。在中国的”文革“正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西方世界也在开展一场”文化革命“，冲击了西方文化的正统和经典，西方的伦理道德、宗教和价值观。其结果，是中产阶级的年轻人的”反文化“、性解放、嬉皮士、摇滚乐、女权主义等的兴起。在美国，这场中产阶级青年的文化反叛，与风起云涌的反越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相互呼应。西方与中国的”文革“当然有很大的差异，但这个时代的全球文化革命潮流，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又有很多有意义的联系性和相关性。60年代也是第三世界国家与民族的解放运动轰轰烈烈的时代。除了革命、解放等社会、政治方面的大潮流，60年代在科学技术上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时代。世界进入以电子、空间和生命科学为主导的现代科技时代，正是从60年代开始。新科技时代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造成很大的冲击，逐渐引起了社会的结构性和制度性的根本转型。西方经过科技革命而进入信息社会。西欧和日本完成战后重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形成，此即所谓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是后结构主义，而后结构主义思潮则是60年代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动荡变化在知识界的反映。可以说，从60年代开始，西方知识界开始了一场”文化反思“，其核心问题就是全球的现代化问题。从后殖民主义的字面来说，略去其复杂历程，它是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它直接的理论语境是殖民地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殖民地、帝国主义的问题，是现代化历史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探讨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西方的主流知识界和学术界，一提到现代化，讲的多半是工业化、市场化、经济与科技发展等问题，回避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分析与批判。60年代开始的西方知识界的”文化反思“，带有强烈的左翼色彩，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持严厉批判态度。就西方殖民国家和非西方、第三世界的关系而言，60年代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可以这样说，60年代后期是从旧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又转向后殖民主义的历史转型时期。
对殖民主义的分析、批判开始于20世纪初。列宁、卢森堡等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批评殖民者对殖民地国家的直接的政治和军事控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理论，至今仍是最全面地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这一历史阶段的经典理论。当然，列宁的理论是针对旧殖民主义时期的，他并未能预期后来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也就是40年代中后期，亚、非、拉美各大洲的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国家的主权，开始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控制。但是在经济和政治上，他们仍然受到殖民国家间接和直接的辖制。冷战开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了所谓的第三世界，人口众多，幅员广大，但经济非常落后，成为冷战两大对峙势力的中间地带。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主要区域就是这些第三世界国家。这就是新殖民主义阶段。
如果说，殖民主义或旧殖民主义的标志，是殖民地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全面受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控制，那么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经济上仍无法摆脱西方大国的掌握。关于这种不平等关系，非洲裔社会学家阿明提出的”依附“理论，较有概括性。”依附“理论是指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世界秩序，仍然把第三世界视为半殖民地、准殖民地式的生产资料、劳动力资源，分别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列宁的殖民主义理论、阿明等的新殖民主义理论不同的地方，就是突出和强调文化问题。也就是说，后殖民主义的”后“，要害是在文化、知识和精神领域里。
除了政治上、经济上受殖民主义宰制，第三世界国家与民族在文化上也被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控制着。你可以在国家主权上，赢得某种独立。你也可以在政治和经济上，通过诸如国有化、民族化手段或者干脆”脱钩“（delinking），与发达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对抗。然而，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所做的一切，都是通过现代的表现与沟通的方式，通过现代的语言，来实行的。问题就在于：所谓的现代的方式、现代的语言，无不是来自西方。你能摆脱西方的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吗？你的每一个企图摆脱和反抗西方文化和思想的行为，不都是首先受到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启发吗？请大家回想一下一段曾人人皆知的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于这句话，我们可以这样问：十月革命不是从西方传来的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来自西方的思想吗？中国革命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反对西方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不得不先向西方寻求思想武器。
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批评要问的就是这样的问题。较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范农。范农认为”民族文化“往往不过是殖民主义文化和种族主义的某种翻版和模仿，关键的问题在于争取民族解放。但范农并未回答民族解放和独立之后，如何建立现代文化的问题。非西方国家要想进入现代世界，要想现代化，就不得不使用来自西方的现代语言、现代文化和现代思想。要反抗西方，就要学西方。这个历史的悖论是无法回避的。这本来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和新的问题。后殖民主义的关键在于把所有的与西方、与现代化有关的文化问题，都归结于殖民主义。这显然是一种偏激的看法。不过，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最关心的，并非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受西方控制与反控制问题，而是在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问题。换句话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如何发展和变化，对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体制和系统如何对非西方文化实行殖民化。
所以关键在于文化。这里面绕了几个弯子，逻辑上有些复杂混乱。但是出发点是在西方文化。逻辑的第一阶段，西方文化、现代文化（这两者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和西方学术界看来是一回事）影响了非西方文化。第二阶段，非西方文化为了现代化，唯有使用西方文化和语言。第三阶段，西方要理解现代的非西方，除了通过已经西化了的或殖民化了的语言，别无选择，因为非西方国家自身的文化已经被西化和殖民化了。因此，西方文化要找一个与自身不同的非西方他者，找来找去，找到后来，又找回自己的体系里面去了。后殖民主义批评所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第三阶段，即所谓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这里所提出的文化殖民问题，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旧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两个阶段都存在。但为什么在20年代和40、50年代没有成为一个理论主题呢？这就要回到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大动荡的60年代。在60年代的全球性剧变中，西方开始对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批判和反思。这个文化反思的滥觞，就是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这股思潮延续到了8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轰动。随后，在美国和西欧国家，产生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大辩论。这就是所谓的”后学“。”后学“并非倾向性和观点比较一致的思想潮流，而是派别繁多，意见芜杂。但大致上，都具有针对西方文化和传统的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特征，并且都特别关注语言和再现或者说表征（representation）的问题（顺便说明一下，我们倾向于把”后学“的关键词之一的representation 译成”再现“，而不是现在颇为流行的译法”表征“。后一种译法比较新颖，”再现“则是较为传统的习语）。总之，五花八门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所针对的，均是西方文化内部的问题。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
这样，就涉及了我们前面所说的西方文化内部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这是爱德华·赛义德在提出”东方主义“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西方学术界看重的，是赛义德对西方文化的形而上学传统和西方知识界的权力体系的批判。至于他所关心的非西方国家自身的问题，并未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多少兴趣。只是到了80年代末，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出现，非西方国家本身的文化问题，才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这主要是由一些印度裔学者，如霍米·巴巴和斯皮沃克等提出来的。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如斯皮沃克等，他们关心的问题实际上跟赛义德无太大区别，说到底，也仍然是西方文化体系内部的语言和再现。第三世界的”他者“也好，”贱民“也好，这些话题的问题构成，仍围绕着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所设置的逻辑圈子，纠缠不清。但尽管是这样，后结构主义的诸多思潮和流派作为西方文化反思的先锋，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思想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而后现代主义，则赋予这种思想以一种西方范围内的社会和历史的普遍意义。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是一种流派思潮的转变。对西方来讲，从现代到后现代则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转变。但是这两爱德华·赛义德种转变都是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内部转变。而后殖民主义，则把对现代性的反思这个开始于西方的问题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从方法论的层面上看，后殖民主义是后现代主义在空间上的延展。从问题构成来看，后殖民主义提出了一个比较新的理论题域，那就是东西方或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关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