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流动空间的第二个层面是由它的各个终端和网络中心组成。故此流动空间虽然在结构逻辑上讲没有方位，实际上却并不是没有方位。它的基础是电子网络，但是这网络却连接到具有完整社会、文化和物理功能的方方面面。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全球化经济决策系统，尤其是金融系统网络的流动空间。如今天的”全球化城市“，就是信息化全球化经济的生产基地，在我们的社会里担当举足轻重的中心角色，地域社会和经济则对它们表现出明显的依赖性来。但是在那些全球化大都市之外，世界其他地方的区域经济也有它们自己的终端，连接这一全球化网络。这里流动的不光是资本，在财富生产、信息处理以及权力生成等等不同方位，莫不连接着这一张弥天大网。
最后，流动空间的第三个层面，是指占据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们的空间组织。卡斯特尔强调他这里用的不是”阶级“这个词。他指出流动空间里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分布并不平衡，流动空间不是我们社会里仅有的一种空间逻辑，但是没有疑问它是我们当代社会的主导逻辑。问题是主导不单单是结构使然，它还是由活生生的人来启动、构想、决策和执行下来。所以，在当代社会里占据高位的技术-金融-管理精英们，对于他们的物质和精神利益来说，自然也会有特定的空间要求。由此构成流动空间的第三个层面，在这个空间层面里，流动空间也是精英阶级们的空间。
流动空间的这个”精英“的层面，不妨说正是流动空间最为突出的特征。在卡斯特尔看来，精英在网络社会里之所以占据支配地位，是因为它的组合能力和它分化大众的能力同步增长。大众虽然人数占据绝对优势，其利益所得却占劣势。故精英联合，大众解体，这是当代社会阶级分化的孪生机制。而空间就在这一机制里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精英是世界性的，大众是地方性的：
权力和财富的空间向世界每一个角落散布，大众的生活和经验则植根在本土，在他们的文化里，在他们的历史里。故此，社会组织越是筑基于非历史的流动之上，超越一切特定方位的逻辑，全球权力的逻辑便越是远离特定历史中地方／国家社会的社会和政治控制。
（ManuelCastells，TheRiseoftheNetworkSociety，Oxford：BlackwellPublishers，2000，p．446．）卡斯特尔进而指出，精英有意识同大众保持距离，发展出自己的文化代码以主导流动空间，其支配逻辑是采取了两种主要形式。其一是精英组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以地产价格树起一道屏障，把自己圈定起来。他们把自己的社区界定为一种人际网络次文化，其空间边界是至为明显的。比如在他们的小圈子里，重大策略决策每每是在会员制餐厅的商业午餐上作出，或者像往昔的好时光那样，周末去乡村别墅，在打高尔夫球的空隙之间运筹帷幄。不过这类决断还是要诉诸计算机的电子决策过程，由相应的软件自己来应对市场趋势。这可见流动空间的终端包括了居住和休闲的空间，配合总部及其辅助设施的区位，一面是在小圈子里发号施令，一面又伸手可及世界范围的艺术、文化和娱乐空间。既然精英们可以这样营构自己的特权空间，往下不同人等自然也可以如法炮制，层层圈定出不同等级的社会空间来。这样必然造成社会分化。卡斯特尔指出，到社会危机加深，动荡加剧之际，精英便不得不蜷缩在警卫森严的社区里，将之转化为他们的避难空间。这样的例子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在欧美国家已经屡见不鲜了。
其二，信息社会中精英文化的食餐。换换口味用日本料理，则要乌冬面和生鱼片。此外如墙壁涂料用”白岩羚羊“色，以使内部空间有温暖舒适的气氛，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和网络链接，西装革履和运动休闲服交替穿着，单一性别的衣着风格，如此等等。这一切都成为一种国际文化的象征，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特定社会，而毋宁说是显示了跨国信息经济里高级管理层成员的身份资格。
那么地方空间呢？卡斯特尔承认流动空间并没有渗透到网络社会里人类经验的全部领域。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传统社会，还都生活在地方空间里，其感知到的空间，也是以地域为基础的空间。
所谓地方空间，卡斯特尔的定义是其形式、功能和意义都自我包纳在其物理边界之内的空间。对此他举了一个例子：巴黎的贝勒维拉（Belleville）。
卡斯特尔称他是1962年，像历史上许许多多移民一样，从贝勒维拉进入巴黎的。那时候他年方二十，是一个政治流亡者，除了他的革命理想，身无长物。有一个西班牙建筑工人收留了他，此人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工会领袖，他向他介绍了这块地方的传统。九年后，卡斯特尔依然走在贝勒维拉街上，身份却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学家，是时他和移民劳工委员会一道，在研究对抗都市更新的社会运动。自从初次相逢之后，三十多年过去，卡斯特尔说他和贝勒维拉都大有改变，可是贝勒维拉依然是一个地域，反之他恐怕自己倒更像是一个流民了。来自亚洲和南斯拉夫的新移民加入了旧移民的队伍，贝勒维拉本身经历了好几次都市更新浪潮，在70年代达到高峰。历史上它是巴黎一块虽然贫困，但不失和谐的边缘，现在则触目皆是随意雕塑的后现代主义和廉价的现代主义景观。但即便这样，1999年的贝勒维拉，依然是一个清晰可辨的地域，是为一个多重文化的都市区域。不同的族裔社群在这里大体可以和平共处，年轻的中产家庭也加入这个邻里，这一切都给它灌注了生命力，同时又有意识防止鹊巢鸠占，抹杀了原来的文化。故此，卡斯特尔认为，贝勒维拉是在文化和历史互动中见出空间意义，并且借用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院克莉斯汀·波耶1994年出版《集体记忆的城市》一书的标题，认为贝勒维拉就是一个集体记忆的城市。但这并不意味贝勒维拉就是失落社区的理想化范本，这类充满怀旧的理想社区，可以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个地方是好是坏，卡斯特尔认为，取决于对好生活的价值认知。贝勒维拉的居民并不彼此友爱，警察显然也不爱他们。但是这里的居民就跨越历史建构了一个有贝勒维拉一景意味的互动空间，他们在与日常物质环境互动，在家庭和世界之间，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地方空间。贝勒维拉可谓空间分化的一个例证。这里是巴黎最大的华人区，但是华人只是移居贝勒维拉的少数民族之一，人数更众的族裔是阿拉伯人。这里可以怀旧，比如人举步街头，冷不丁就可以看到别有情致的”墙画“，墙画是巴黎民间艺术家的”涂鸦“，花前月下，美女野兽，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手法，都令人刮目相看。但是贝勒维拉也是巴黎的一个藏污纳垢之地，卡斯特尔说警察不会爱上这里的居民，指的无疑就是这里相对要差一些的治安状况，比如这里的年轻女性，一般来说晚上就很少敢于单身出门。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他们显然还是居住在以贝勒维拉为代表的地方空间里，而如卡斯特尔所言，由于发达国家的社会功能和权力是在流动空间中组织起来，其逻辑的结构支配性，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地方的意义和活力。结果是地方丧失了权力，溃不成军，地方的意义则与知识渐行渐远。这导致两种空间逻辑之间，甚至产生了一种精神分裂症。这应当不是危言耸听，今天流动空间明显是占据了支配地位，居高临下，要把它网络化的非历史逻辑强加到地方上面，而地方的力量事实上已日渐分散，彼此之间的联系亦愈见稀寥，分享文化代码的能力，亦愈益贫弱。这还是当代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而且差距越拉越大的故事。经济全球化并没有能够弥补这一鸿沟，反之推波助澜，愈益拉开两种空间之间的距离。
所以卡斯特尔也感叹，除非有意识努力来在这两种空间形式之间搭建文化、政治，特别是物质上的桥梁，两种空间恐怕永远会失去交合的可能。这对于和谐社会的理念构建来说，无论如何是值得警示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第二部《身份的权力》中，我们也发现卡斯特尔对这个精英空间和普罗空间的二元对立明显表示忧虑：
除了一小部分全球政治的精英，遍布世界的大众愤愤不平，恨不复能够像过去那样，控制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经济、他们的政府和国家，最终，控制地球的命运。因此，为社会进化的古老法则使然，抵制针对支配而生，无权促生授权，另类设计挑战起全球新秩序的逻辑，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民众，与日俱增感觉到了混乱和无序。
这可见阶级对立并没有消弭在网络世界里面。由是观之，网络的形象不是解放，恰恰相反，它表现为在遍布全球的工具理性引导下，各种支配力量之间的关系再确认。网络空间如此得心应手演变为精英阶级的权力结构之后，说实话它的推进民主和进步的社会功能，也就非常可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