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90年代起开始在美国兴盛，研究学者多半来自文学专业，其他如传媒、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等，都有一批热情投入的学者参与。美国大学的比较文学、英文系和其他语言文学系，以及90年代在许多大学成立的女性研究系、非裔美国研究系和其他美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系或专业，都纷纷把文化研究作为重要的新兴学科，在聘用新教授、学术和职称评估等方面，也强调文化研究领域的成果。1986年创立的美国《文化研究》杂志有了很大发展，此外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出版的文化研究学术刊物，以及美国重要人文理论刊物如《社会文本》（SocialText）、《疆界2》（Boundary2）、《批评探索》（CriticalInquiry）等，都大量发表文化研究的论文。美国最大的语言文学专业协会”现代语文协会“的会刊PMLA，也开始关注文化研究。各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越来越多的文化研究学术专著，博士论文也大量选作文化研究的选题。就美国来看，文化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专业化。美国的大学很快就把富于社会批判实践精神的文化研究纳入学术专业化的轨道，使之成为学术领域的新兴学科，在学术建制里予以扶持扩展。这跟美国人文社会科学一向脱离社会实践，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也基本没有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当然相对于其他领域，美国人文学科是具有左翼批判意识的学术最集中的地方。
二是国际化或者说或全球化。美国由于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在知识和学术上也是一个生产和传播的中心。80年代美国通过大量的英文译介和学术研究，邀请、聘用欧洲学者，把法国和欧洲大陆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实行了全球推广。文化研究从90年代起，也经历了一个相似的过程。美国就像一个知识的全球中心市场，把世界各地的知识产品集中到美国来加工，再向全球推销。
三是美国化或曰本土化。必须指出，美国学者有意无意地把本土化的说法指向非西方文化，往往一概而论地给美国和西欧的学术思想定性为”西方“或”欧洲中心论“。其实美国学术的美国化或本土化倾向非常明显。就文化研究而论，美国学者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种族、族裔、混杂文化和身份认同等，以及对各色”民族主义“的批判。这些问题均具有突出的美国特色。进而视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英语移民国家的文化研究，同样具有此一特点。
美国文化研究的长处和短处都很突出。一方面通过专业化和国际化，文化研究在知识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全球影响也越来越扩展。另一方面，美国的强势文化偏见也以新的激进普世主义，如反欧洲中心论、多元文化论等的面貌在全球传播，各国和地区学术界往往随风而动。当然，像法国和德国等”理论原创国家“受到美国的影响会小一些，但多数英语或非英语国家地区纷纷仿效美国文化研究模式，这个趋势也很明显。
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和中国问题
文化研究在中国受到广泛重视，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在争议声中也有”文化研究中国学派“的微弱呼声。我们认为，所谓”中国学派“也许是个缺乏根据和不切实际的空想。学术流派一般是跟一个或一批学者有关，如法兰克福学派和经济学上的芝加哥学派、史学的法国年鉴学派等，但很少会跟某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不过我们需要关注文化研究的中国意义和中国问题，这是毫无疑义的。文化研究作为研究当代课题、具有强烈社会和世俗关怀和批判意识的学科，无论在思想和知识领域还是在社会实践领域都具有突出的前瞻性和创新特征。这对于中国这个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的国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都同样明显。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社会转型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翻天覆地，也异常复杂。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跟全球化同步，中国的转型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不可分割，而且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我们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视角、新的学术范式，来思考中国和全球的文化变迁和转型。
学术范式和理论的转型和变迁，也是当代世界深刻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有的学术范式、理论和建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世界飞速和深刻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变化更加令人瞠目结舌，往往无所适从。中国知识和学术界从80年代开始，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经历了批判、否定、重建和再批判、再反思反反复复的过程，总体的脉络是否定前三十多年受前苏联影响的旧模式，建立仿效欧美的新模式。这种过程极为复杂。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紧跟当代西方学术主流的量化和实证模式，争议尚少。
然而在人文领域里，究竟是跟从西方20世纪早期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现代传统，还是汲取20世纪后期的后结构主义激进批判潮流？学术导向的争议跟中国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状况、学术改革的大范围的种种因素纠缠交错，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国在学术建制上大量仿效西方的专业化建制，另一方面则在意识形态正统，尤其在文艺学和现当代史学和哲学领域，徘徊在西方自由主义、批判理论等往往完全对立的学术观点和方法之间。传统中国文史哲领域，种种关于国学复兴和新儒学的争论，表面上似乎不涉及重大理论问题，但实际上也深刻反映了中国受前苏联影响的改革开放前的模式，与西方自由主义和西方激进批判理论的争论。
文化研究对知识生产和传播、学术建制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高度自省和批判精神，对我们把握中国的知识生产和学术建制的转型是非常有益的。在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界，每每缺少一种历史和现实的自省和批判意识，许多学者往往采取一种真理在握、大权在握的立场，这跟他们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密切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文化研究则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批判立场。转型期的中国的确最急迫、最热切地寻求着重建和创新，但缺乏历史感、缺少自省和批判意识的学术大跃进，则很容易导致基础不牢、材料劣质、工艺粗糙、产品低劣的结果。针对社会浮躁、生产方式粗放、产品低端、社会价值观多元混乱的弊端，人文与社会科学需要提出清醒、理性和深刻的分析与批判，而不是做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附庸和吹鼓手，更不应该替一些强势利益集团大唱赞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本质上应为公共利益、为社会公正和大多数公众的利益服务，揭露、抨击、批判一切侵犯公共利益和非正义的言行。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所坚持的左翼立场具有普遍意义。
文化研究在英国和欧美兴起的时代，正是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文化研究针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深远变化和知识形态、知识生产的变化，与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相互呼应，提出犀利的批判和新的视野，开拓了理论创新、知识创新的新天地。今天中国也非常需要文化研究学者当年的批判锋芒和创新精神，针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和知识生产状况，提出中国问题，提出自己的文化创新、知识创新的方案。
关注当代问题首先要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历史视野。中国的文化研究应当把握中国一百多年来现代性经验和现代新文化传统，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实践，把当代中国的文化放在这个历史纵深的坐标里，来认识当代文化的历史延续和断裂。固然，横向的全球化的坐标现在越来越受重视，尤其是在研究当代传媒、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方面，中国已经明显进入全球化文化网络以内。但是如果不对历史，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来的文化史有深刻把握，就很难理解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即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化的大众传媒与文化、知识精英三者之间极其错综复杂、相互矛盾对立又相互交织互动的关系。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文化霸权建设、意识形态斗争、“文革”的历史进程，至今依然制约着中国文化的动向。前苏联八十多年的文化思想实践并未因为政权变革而烟消云散，诚如在俄罗斯，深刻的文化心理积淀，依然是当代俄国文化的特征。中国没有俄罗斯式的政治激变，文化心理积淀跟主流意识形态建制的关系，应较之俄国更加紧密。
西方文化研究所关注的课题，如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身份认同、性别、族裔和民族主义等问题，有些是在中国同样重要的问题，有些则并不构成核心问题。如果为中国文化研究开列一个研究日程表和课题排行榜，肯定跟美国和西方国家不一样。中国的日程表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在从激进的革命意识形态，向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急速转型过程中的文化矛盾。相对西方文化研究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性、否定性基本导向，中国文化研究既需要对文化商品化、商品拜物教和取消公共关怀倾向作尖锐批判，又应该强调文化创新、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
中国社会与人文领域一向是所谓的“理论消费者“，很少产生对社会科学有普遍学科范式意义的理论建构。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政治和社会出现了异常复杂的情形。传统的认识和思维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的社会改革出现了很多经济学的问题，很多是无法、也不能用现成的西方经济学模式来解释的。在政治学、社会学方面，在人文学科方面，出现了无数新问题。面对这些问题，西方理论不是削足适履，就是束手无策。一个新的热门话题是：中国现在是不是正在变成一个理论生产的国家呢？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分析中国不能再照搬现成的理论模式，而是要通过对中国的分析和研究，询问能否有理论和学术范式上的创新。目前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等，西方主流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转型模式“。但是在人文领域，这种探索依然很少。
在人文领域要想从理论消费进入理论生产的途径，中国学术界需要把握主动，进行理论创新。首先要对学术引进做新的反思。反思性批判思维的一条主线，是深刻思考当代中国的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权力与知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和区域研究这些来自西方的跨学科研究的范式，也对中国的学术本土化和中国化有所启迪。本土化是要研究本国、本地区的话题，首先是个议程设置的问题。无论是区域研究还是文化研究，所提的研究议程和方案往往带有强烈的西方色彩，出自于西方的”本土问题“，到中国来就有一个理论创新、议程重构的需要。
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崛起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文化研究，有没有一个自己的研究日程、纲领和研究方案？这些方案都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感。当我们在讲知识的新构成时，无论是跨学科还是新学科，它的现实感在哪里？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和知识生产基本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框架、知识构成，这里面反映出了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或者形成了什么样的权力结构？这些无疑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中国的文化研究也需要关注多学科和跨学科合作。文化研究这把大伞下面，好像是各种学科的交汇和集市。但仔细一看，仍大部分局限于文学研究看家本领的文本细读和对宏大叙事的更宏大的理论概括这两点。这两点是基石，不可丢。但是是否也需要借鉴、介入其他学科，如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如果我们的对象是消费文化、影视传媒，其中社会影响力、商业利益、资本运营、公共政策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受众的构成、反馈等方面的问题，均意义重大，单凭学者个人的文本解读和个人观点，是远远不能说明问题的。如果用文本细读方式来分析”小众化“、精英色彩强烈的先锋艺术电影，或许可忽略不计本来就为数不多的观众反馈。但是同样来解读大众流行的电视剧，不顾及收视率这个关键因素，则使得文本解读流为各抒己见的个人主观意见，无法真正说明电视剧对不同层次受众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和折射出的多元社会心态。单纯以文学研究、文本细读方式研究大众文化和传媒，其弊端显而易见。社会科学的田野调查、访谈、问卷、数据分析等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主要擅长文本解读的人文学者来讲，熟练运用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断非易事。不过通过跨学科团队合作方式，也并不是不可以做到的。
总之，文化研究作为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具有前瞻性、创新意识和强烈社会关怀的新兴领域，在中国有很大发展前景。立足中国本土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大力提倡学术创新、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中国的文化研究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