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研究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建制上接近文化研究，并没有独立的系科建制，学者一般属于新闻传播学或其他人文、社科的学科。在美国新闻传播专业都有一些学者主要从事传媒研究。虽然都在新闻传播领域里研究相近的课题，但是传媒研究跟传播学是大相径庭的不同方法。传播学是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学科，是对新闻、广告、民意测验与市场调查等作出学术分类和研究的学科。这个学科的主要人物如拉扎斯菲尔德、麦克卢汉、施拉姆等，基本上都持主流社会科学观点，对美国新闻传媒业的商业性、技术优先、与选举政治密切关联的几大特点，着重进行分析研究，旨在维护、辩解其合法性和提供实用的运作策略方面的咨询。在方法上，主要采纳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方法，大量使用统计、量化和实证研究。而传媒研究则与之针锋相对，主要从文本与符号学分析、批判理论的人文学科角度，对作为资本主义的文化主要载体新闻传媒业，展开全面的批判。近二十年来，传媒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异军突起，对于基本从属于社会学的传播学和新闻写作（西方大学新闻学的传统学科），起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制衡作用。尤其是在对后现代社会的传媒与大众文化的理论批判方面，极富前瞻性和理论创新意识，而这正是传播学所最为缺乏的。传媒研究虽然不提供媒体实践运用的策略咨询，但一些犀利深刻的传媒研究剖析了传媒动态的深层因素，具有传播学无法替代的战略意义。
再次，身份认同问题：性别、种族、族裔。身份认同（identity）是西方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社会问题。主要原因一是西方国家的社会构成日益多元化，如大量移民的迁徙、技术服务业白领超过蓝领体力劳动者、妇女就业率增高等；二是少数民族与族裔社会运动，如美国民权运动、波及西方各国的女权主义运动等，此起彼伏，十分兴盛。西方左翼知识界对此最为敏感，深刻认识到这些新的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的运动与变迁，对启蒙现代理性的普遍主义原则的新挑战。批判理论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对启蒙理性的工具性、异化、商品拜物教作了无情的批判，但这电视剧：《同志亦常人》种批判的视野基本仍局限于西方现代性经验。更大范围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非殖民化运动，以及随后的后殖民主义反思，大大扩展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视野。包括了对一向受到忽视压制的女性主义问题、性取向、性选择（同性恋、变性、酷儿）等话题，以及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问题，成为学术关注的热点。文化研究学者当仁不让，站在批判的前沿。
霍尔承认，女性主义问题、种族和族裔问题的介入，对于文化研究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他认为这一点表现在把身份认同的个人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研究，从而扩展了权力和霸权问题的批判，从个体私人的领域来重新认识这些问题，把性别、种族的认同置放在权力和霸权问题的中心来思考批判②。作为西方社会的重大当代话题，性别、种族族裔和认同政治问题，成为西方文化研究的一项核心主题。美国的黑人文化研究，正式说法是非裔美国文化研究，和女性研究一样，目前正如火如荼，大量文化研究的论文、专即英文Queer，本意指”怪异的、反常的“，后指同性恋者。
②StuartHall，”CulturalStudiesandIts TheoreticalLegacies“，Simon Duringed．，TheCulturalStudiesReader，London：Routledge，1993，p．103．著和文集围绕着美国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的文化再现，如影视传媒、文学和历史等展开讨论。这也带动了其他少数民族族裔问题的研究，如美国西部大学特别热门的亚裔美国文化研究、拉丁裔美国文化研究等。可以看出，女性研究、种族族裔研究目前在美国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主导方向。这些问题当然具有一定的全球意义，女性主义和性别认同、种族族裔的政治文化冲突，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日益凸现。西方长久以来推行的普世论往往遮蔽了男性和欧洲白人中心论的偏见，而现代西方的启蒙理性所强调的普世的主体性，对这些偏见缺乏批判意识。就西方文化而论，这种批判意识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如果把这些问题扩展延伸到各个不同社会和国家，作为文化研究的首要问题，则展现出英美学术界的偏见。不同国家有自己特殊的性别、种族和族裔历史与现实，这些问题在不同国家的重要性也有千差万别。英美学者不假思索地把身份认同套用在不同社会和国家，当然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他者。如果我们盲目跟从英美学者，不从本国实际出发，任意夸大性别、种族在身份认同中的作用，是不可取的。
最后，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文化研究学者关注的问题多具有强烈的理论色彩，跟后殖民主义批评关系密切。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全球化话题是西方学者关心的一系列相关话题。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话题。西方现代性包括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民族-国家是建立在对领土、主权和居民的控制管理基础之上的，这里面的居民往往是同一民族或相近的数个民族组成的共同体。他们的语言、文化、宗教等符号象征方面的认同，构成了民族主义的基础，也往往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意识形态。西方现代国家依靠民族主义的文化认同，来实现对领土、主权和居民的治理管辖。许多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经历了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在非殖民化、民族解放和现代化这三位一体的斗争过程中，也通过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凝聚民心，反抗殖民者统治，从而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由此可见，民族主义主要是文化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现代性支柱，具有左翼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右翼利用民族文化认同的方式实行统治和压迫的两面性，其双刃剑的特点在对内和对外两方面有着不同的表现。
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核心是文化，主要批判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对前殖民地国家的统治与影响。民族主义作为源自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观念，是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主要对象。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沃克认为，在西方文化的统治下，即使通过民族主义这样双向性的话语，也难以让第三世界“贱民”（subalterns）发出他们自己真正的声音。而霍米·巴巴则认为，通过某种本土民族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混杂（hybridity），就可以达到对西方观念的抵抗和个性化。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开风气者赛义德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尖锐批判，则包含了对西方普世主义观念中的民族主义偏见的抨击。在另一方面，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也主要体现在文化层面。一方面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领土疆域对经济、科技和文化传播的限制，一方面在全球化占主导的西方国家，通过推行新的普世主义观念如自由市场、人权高于主权等，来推行其掩盖在普世主义外表后的西方民族主义立场。在西方的文化研究中，许多学者对各种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但往往对西方普世主义遮掩下的民族主义缺乏批判力度，也往往全盘否定民族主义对非西方国家的积极和建设性意义。
文化研究在西方的基本现状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进入后工业化信息时代和福利社会。传统的白领、蓝领劳动分工逐渐被技术和服务业工种取代，富裕社会和福利社会的逐步形成，也给民众带来更多闲暇。对文化资本，如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的争夺，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对物质资源和资本再分配的阶级矛盾。信息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日益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的社会。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观点和立场也因此发生变化，由对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印刷文化的关注，转向对大众传媒和视觉文化的关注。60年代是一个全球文化和社会革命风云突起的时代。在席卷西方的左翼社会运动的强力推动下而兴起的法国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女性主义等理论思潮，从70年代开始在西方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30年代德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从事对西方启蒙理性的反思，二次大战移居美国后，开始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工业进行批判。60年代激进社会运动和思潮中，法国结构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崛起，成为西方左翼知识界的主要思想资源。在这样的社会和知识氛围内，英国文化研究从初期的左翼人文关怀进入了新阶段。如前所述，早期初创阶段一般被西方学者称为”文化主义“阶段，后一阶段则称为”结构主义“阶段。其实更明白准确的分野应当是早期以霍加特和威廉斯为代表的左翼人文关怀阶段，和后来以霍尔为代表的理论阶段。
1968年霍尔接任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此开始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全盛时代。霍尔是英属殖民地牙买加中产阶级黑人的后代，后到英国学习，50年代就跟霍加特和威廉斯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创立著名的《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霍尔1990年在美国伊利诺依大学举办的”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上，提交了题为《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的论文，回顾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渊源。他提到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影响，提到阿尔都塞、葛兰西的影响。这是一个理论的时代。英国文化研究在深厚的社会运动、工人阶级运动的坚实社会实践基础上，结合了法国理论和欧洲左翼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虎添翼，开始了最富创意的时代。其中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构成了文化研究的两个理论基石。阿尔都塞的理论是霍尔同时代的左翼激进运动和思潮的产物，阿尔都塞把自己的理论称为”理论实践“，认为是同罢工、示威和街头运动同样重要的革命运动。他的这种看法跟英国左翼倒是不谋而合。所以我们今天回顾文化研究的理论渊源时，一定要注意伯明翰学派和法国与欧洲理论之间的相似社会实践背景。
阿尔都塞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是把意识形态视为一个表征（representation）体系，它是一个通过语言、音像等符号实践即文化实践而实现的价值观，是主体性建构和社会构成的文化基础。这一理论把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语言和话语理论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再现实践，从而经由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阿尔都塞的理论最终目标。阿尔都塞终其一生在找寻通过文化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认为列宁、毛泽东和葛兰西是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家。葛兰西被西方当代左翼的重新发现，始作俑者就是阿尔都塞。阿尔都塞是法国共产党领袖人物之一，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他们一生在为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所以阿尔都塞重新发现葛兰西，是合情合理的事。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在文化层面通过强迫大众和赢得大众共识的两手来实施其统治。这种两面性霸权理论，是葛兰西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软实力“及其传播方式的深刻把握，所以受到文化研究者们的普遍青睐。
文化霸权理论使文化研究者们深刻领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表征的各种多元、灵活复杂的形式，也开拓了被现代文化所遮蔽的重要领域如女性和少数民族文化领域。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少数民族和族裔文化以及后殖民主义批评，越来越成为文化研究者们关注的重要课题，文化研究也越来越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1990年在美国伊利诺依大学举办的”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有九百多位主要来自欧美国家，但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参加，这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由英国传递到美国、扩展到国际知识界的一次盛会。会议出版的论文集《文化研究》由伊利诺依大学的劳伦斯·格罗斯堡和凯瑞·内尔森主编，近八百页的皇皇巨著收录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学者的四十篇论文，并为文化研究开列了十六大类重要课题排行榜。列在榜首的几大类别有：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别与性、民族认同、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种族与族裔等。这个排行榜很明确地显示了文化研究在美国”本土“的重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