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区教委工作期间，接受报刊、电台、电视台记者采访若干次，正如俗语所说，报上有名、电台有声、电视有影，一个时期内大小也算是个“人物”。但这些都不是我个人的成绩，我们区 “双基”的显著成果、教育改革的深化，应归功于甘井子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四大班子及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采访我的最高级别的是国家级刊物《人民教育》，而且是人物专访。
记得是1997年初冬，《人民教育》编辑部派一位叫张新洲的男性年轻记者，来我区要住一周左右，准备为我写一篇人物专访。此前，《人民教育》记者任小艾曾采访和撰写过我区“双基”和教学改革的经验，同时，该刊也发表过我写的文章。所以，小张记者此次是带着任务，掌握了一些资料，有备而来的。我也给他准备了一些资料，他说，您不用特意安排，如果不妨碍您工作，这一周您干什么，我就跟您干什么，只要您不把我当外人就行。小张是位很懂礼数，也很随和的人，所以这一周我像平时一样工作，我吃什么他跟着吃什么，没有一次吃“大盘子”，也没搞过一次观光旅游一类的活动。到哪儿去他都准备了笔和本，但却很少记录，总是静静地听，总是注意观察各种场景。星期五下午我在办公室看文件，他就坐在沙发上读报纸。我俩不时地闲聊几句，我说小张这一周采访的内容够不够，还需要我提供点儿什么资料和内容？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材料够了，就是感觉还没找准。“什么感觉？”我问。“这很难说，如果硬要说，就是人物定位，或者说作者的激情……”小张漫不经心地回答我。我还是阅文，他还是看报。我打开铁皮柜找材料，小张不知怎的向我这里瞥了一眼，问我那里堆放的几摞笔记是什么材料？我说是工作日记。小张可能对这几摞工作日记很感兴趣，他让我拿几本给他看看。他大略地翻翻，问我这是几年的工作日记，共有多少本。我说，这是我在区教委工作至今十二年的工作日记，共六十二册。我的日记本用的都是那种统一的“备课本”，每册前面扉页上都有目录，封皮上都有编号，并有（某年某月～某年某月）时限记录。我之所以张口就能回答小张的问题，就是我在教委工作的年头是“大整账”，最上面本子上编号是“62”。小张凑过来，自己蹲在铁皮柜前翻阅。过了大约十来分钟，小张站起来，兴奋地说：“跟了您五天，现在看了您的工作日记，我的感觉找到了！从全国的教委主任中找，像你这样敬业的恐怕找不到第二个，您这个典型发现晚了……”
小张回到北京后，第三个月即1998年2月，《人民教育》就刊登出《教育改革者的情怀》，副标题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三大战役”扫描。文章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我的工作表现，分别是“第一战役”：抓住机遇，以改善办学条件为突破口；“第二战役”：1.抓好“两支队伍建设，为教育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2.建立督导评估体系，向管理要质量”；“第三战役”：落实“两全一主动，培养四有新人”。全文近万字，是历年来该刊人物通讯文字比较多的一篇，并配有照片。不久，慕名而来的电话和来访者不少。张新洲和任小艾来电话说，这篇文章刊出后反响不错，我们收到不少来电来信，问我是否也收到了？我如实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并感谢他们对我的青睐。小张说：“这篇文章的篇幅，在我们这个刊物上算是重量级的，也算是给您老人家一生辛劳工作画个完整的句号吧！”
我的工作生涯真的不幸被小张言中，当年年底，我就退二线，离开了我一生火热、激情、辛苦、作为和幸福的第一线。步入人生最后一个拐点，开始适应退下来的生活。
感悟
人的任何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靠日积月累，积沙成塔，汇溪流而成江河的。人的一生能得到世人的肯定、褒奖就该知足矣。命运和机遇给我创造了在区教委十三年创业好时机，得以施展平生所习所悟，也算尽己所能为甘井子区教育事业贡献了绵薄之力。应感谢组织培养，同仁支持，全区中小学干部、老师们相助。
小的时候高人批“八字”，说是有“当差”的命；然而命运多舛，受极“左”路线压抑二十余年，这十三年正是“厚积而薄发”，也许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但我已很满足，因为我毕竟没有枉过一生，“得失进退俱成诗”这不是一种很好的人生境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