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在“四人帮”垮台那一年，即1976年去世的。母亲的一生是辛劳、艰苦的一生，她没吃过什么好的、精美的食品，我们姊妹兄弟都感到对母亲有些愧疚。剩下父亲一个人，我们做子女的，都各表孝心，想以敬父弥补对母亲的缺失。我在外地工作，父亲在老家跟两个哥哥生活，我每次回家看父亲，他对我买回的点心之类的食品很感兴趣，每当这时我就想什么时候能让父亲吃到更多地方生产的更多花样的食品呢？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
1979年秋，十年动乱结束，教育改革的春天逐渐到来。那时，《光明日报》刊登了湖南岳阳一所中学教学改革的经验，这份经验好像初春一个“炸雷”轰动了半边天。甘井子区政府重视教育，派教研室和基层学校部分同志前往取经学习。在我的印象中，除“文革”中串联出行以外，好久没有出去过了。我有幸被派前往。我记得那次好像从大连坐船去上海，换乘火车去长沙、岳阳，再去武汉、北京等地，然后返回大连。我们不但去了报上报道的岳阳的典型学校，还参观、考察了沿途其他城市一些好的典型学校，那次外出收获颇丰，大开眼界。封冻十年的教育，它的春天悄然到来了。那次不但学习收获大，而且为敬孝父亲我也做了一次新的尝试。我从上海买了一个大塑料袋，每走一地，看到有新式、没见过的点心，我就挑选着称半斤。不久，装点心的袋子重了，我兜里的钱也超支了。这样，我由半斤改为二两。因为多年没外出，不少同志买衣服、买各地土特产品，唯独我这些东西一概不买（没钱买），只买点心。同行者开始没好意思问我买这么些花样的点心是为了什么，但当他（她）们知道我的用意后，都啧啧称赞。那时外出也没带别的行装，只有这袋点心我格外精心，生怕它不翼而飞，白费我的一番心血。有时半夜乘车肚子饿了，真想把头顶行李架上的大点心袋打开，拿两块充饥，但转念一想，一个品种只有几块，有的只有一两块，我吃了，父亲这辈子就别想吃到了。我回到大连家里时，当时十三四岁的大女儿见到这样一大包花样繁多的点心当然是又惊又喜，当听说是给爷爷买的时候，小脸立刻就冷下来。有好东西是给孩子吃还是给老人吃，我的理论是，老人吃一口少一口，孩子长大了，什么都能吃到。时代在进步，孩子的生活一定会好于她的爷爷。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那么一大袋点心，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好像只给女儿拿出几块尝尝。但大女儿后来说，她一块也没吃到，这成了她抱怨小时候我不关心她的理由。我写这篇文章时，正住在国外的大女儿家，我想再验证一下大女儿当时是否吃过，大女儿一口咬定地说：“肯定一块也没给我吃，不过，我现在理解父亲了。”
这袋点心，我是如何从大连捎回盖州老家的，父亲吃后有什么想法，我都记不得了。如果当时大女儿确实一块也没吃到，那会让我自责，对大女儿确实有些过于严厉了。
感悟
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生除了去大连、沈阳等东北几个城市外，连北京都没去过。他的一生最高的追求就是吃糕点，特别是能吃到京、沪的食品，那已是大喜过望的事了。去岳阳学习给我创造了一次敬孝父亲的机会。1987年春父亲去世时，我因病住院（胃出血），电报只说病重（其实是病故，享年九十岁），如果直说是病故我也许能带病回家奔丧。后来我知道事情真相后，伤心落泪是肯定的，但内心却无愧无悔。敬孝父母，无论你出多大力都不过分，真的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