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篇作品《学习农业服务农业》刊登在《辽宁教育》1974年某期上（刊物找不到了）。就被报刊登载而言，这是处女作。
我来到区机关工作不久，就听说区内十四中学农业常识课（农技课）搞得不错，说是“地瓜能下蛋”，亩产比一般栽培方法提高二～三倍。我记得是1973年冬季的一天，我专程为此事去采访。当时去那里不方便，没有直通汽车，我从区教革站骑自行车大约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任农技课的赵德义老师还真有点农民的味儿，朴实、热情，还操着一口较浓的庄河口音，一听我专程为他教的农技课“地瓜下蛋”而来，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在介绍中，他像父母向外人谈自己小宝宝那样，充满喜悦，充满甜蜜。
“地瓜下蛋”是基于地瓜秧栽亩产产量低，但又没有什么好办法提高亩产的情况下，他们一边教学一边搞“实验”，从栽培的时间上，从秧栽的棵数上，从垄距和垄高上，做了一系列的栽培对比实验，但效果总是不够理想。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把几个整块的小地瓜栽培在垄上，谁知这几个整块小地瓜在其他秧栽地瓜长瓜的时候，地垄开始裂缝，而且裂缝越来越大。他们小心地扒开裂缝，发现地下的“瓜”数明显多于秧栽，这个“多瓜”的现象让他们兴奋不已。接着他们就精心地为这几棵浇水施肥，像对“独生子”一样额外关照。到秋天收获时，发现这种地瓜结的不是几块，而是一窝，就像原来的“母本”下了一窝蛋一样。这窝“蛋”，不但数量多，而且块头大，一称重量，最高株产量达18.5斤。这个“地瓜下蛋”的消息不胫而走，第二年当地一些农民纷纷效仿，栽培过程中不时地请十四中的赵老师和“实验小组”的学生去现场指导，到了秋天果然家家的地瓜都“下蛋”了，都获得了大丰收。七十年代初，温饱问题还没解决，这“地瓜下蛋”可帮了农民的大忙。从此，十四中农业教学确实就是“学习农业、服务农业”了，教学与三大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全新的有真正实效的路子。
我采访当天下午，就写成一篇两千字的经验稿，寄给了当时省内惟一登载教学经验的刊物《辽宁教育》，没想到在没有任何“采用”通知的情况下，几乎一字未改被刊出了。当时没有一分钱稿费，只给我们单位寄来几本刊物。大家争抢着看，这是我们区第一篇教学经验稿上了省级刊物。但让我高兴不起来的事随之也发生了，有人指出文章后边括号里有我的名字，说这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的表现……
感悟
其实有实效的技术产品，任何时候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和喜爱的，我的“处女作”大概是为了这个。因此，我应感谢从事“地瓜下蛋”科研的师生们。
然而在“极左路线”的年代，一个人的正常心理常常被扭曲，人不能有人的本性，只能有时代的“特性”。我写稿子，能不落款吗，给人家寄信能不署名吗？在一篇稿子后面括号里印上我的名字，连个“作者”的字样也没有，竟招如此贬斥，你说还有一点人性、人权吗？长期在扭曲人性的社会中过来的人，对自身灵魂上的缺陷有些麻木，这就是“极左路线”给人们带来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