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0月，我结束了整整十年的二十七中学的教学工作，来到甘井子区“教革站”教研室。那时教研室的工作名不符实，根本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研究，而是为区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做些调研、收集信息之类的工作，我的任务主要是写材料，是区教育机关“二线笔杆子”。
我记得很清楚，我报到的第二天，教研室的领导分配我到下面一个乡镇中心小学调研那个学校党支部“三会一课”的经验，写成稿子，准备区里召开党支部建设讲用会时用。所谓“三会一课”就是党支部会、党小组会、党员大会和党课。我那时还是一个党外群众，要听支部书记汇报党的工作，顿觉工作单位变了，地位变了，我个人也“升格”了。学校书记、校长都是老干部，知道我是区里新调上来的，有一种高看一眼，格外恭谦的神态，我实话相告，我不是党员，对这项工作不熟悉，也没写过，请书记和校长详细介绍，我不懂的地方还要向你们请教。由于我实打实的态度，我们见面不久，就像熟人一样。书记、校长（支委）口头汇报后，又给我一些材料让我参考。那时农村小学看区里下来个“干部”，特别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干部，上下课经过书记办公室（一教工宿舍兼支部办公室）窗前，都要往里面看几眼。学校原有的材料（经验）与书记、校长口头介绍的差不多，我看学校支部工作还是很到位的，只是原材料举的几个例子欠生动，估计是起草者没有很好地挖掘，没写出特点。于是，看完材料后，我请书记找几个典型分别交谈一下，果然他们谈出一些原稿中没有写出的深度和高度。我觉得原始资料够了，就想起身回去。校长告诉我回市内只有下午四点五十分一趟火车，看时间还早，我和书记、校长闲谈了一些学校别的情况。
那时我的工作包是一个绿色的军人背的那种包，临走时，我发现书包不知什么时候被装得鼓鼓的。书记还没等我开口，就说是“五·七田”（学生学农，走“五·七指示”道路，简称“五·七田”）的几穗苞米，城里人拿回去吃个新鲜。我初来乍到，不知其他老同志下基层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我表示这么做不合适，不能要基层送的东西。书记、校长都比我年长，他（她）俩看出我的顾虑，拍胸脯说：“如果有问题，我们俩给你做担保，下回乡拿几穗苞米尝尝鲜还是问题吗？再不行，就说是我们俩以私人名义送给你的……保证没问题。”学校离车站还有一里多路，再争火车怕赶不上了，于是我背着沉甸甸的书包，从学校后门绕开办公室向车站奔去，但一路上心情像书包一样，挺沉的……
回到家后，妻子和女儿见我背回八、九穗大玉米非常高兴。那个年代，粮食定量，没有农贸市场，城里人哪能吃上新鲜的玉米呢？晚饭时她俩都很高兴，我多少有些担心，我第一次下乡，第一次正式开始新单位的工作，就接受了下边的礼物，能不能犯错误呢？要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要求肯定不行，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嘛，如果说当时火车快进站了，来不及推脱，还是有情可原的。这就是我接受的第一份分外之礼，属实让我忐忑不安了一阵子。
感悟
今天说起来你是不是要笑我呆，笑我“傻”，看任何事情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那时的普通百姓让毛主席老人家教育的，思想就是那么单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那时人们的生活很困难，温饱问题还没真正解决，几穗苞米也是好东西，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看那几穗苞米的作用。
七十年代，我收基层几穗苞米就有点忐忑不安，联想到今天的社会，真得叫我们好好反思，社会是怎么变的，有的官员是怎么变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吗？今天有的上级官员下基层，不捞点外快就觉得赔了，不给不行，给少了似乎也不行。除了给几穗“金苞米”需掂量掂量外，给几穗“银苞米”会不动声色地装进自己的囊中。我这里说的是“有些”，而不是全部，如果是全部，共产党真的就党将不党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