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二年三班下乡回来不久，学校就开始走“政治建校”的道路，所谓政治建校，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取消年级制和教研组，建立“连队”制，一个教学班叫一个排，班主任任排长，一个年级三个教学班（排）组成一个连，由教师中比较突出者任连长，由工宣队员任教导员。那时，我送毕业生从乡下回来刚好带一个“乱班”，不久这个班有明显的变化。一组建连队制，本人就“荣升”为连长。我所带领的五连（全校共九个连），就像当初一年三班一样，不久在全校九个连队中就崭露头角，不但在学校是公认的，在全区也名声远扬。
那时全区召开政治建校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我给学校写的“讲用稿”在区里一炮打响。当时不少学校写稿者都是套用已发表的讲用稿的模式，且多半不是第一手资料，所以听起来似曾相识，没有新意。而我写的五连事迹的稿子，完全是我自身摸爬滚打的亲身经历，有丰富的感人的生活气息和来自一线的切身体会。我的这篇讲用稿与会者普遍叫好，我这个撰稿人也引起区有关领导的关注。大约过了半年，大连市筹备召开“勤工俭学讲用大会”，甘井子区第十七中学校办工厂一把大锤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事迹很生动，但区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派“笔杆子”去写了几次，市里都觉得“不解渴”，十七中的特色没有很好地揭示出来。不知哪位领导想起我，想让我试试能不能有所突破。记得有一天我夹着备课本正准备上课，校领导急急忙忙跑到五连办公室说“老周临时有任务，课先别上了，赶快走，车在学校门口等着呢。”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领导一边领我往校门口走，一边说区里想借我去写十七中事迹的事。那时区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只有一台旧的吉普车，我这个普通中学教师能坐上这台破吉普也是相当规格的礼遇了。在开往十七中学的路上，一位区里同志（我忘记具体人了）向我较详细地介绍了十七中学校办工厂的发展史，我心情有些忐忑不安，区里专门的“笔杆子”写不好的材料，让我这个既不了解情况，又对校办工厂陌生的人，能写出市里要求那个水平的材料吗？
车从凌水石庙车站往右行是农村马车路，颠颠簸簸，拐个小弯，就远远地看见山沟边有一个门楼和一排破旧的瓦房，车上的同志告诉我那就是十七中学。那时，我不知道甘井子区还有这么一所地处山沟的破旧学校。学校领导和校办工厂负责人像山里人欢迎大首长一样，又是汇报情况，又是领我到几间破教室改装的校办工厂参观，汇报中提到最多的是那把起家的大锤。他们边说我边记，然后我又借阅这个工厂的有关材料，但区里原来写的稿子没给我看，我要借阅参考也被婉言拒绝了。我在十七中采访了一天，区领导捎来话问我几天能拿出稿子，我说，不算今天，给三天时间就行。晚上回到家里，十七中学那几间破教室和那把大锤总在我脑子里闪现。要说事迹就是白手起家、因陋就简、艰苦奋斗这些东西，他们当时的产品好像是“稳压器”（记不太清楚了），对于我这个从市内学校偶然到这里的人，看过听过后，确实有一种震撼力。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在寻求这篇稿子下笔的角度。我答应三天拿出初稿，一是我不懂行情，写篇稿子到底得多长时间；二是我还教一个排（班）的语文课，连里的事放不下；三是头一天我已把要写的资料基本记录、搜集差不多了。
区里给我腾间小屋，不让我回学校写。我用半天时间翻了有关这类题材的文章，用半天时间列出写作提纲和作为阐述观点的事例，觉得不把握的情节我还打电话问了十七中两次。第二天上班，我就以一种全新的眼光，一个外来参观者的思维方式下笔了，写得很顺利，观点与事例扣得恰到好处（可惜此稿我身边没有，不然引用几小节将会更有说服力），不到下班时间，我向领导交了差，提前一天回连队上课了。大约过了两三天的时间，区里来电话，通知学校让我到市教育革命委员会（市教委前身）校办工业处去改稿子。
市校办工业处一位姓曲的同志接待了我。“你是甘井子区二十七中的周老师吗？”我说是，点点头。“十七中学的稿子是你写的？”我说对，又点点头。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原来比较严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稿子写得不错，但还需要修改。市里校办工厂讲用会一拖再拖，还有几份材料也需要修改一下，我们想借用你参加会务，负责整理材料，你同意不同意？”我连忙说：“我一个小小教师（不对，是个小连长），自己哪能定这事呢？”“对，但你如果同意，我们就跟区里说，让区里与你们学校联系。”我未置可否，老曲同志还问了我的简历和一些教学情况，临走时，他说：“明、后天你就过来了，再详细唠吧。”
我回学校时有些心神不安，这么下去，不耽误我的正常工作吗？谁知，一天没信，两天没信，一个星期也没人通知我到市校工业办去改稿子。事后我才知道，我这一篇十七中的稿子，让市校办的领导对校办企业经验的写法耳目一新，他们像意外获得一件“宝贝”一样，觉得发现了一个人才。当老曲同志与甘井子区教育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沟通此事时，立即引起了这位负责人的警觉，他明白，二十七中这个小伙子区里再不调上来，可能就被市里挖走了。所以，这位负责人是怎样搪塞市里领导的我不知道，但肯定是找出种种理由，拒绝了市领导这次对甘井子区的“偏爱”。
感悟
两篇小稿件，使我身价倍增。市里要调，区里把住不放，学校也有人才外流之痛。据后来二十七中的领导对我说，当时他跟区里讨价还价，愿意用三个党员换我一个人。有句话：“得到的并不知道珍惜，失去的时候才觉得它的珍贵”，这次市、区、校之争，还是区政府握有人权。几天时间，我成了待价而沽的人物。这正是“背运时金也生锈，运来时铁也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