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活动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市场经济，所谓藏品的交易也并不是今天的社会才流行的，很多收藏品因其价值可观，就是在封建社会，收藏者也大都通过购买而获得。众所周知，北宋时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酷嗜金石书画，他们的藏品大部分都是在开封的小市场购得，或者直接从私人手中买到。以至在他们生活拮据时当得首饰、衣服来换取。《东武英殿彝器图录容庚编民国二十三年燕京大学哈燕燕京学社印本2册白纸价值5000元-4000元京梦华录》记载，当时开封的相国寺每月5次开放万姓交易，“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此外还有卖潘谷墨、赵文秀笔的，等等。南宋时代，文物藏品的交易更加红火。文献记载，临安已有多家专门经营文物藏品的店肆。降至明清，文物藏品的交易行道更为隆盛，买卖日趋繁兴。徐珂《清稗类秒》载：“京师琉璃厂为古董、书帖、书画荟萃之地，至乾隆时而始繁盛。书肆最多，悉在厂之东西门内，终岁启扉，间亦有古董、书画之店。而每岁之正月六日至十六日，则隙地皆有冷摊，古董书画就地陈列，四方人士之精赏者，至都，辄问津于厂焉。”实际上，文物藏品的经营在当时已成为社会之专门一道，其如此之活跃，既是收藏者的实际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金刚般若波罗密经1册瓷青纸折装28cm×14cm价值2万元-2.5万元说到藏品交易，必然涉及到经销场所和买卖方式。《易经》里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古老的藏品交易也以这种形式出现。清代以来，经营文物藏品已有小摊、挂货铺和古玩铺三种。小摊与挂货铺并非文物藏品的专营商，只是贩卖物品中兼有文物一类；古玩铺则专事经销文物，一般所说的古玩商即是指古玩铺的商贾。古玩商既是文物藏品的主要贩卖者，收藏者就有必要对他们加以了解和认识。近人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一书中对古玩商作过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正式古玩商多数是注重信誉的，有人以为他们说谎骗人，那是误解。他还认为，旧时古玩行组织严密，在经营中，他们深知，如若一次骗人或索价过高而失去信誉，下次便无人与之合作，这是“自掘坟墓”，所以古玩商有他们一套重义气、讲信用的规矩。赵汝珍作为古玩界行里的人，他的说法不能说毫无根据。然而，个人品性各有不同，对古玩商也不能笼而统一地称其好或不好。金石鉴藏家王献唐说：“古物价值愈高者，奸伪即遂之而生，勾心斗角，微入毫芒。”这也代表了诸多收藏者对某些古玩商的认识。可以这样说，作为文物藏品的经营者的古玩商，为了求得生存，一些人确有讲求信誉的一面，但也不可否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古玩商中总有欺诈坑人者。他们常以假货、残货、次货来蒙骗那些涉世不深、眼力不高、盲目求购的人。
北京琉璃厂便是一处中外闻名的文物藏品销售地。这里地处正阳门外西河沿之南，杨梅竹之街西，原名海王村。自清朝初年，每逢春节，搭棚悬灯，百戏杂陈，锣鼓震天，同时出现字画、古玩、书籍等摊点。清道光以后，相继建立起宝文斋、博古斋等书画古玩铺。从1860年至1948年的88年中，这里先后开设的古玩铺达115家。琉璃厂是收藏家的“一片乐土”，很多收藏家皆在这里受惠，从古玩铺里买到了传世珍品。比如清初戏剧家兼古董收藏家孔尚任收藏的古乐器“小忽雷”，当初就是在琉璃厂的一家古玩铺买到的。他以文眼识古董，以收藏补创作，以“小忽雷”为线索，写出了流传甚广的《小忽雷》传奇剧本。但也有人曾在这里上当受骗，甚至倾家荡产。如民国时有个叫邱震生的人听别人说琉璃厂一家古玩铺有一幅画是溥仪丢失的传世珍品，他脑门一热，未仔细观看、琢磨，便认为是真品，花60两黄金买下。这幅号称为苏东坡的《风雨归舟》画卷经行家鉴定，原画是东坡真笔，已被揭走。这幅画是原画的第二层，真迹揭走后，照二层绢纸上的痕迹描绘的。此类事情，无论是在旧时还是今天，都是常有发生的。
文物藏品经营这一行道是大有学问的，不要说外行，就是具有丰富经验和相当鉴赏知识的人，有时面对藏品也难免弄错，也有上当的时候。面对这种情况，收藏者在购买收藏品时不能不有所警惕，慎重地对待每项交易。目前，有些收藏爱好者，尤其是一些以保值为主要目的的收藏者，他们在购藏文物时常带有一种“押宝”的心态，偶尔在店铺或摊点发现一两件“精品”，自认为“对路”，未加认真辨别，便以大价购买，以为只要藏品到手即可升值数倍。这种以“赌徒心里”从事收藏的人，十有八九是要吃亏的。因此，当谈及收藏这一高雅的文化活动时，也应看到藏品市场的风浪，不可忽略收藏活动中还有赤裸裸的经济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益。
见多方能识货
我国有“见多识广”之说，鉴定古玩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一个人只是酷嗜古玩，但平生连几件正式的古玩物件都没见过，或纸上谈兵，或坐而论道，却要看清藏品真假、辨明购藏得失，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清董邦达山水成扇
通高33.5cm价值2万元-3万元著名文物鉴赏家史树青先生在谈及文物鉴定时，结合个人实际体会，指出鉴定者首先要“读书”，其次就得要“摸文物”，两者不可偏废。他说：“摸文物就是接触文物。……我们要想提高业务水平尤其是文物鉴定水平，就更要多接触文物，包括参观博物馆、展览会的文物和阅览文物图录、图谱在内。”史树青自幼热爱祖国历史文化，他曾从余嘉锡、赵万里先生治版本目录学，从刘盼遂、孙人和先生治经学，从陈垣、朱师辙先生治史学，从梁启雄、张鸿来先生治诸子，从郭则淫、顾随先生治词章。至于古文字则受业于沈兼士、于省吾先生，古声韵学则受业于戴君仁、周祖谟先生，金石书周汝昌书法画则受业于周肇祥、启功先生。由此他深知，鉴定文物一定要将文物与文献结合起来去研究，做到“言之有物”、“遇物能名”、“见物见人”。长期地接触和思考，对文物的鉴定水平就会自然而然地提高。这一经验之谈，不仅为许多行家所赞同，而且为无数收藏家的鉴藏实践所证实。
钱钟书书法在鉴定任何种类的古玩中，“见多”与“识广”都是径相一致的。“见”是“识”之本，“识”是“见”之归。“识货”当建立在“多见”的基础上，见得多才能有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鉴别才能有所获。
铜镜鉴藏家周世荣多年来收集了建国以来全国各地出土的600余面历代铜镜资料，在80年代初为中南五省考古训练班学员讲《中国铜镜》时，就运用了这些资料，同时还选出个人收藏的部分铜镜拓片编成《铜镜图案》一书。周世荣对古铜镜的鉴定本领和欣赏水平，取决于他对铜镜的“见多识广”。古墨鉴藏家尹润生先生积数十年收藏，收藏大量历代古墨珍品，并走访过国内许多博物馆，潜心钻研我国古墨发展史实，终于成为一位颇具慧眼的古墨鉴定家。他的《墨林史话》一书对墨的起源、沿革变迁和鉴定方法，均有独到的见解。在谈到个人鉴定古墨的体会时，他说道：“学习鉴定必须从多看实物着手，多看实物，多记实物，通过实物再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这样学习才能深刻，所收的效果也比较深入扎实。”
由于见多识广而造就出鉴藏家的那种出色的鉴赏能力，可以说是一种难得的“财富”。古往今来，许多收藏家以无数钱财购藏了一批藏品，他们也在购藏的同时增长了见识。有的藏家甚至毫不掩饰地说：“我是用金钱买了一双眼。”这话是对的。当然，他们也以那双独具的慧眼而名声远扬，以致一些人购买藏品时必须请他们过目，或者要求藏品上必须有这些收藏、鉴赏家的鉴别印章才放心。有时，有权威的鉴藏家说的一句话常会对某件古玩藏品的身价地位具有“定性”的作用。但是，他们又不能不让人折服。
应当说明的是，见识古玩不一定非得从个人藏品中获得，古玩实物可以在博物馆里看到，也可以从旧物市场上得见，只要利用一切机会，多看多想，总会有所获益。著名考古学家、古物鉴定家夏鼐，家中从未收藏一件古玩，但由于他整日与古瓷、古钱、古铜器、古字画打交道，见多识广，对古玩的鉴定却是目力过人。
旧时的古玩商和今日的古玩收购者，他们本人大都极少收藏，但过手的古玩成千上万，久而久之也练就一副火眼金睛。天津文物公司的张慈生、市文化局文物处的邢捷等人就从古字画中鉴定出不少绝世精品，同时也发现了些赝品。1988年台湾艺术图书公司发行了由高岭梅主编的《张大千画》，书中选了一幅《张大千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邢捷从该画的题字、技法中断定其为赝品。
对于古玩字画的鉴赏，只要长期不倦地学习，不断地实践，人人都能练习就一双具有穿透力的慧眼。有了这双慧眼，“真善美”和“假恶丑”是可以辨明的。
眼高才能拿到好货
以鉴藏书画而蜚声环宇的钱境塘平生有不少“慧眼识真宝”的事。一天，钱镜塘来到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文物市场。店堂《海上墨林》民国刊本里几张红木八仙桌旁早已坐满了人，默默审视张张古画玉玩扇尺之类。一张破旧残缺的画稿递到刚刚进门的钱镜塘手中。卖主说“这画，别看破旧了点，可是我家祖传的真品。可惜无人识货。”钱镜塘起初也觉得此画太破旧，纸张霉烂残缺，颜色褪变。但审视一番，凭他的直觉，很快认定了此画的价值。结果他竞按卖主的价钱付款收下，立刻引起满堂皆惊。他笑着解释说：“这张《山水晚色图》确是宋朝范宽的，也是稀世之品了。说它是宋朝作品，主要从纸质和泛油的墨色来判断；说它是范宽的作品，是从运笔特色来确定，与另一张范宽水山图笔法一致。”继而，他对卖主说道：“这张画是明代严嵩家的藏品，后被抄家入官。入清之后，流入毕秋帆家，也遭抄家之变，又落到平湖葛家手里。听说抗战时期，又被敌伪抄去，下落不明，想不到竟在你的手中。”卖主也服了，“您真是识画大家！我说是祖传之物，那是编造的，此画经历确实如此，要不是手头紧，我是不卖的。”由于钱镜塘的眼力，50年代初，他已收藏了上溯唐宋、下迄当代共计1万余件法书名画、金石玉玩，被人称为“江南第一大收藏家”。
钱镜塘之所以能对古玩字画藏品的真伪、优劣和年代作出明确果断的判定，并且达到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程度，是与他丰富的文史知识和高深的见地分不开的。俗话说：“欲想识假，就须知真。”对真东西有研究，对伪劣品才能有所辨别。欲要手高，就得眼高，眼高才能拿到好货，这是鉴藏古玩的基本常识。所以，博学眼高的收藏者，其藏品多为真品佳品；浅薄眼低的收藏者，其藏品总少不了伪品劣品。
山东陈介祺为近世金石鉴藏大家。由于他金石学根底深厚，他收藏的铜器、石刻、砖瓦等，多为精佳之品。陈氏的《十钟山房印举》所收诸印，几乎无一伪制，可谓“心细如发，眼明如炬”。金石学行家如商承祚等人，都十分推崇陈氏鉴赏金石的眼力。近人吴湖帆的鉴赏力也是高人一筹，古今画幅，均能立判真伪，且能说明其人作画的时期，又能指出其画是谁画的山头，谁补的云树小汀。某明代画是清人的伪品，某元人伪画是明人所作。所下断语，百无一失。抗战胜利后运往伦敦国际艺展的故宫旧藏，先在上海预展，聘他为审查委员。经他鉴定，方知大内之物，真伪掺杂。全国美术展览会、上海文献展览会、苏州文献展览会，都请他审查。他对作品的审查，结论精确，令人佩服。吴湖帆自家藏品亦精。他与夫人潘静淑共同鉴定所蓄金石书画，共1400件，都撰识录，并精印成册。吴湖帆是金石大家吴大潋的文孙，承家学而性喜藏。他通今博古，金石、书画、词章，无一不擅，而且眼界极阔。这些应是他精于鉴赏的重要渊源。
眼界开阔、学识精深的收藏家因其对古玩藏品的选择性强，因而收藏的层次和品位也高。鲁迅作为祖国文化的真正继承者，他与佛教文化仿佛自幼有缘。大量收藏和购阅佛书，是他研究佛教文化的重要工作之一。翻开鲁迅1914年日记，在这件书账里，大约一半为佛书。据不完全统计，共有80余种。4月19日一天，就买《华严经》等35册，6月3日买23册；平时一次购买一二十册的情况也很多。鲁迅所藏佛书，多为佛家重要经典。如《金刚般若经》、《四十二章经》、《中论》、《阿含经））等，有的是印度佛教大乘中观理论的奠基性著作，有的则在所有大乘经典中出现得最早，也有的因其内容重要而被译成多种版本。在一些佛书中，他还作了题记。没有艰深的学问和很高的眼力，是不会选中佛书这一高品位、有价清中期牧童骑牛端石砚值的收藏品种的，而鲁迅选择了这种藏品，正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卓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