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之日于耜
我不知道村庄的大人们，尤其是那些壮年的男子，为何对年节表现出与女人和小孩不尽一致的低调。正月正，闹新春。女人用嘴巴闹。婆婆大娘摆龙门阵，新嫁娘串亲戚入户，老妹子初一十五拽灯戏。小孩子呢，也用嘴巴闹，吵着吃果吃肉，没个消停。
雪线未退去，东南风尚远。最安静的两个节气，赶上最具魅力的月令。新的一年从正月开始。最重要的事情，往往属于闹中求静。
正月初头，已有人收拾好新衣，作出一副深居简出的架势，那些人我应该叫大爷还是老爸？除了实在推辞不掉的几户至亲人家要走，他们是不会打堆的。犁、铧、锄头、镰刀，闲在柴墙的一角，已有时日。锈也有了，刃口也钝了，颓势如满口虫牙的老人，此时若与村庄的男人们厮守在一起，倒是挺入诗意。
盆周山区的金属农具，天生对季节更为敏感。它们尚躺在墙角里。上旬立春，下旬雨水。雨水一上来，蔫了一个冬天的犁头、锄头，也欲立起精神来。
男人们手头的动作，有章有法。犁口铧口的刃钝了。寻出钢锉，横锉三下，竖锉三下。越锉越快。锄头镰刀，上了点锈色。搬块红砂石砥一磨，锈便除了。也有蚀得无法磨的，得送街上铁匠铺子回炉。
还余得空，就砍回几竿竹，编点撮箕、背篼、晒垫备用。末了，再通几根引水竹筒，这是不能再拖的。农闲里疏水筒，重要性等同于过大年清理檐沟整理农具。等抵拢农忙时节，倘若水筒破口，断了水，那是要命的。农村里引水，一般是就地取的竹材，经不了曝晒和冰冻，容易裂。一年换几根，两三年换一通。通竹筒有趣，一截小铁条，穿进竹筒，叮叮当当一连串，像倒豆子。
再闲不住呢，趁着赶场天，去牛市上逛逛，看看有没有外地贩来的水牛，有便顺带买一头回来养，备三月间抄板田（稻田初犁）。自己家牛栏里还有一头，只是养了很多年，一直想淘汰掉，下不了决心。仿佛家里的某个老人，平常没在意他们的存在，一旦走了，忽然想起来时，谁都会流泪。
放不下的还有另一件事。望楼上还堆着稻种和玉米种。秋天收回的粮食本就不多，除下种子，差不多缺半年口粮。关节眼时候，要是被耗子和鸟雀偷点，就种不满几块地了。这种忧虑，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农村全部用上了农业技术部门供应的良种，才得以消除。
不用愁心的，除了小孩，还有一村的女人。村庄里的女人都去腰鼓队了。继母当了艺术指导，二姐是骨干。几个婶娘和堂嫂，学着吊了几嗓子，也能随队串乡唱灯了。腰鼓队有二十几个人，都上了把年纪。六十岁的姑妈，红粉一抹，凤冠一带，墨镜一罩，细腰一扭，那就是青春活力的“老妹子”。真正的老妹子，都去城里打工了。
村庄，寂静得出奇，好似大雪封了各家的门户。
正月十四五，学堂报名开学。读大学、高中的，乘火车、汽车去了城里。上小学、初中的，去二十里外的镇上住了校。连幼儿园也是寄宿制的，到了周末，娃娃们才回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凑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嘴边亲一口。
老人们的笑。娃娃们的笑。电视外的笑。电话里的笑。火塘的笑。月亮湾的笑。
偶尔还能听见几声令人羡慕的鞭炮响。那是几个懂得节约的娃，留了存货，沿村放，还邀约来一帮子的娃，边放边炫耀，眼神充满蔑视。那些没炮放的娃，只能当跟屁虫，像簇拥一个英雄。忽地听得碗盘子碎了。娃娃们不小心碎的。炮仗碎了。大红炮纸碎了一地。大吉大祥。黑夜碎了。星星也睡了。岁岁平安。
最后几声炮响，消失于下半夜的梦乡。村庄与夜色。睡意与清醒。都是放松的，不知不觉的。混沌深处，有幸福在等待。年节，有过完的一夜，快乐则无边沿。苦难也无边沿。正如此刻，春节——中国农村盛大的集体弥撒，它的意义差不多已被我们善意地渲染和铺陈，年复一年，透支殆尽。
四之日举趾
进入二月，一些事物会淡走，一些事物又上升到村庄的表面。一来一去，推陈出新。
雪尚未让出最后的高地，杏已是按捺不住。一点，两点，三五点。杏的攒动，由低而高，先疏后密。这有点像小学生学画米点山水，画错了，添一笔，不满意，再添一笔。最后总算把一张纸画满了。
村里有自视喝过墨水的男人，代表者有我的父亲，高中肄业生安枝，到峨眉山背过火砖修金顶的大堂兄荣华。他们的行为有标新立异的嫌疑：去村头折些尚未开繁的杏枝，凑近鼻子嗅嗅，末了，再来两句七言绝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满园春色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
我的老爸会第一个摇头叫板——杏不是什么好东西，又酸又涩，比梅不如。杏花更不是，还出墙来！老爸念私塾不用心。他好看戏，花灯戏，堂灯戏，柳连柳，甚至还进城看过川戏和样板戏。据他讲，那才叫“看戏”，耳朵背，就睁大眼睛看，反正也听不太懂。更多的时候，他的工作是当大队支部书记。当大队支部书记，有两件本事要会：认得一些字，会念公社的文件；嗓门大，招呼群众出工时，无需挨家挨户地吼。
老爸轻视我父亲的文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任凭我们一家人怎么忙碌，地里的活似乎一直没完没了。我父亲实在不甚清楚，今天该做什么，明天又该做什么。
老爸在这方面，显然有着父亲不能比的优势。早上起来，拣什么农具，往东头还是西头，都是不用多想的。他仅凭自己的直觉，就能摸到活路。到了地里，你会发现，他选择的活确是最紧要最合乎时令的。令我惊讶的是，他甚至能像念课程表一样，准确地说出几种果树的花期顺序：杏花最先开，樱桃随后；到了二月尾巴上，才是李和桃的天下。我的文字里一些关于村庄农事和植物的常识，大多来自于他的经验。
2007年的农历二月，当老爸再次看到杏花满山的阵势时，已经找不到叫板的对手了，我的父亲早不在人世。
“老爷，如果大老爷说的那两首不算写二月最好的诗歌，你看这两句如何？”刚上初中一年级的富强娃对老爸说。富强娃是老爸的孙子。
富强娃摇着头就来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老爸大约是没听明白，仍然很高兴，连叫了几声好：“管他桃花杏花长安花，剪刀镰刀弯刀，只要会背就好。你大老爷是有学问的，会写对子背绝句。现在种庄稼的手艺没人要，肚皮里的墨水却吃香了。可惜你大老爷不在了，要不他一定会夸你有出息。”老爸对父亲态度的转变，大约自我父亲去世后开始的。我想，他的转变，的确已有了一点文化的影响，但更多还是出于怀念死去亲人的情感使然。
富强娃被夸，自然高兴，又埋头写课业，一边写，一边哼哼：“二月二，龙抬头，龙不抬头我抬头。”
富强娃一哼哼，仿佛提醒了老爸什么：“抬头好，抬头好，鲤鱼一抬头，就变成了龙了……糟了，差点忘了你奶奶交办的事。”富强娃的奶奶去太外婆家还没回来。
“啥事哦？”
“给新牛犊穿鼻索。这几天，杏树刚开花，水还精冷。过几天，太阳冒起来，可以教它下田拖犁头抄板田了。梨树田的三块板田就是给它留的。”
“干吗要穿鼻索哦？”
“要它听话，乖乖地学拖犁头。”
“它不听，在田里乱跑呢？”
“才怪！敢不听话？我用竹丫抽死它。再不听，就扯鼻索，使劲扯，痛得它喊妈！嘿嘿……”
“哦……”
富强娃，若有所思，又埋下头写。他一定想起了西游记里唐僧师傅的紧箍咒。
二月的一天，我郑重地记下了我的老爸和他的孙子富强娃上述谈话。类似的谈话，我的父亲似乎也曾与我探讨过。父亲是个读书人，性子急，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理解成为长辈对于晚辈的训教。同样是在二月的某一天，同样是以村庄为背景，同样是关乎二月的话题，在父亲和老爸看来，当一些事情再次被提及，说明已是绝不能再怠慢了。
蚕月条桑
如果说杏花和樱花，之于春天具有开辟和启蒙的意义，那么到了三月，满世界呐喊奔跑的都是训练有素的革命青年了。油菜花、杨花、柳絮，以及种类和数量都算得上无人能敌的草类。作为领袖，它们再一次被拥戴。它们燃放的激情，几乎主宰了蜀南山区三月的全部，连最不易察觉的角落，也插满了春天的旗帜。同样的事件，如果发生在江南，营造的却是才子佳人似的幽雅——柳丝太柔软，烟花太朦胧，油纸伞撑不住一场透雨。
我现在要叙述的是蜀南的乡下。那里居住着我的农民亲人。他们每天做着同一件事情：扛着农具出村，扛着农具回屋。其间的程序，很少有人去过问。这话要放在三月，具体说来是三件事：翻田，铲地，打桑丫。
就此三件事，我分别咨询过三个人：老爸，二姐夫，二姐。
老爸架了犁，扔了一把草，糊住牛的嘴巴。接过我递的烟，说，翻田是重器活，光有力气不行，光有使犁的那点手艺也不行，还缺不得脾气。啥脾气？你使唤的是听得来话却说不出来的哑巴牛。你说要啥脾气？
我就笑，你就当它是儿，偷懒，不听话，就揍。实在不行，就当它是老子，它脾气不好，就将就它，给它吃的，它不就卖力气了？
你说的啥屁话？老爸一顿好骂。
二姐夫的回答更让我不得要领。现在哪个还铲地哦，连冬地都不挖了。
你山上那些地不种包谷了？
种得不多。陡坡上的地薄，种了茶。剩下几块熟地，平时丢荒，想种了，洒一遍灭草灵，草一倒，一锄一个坑，补上肥料就行了。
二姐夫的话让我诧异。如此当农民，岂不太轻松了？
轻松？地里不生钱，就只有去打工卖劳力了。
我笑道，那是去城里当工人，挣工资。
第三个问题，我问的是二姐。二姐正在地里摘茶。
我说，姐，你把茶砍了，换成桑吧。蚕茧价又翻上去了。到处都在传日本人以为我们这里的茶叶打了农药，不要货了，今年的茶叶要跨价。
砍茶种桑？1982年，我在地边种了桑，养了半张纸的蚕种。1995年，好多的丝厂都倒闭了。蚕养不出来，我就换成了茶。谁知道，没过几年，蚕茧又翻回来，乡上的干部鼓励我们，各家各户还发了蚕种，我一下养了几张纸。后来喊退耕，搞茶叶基地，我又跟着起哄，换成了茶。还没等来钱，又要喊换。这不折腾人！
你不砍，明年你摘的茶叶，就只有一家人泡茶喝了！
二姐瞪了我两眼，说，屋后的林子大，养鸡最划算。现在鸡价好贵，她都舍不得吃。她家是独居，不会担心鸡群糟蹋人家。
我说，一次别养多了，慢慢发展。最害怕得鸡瘟。要是染上了，一只也养不活。
二姐就说，莫担心。她家是村里最蹩脚的，几乎住在半山腰上。山下最近的鸡群，离她家也隔了几坡几坎。
我就没话了。我不晓得鸡瘟跟距离远近的关系，也不敢乱出主意。但我还是坚持砍茶养蚕的观点。临走的时候，我劝二姐，砍吧，把空地都种上桑条。明年三月，我来帮你打枝。放暑假，我叫儿子也上山来看喂蚕，顺便帮个手。
二姐没有说行，也没说不行。仍旧摘她的茶。清明前的茶，还只冒了个嫩尖，要在往年大市的时候，是做上等“竹叶青”的好料，一斤卖二十多块呢。
要二姐一下接受我的意见，是不现实的。毕竟，搞这片茶园，几乎耗尽了她和二姐夫两人几年的心血。这一点，我理解。作为盆周山区的庄稼人，很多事情由不得他们自己做主，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如果不掺杂其他的因素，我更希望每个三月，回到盆周山区，看到的是男人赤了双脚下田，女人采桑摘茶的诗情画意。“竹叶青”，难得的好听，虽然只是某个茶叶商品的名字。一边是茶香袅娜，一边是桑之沃若。这份意境，原本很生动。
四月秀葽
“葽”，这是个可以从字形上去赏读的单音节词。阳光之下，女子微立。草蓬于头，双臂于胯。颈项如蛇，蛮腰如水，腿束成了瘦麻。这个造型比较符合乡下读书人的审美趣味——长相平平的草棵，挤着往上里抽条。
可惜我不能像解释“秀”一样，对“葽”字的意义予以诠释。“秀”的字面，不单指庄稼拔节灌浆，孕育秋实，还抒写了成长中的草棵所特有的那种新鲜飘逸气象。“葽”呢，据说是一种古老的植物。从高领细腰的形象上看，更符合蜀南常见的几种禾苗的标准：稻子、包谷和豆麦。高挑的身材，大老远就能看见它们蓬勃向上积极攒动的穗。冬天刚收缩了一圈的肚囊，似有些鼓荡了。
农耕文明时代，蜀南乡亲们的洞察力有余，想象力不足。
在我看来，四月的穗，更接近于柔性。
它是从稗、官司草或狗尾巴花等草本植物的顶部，拱卫出一层纤细的茸毛。喝了风见长，饮了露也见长。万物纷纷宣告自己所得之天下。
它是从葡萄、牵牛，或豌豆尖的侧茎上，冒出最细嫩的芽尖。按照潜意识既定的方向，组织藤蔓的长势——满头雾水，两眼望穿。
分明摇曳多姿！
名词在有效的距离之内，完成了一生中最深刻的转化，从庄稼到菜蔬，从犀利到柔钝，从一种经验到另一种经验。还是想破脑袋也不得要领啊。
四月上中旬，立夏。不破不立。有树当立。边建边立。顶天立地。亭亭玉立。立足，立足之地。“葽”，立于四月。四月立于夏。季节是慷慨无私的。它把所赐予的每一天，每一个黎明，每一个白天，每一个黄昏和夜晚，最大限度地延迟拉长。四月为此看上去很缓慢。
四月下旬，小满。草木繁茂。青色被平分。果实在暗处。麦子和油菜，快把头埋进土了，都在暗地里较着真，憋着气，想着“满”和“小”的事情。“小”，可不可以写作“少”？小脚小跑。一路碎步。涓流涣涣。细切的，长足的。涓流涣涣走高处。从植物的根出发，迈过茎、叶和花的家门，直抵种子的方向。“满”则更有态势，果实渐被水意充盈，衣服越穿越小，紧绷绷的曲线都快藏不住了——女大十八变。现在流行“秀”，四月秀葽的“秀”，换成民间的说法有点类似“满”。不过，我更喜欢“秀”，“秀”是我乡下一个堂妹的乳名。
堂妹秀，两岁尚不会说话，四岁还走不稳路。八岁上了小学，因为实在惧怕老师提问，加之老爸对堂妹的轻视，念了两册书，就再也不想去学校了。窝在家里做了十年活，人也没长高多少。这并不影响她出落成为一个成熟的乡下妹子。秀满十八岁那年，在父母的催促中，急着嫁到了邻村。那年，我已从城里的学校毕业，做了乡中学的教师。每次回乡，我会路过我们村和堂妹婆家途中的一所村小。听着教室里传出的童声，我会反复想起一句话，这是我和堂妹秀曾经的课堂，我念完了小学五年，秀念了一个秋期和一个春期。
五月鸣蜩
谷雨之后，牡丹开罢，殷红被流水拂风吹去。荼接着开了。这初夏的秋，一园子的怒气，挡也挡不住，像一堆不修容饰的怨妇。最数苦楝花姗姗来迟。美人迟暮。开一朵，落一朵，边落边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开。长发飘飘的五月之始。
当一切都快结束之时，芒种和夏至接踵而至，这才清楚地现出了夏的全貌——鲜明的由静转动之始。
天气渐热，终于可以脱掉衣衫，大声嚷嚷了！
“日北至，日长至，日影短至”。教学先生在黑板上方方正正地写下一行字，挥汗如雨。而后，领一课堂的学生娃大声诵读起来。
“螳螂生，始鸣，反舌无声”。学生们没应，估计诗文太生，尚未念顺畅。先生便启发到，这是文言文的节奏，需调整好情绪，摇头晃脑地吟哦。
“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芒种五月节，夏至不纳棉。”这句好念，也好懂。四月，立夏、小满，五月，芒种、夏至。是说，夏天到了，麦子、油菜黄了，麻雀偷吃庄稼，天气也不凉了。
“五月鸣雅舅，苗稚厌草茂。”不用读，光是看上去就是一句很著名的诗，却把先生给害惨了。
先生，“雅舅”是啥哦？有同窗始出难题。
先生抠了半天脑门：约是一种鸟。
“约是？”学生娃不买账，先生你可说的读书不可“约是”的，究竟是啥子鸟？好家伙，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啥子鸟，成天“雅舅，雅舅”地唤，自是“雅舅”鸟。先生耍赖皮了。
“雅舅”、“雅舅”地唤？一屋子学生娃，你看我，我看你，交换了眼神后，还是不得要领。在他们对于五月鸟鸣的认知范围内，似乎像“雅舅”这样的词语过于拗口了，不像一种乡下的鸟。
乡下的五月鸟鸣，才不会那么斯文呢！一屋娃一下列举了四种鸟鸣，都是五月的盆周山区著名的鸟儿。
“家公家婆（也有说唱的是‘各家各户’），割麦插禾。”课本上说唱这歌的是杜鹃。盆周山区的孩子们叫“各家各户”。
“躲窝，躲窝。”天还没大热，“饿鸟儿”就躲屋里，不喊饿才怪！“躲窝”是大人叫的名字，小孩子都叫“五月五”的，仔细一听，音韵和节奏原来是这样：“五月—五月五。”一长一短，好似歌吹。2007年农历五月，我到同样属于盆周山区的洪雅县瓦屋山下的复兴村，见村民拿出一泥作的乐器，样子有点像“埙”，吹奏出来的音色音调，却与我老家的那鸟唱的无出二样，一问，那奇怪的乐器还真叫“五月五”。怪了。我怀疑是不是听错了——小时候所闻听到的那种极美的鸟唱，会不会就是某位高人，躲在林荫处的杰作啊？
“石灰兜兜，石灰兜兜。”这是种很奇怪的鸟。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直到现在，我都想象不出这鸟的模样。如果照它的啼叫声揣摩，应是浑身的白色羽毛，一扑腾就撒得上下翻飞的模样儿。先生的常识是，约是斑鸠的一种。又是“约是！”约是就约是吧，反正我们不唤那名，还叫它“石灰兜兜”，要不叫“石灰粑粑”也不错，这样叫着肚子恍惚不再咕咕地叫了。
“麦哥（割），麦哥（割）。”男生们才念了两遍，就“麦锅，麦锅”地念糊了。
有女生正色纠正道，嘴又馋了？刚念了“石灰粑粑”，这会又想吃煎麦粑了？是“麦—哥—”！
任女生们怎么纠正，男娃们还是“麦锅，麦锅”地念。
后来，我终于知道，“麦哥”是乡村里最好听的鸟名，简直天生的一个诗人的名字。这是无论如何也要让我惊讶不已的，同时也是我对那些游荡于盆周山区的鸟鸣，一直保持尊敬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我至今不能准确地说出，那些从麦田和林荫下传来的自说自话，那些缘于五月里的无忌童言，哪一句出自这种鸟，哪一句出自那种鸟，但我知道，它们都是纯正的鸟语。
其实，到了五月，不可小视的是，有另外一种声音正在试图替代鸟语，并且最后占据了显著的优势。那就是蝉，《诗经》里叫做“蜩”的。在乡下，这两个名也因为太斯文而难以接纳，改成了“懒虫儿”，也有别的村庄的人叫“懒雀儿”的——依然是鸟的名字，多么的顽固！
六月莎鸡振羽
同样作为夏季的月份，农历四月呈现向上延伸的线条美，五月将听觉发挥到极致，六月则以一种更加缓慢的进程，深入夏的核心区域，酝酿一场宏大的变革——内容大于形式、由内而外、量变到质变。这有点类似盛唐王朝，以“胖”为审美取向，并不掩饰包括衣食住行以及性爱在内的等等一些物质的和精神的渴望。
农历六月的盆周山区比其他的季节更加安静。开花植物的子房迅速膨大。瓜果、豆类、玉米和稻子身材丰腴。禽鸟和野兽们把巢穴筑在离水和树荫更近的地方，改造中的茅舍、瓦屋和道路越来越像某种怪物，令鸟兽们敬而远之。当然，这个时候更适合昆虫们的表演。蜜蜂和蝴蝶，恨不能看遍所有打开的花朵，每一只翻飞的翅膀上面，都闪烁着太阳的影子。萤火虫最大的嗜好，是成群结队出入集体场合寻找伴侣——不是贵族化，也是现代派。蚱蜢、蟋蟀（莎鸡）、蜻蜓和蝉，这些自视身材性感，相貌出众，无需低调的家伙，为爱情争分夺秒，也因为爱情愈加透明。
这让我想起某个年轻貌美的孕妇，手捧圆润挺拔的腹部，踱步于檐下。她的臃肿很快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脸上不经意流露出的寂寥，与夏天的色彩不尽一致。她似乎是六月里多余的风景。老人一大早就上地里了，还不到送午饭的时辰。邻家的几个娃，大约正伏在课堂上，恹恹欲睡：“一九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年轻人呢，似乎能出卖力气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了。青春和爱情在高楼大厦下遭遇和成熟，城市里的一切已不陌生。村庄倒有些生疏了。他们需要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或村庄举行红白喜事的时候，再次回归村庄确认身份。
女人已有几月的身孕。她需要等待。女人抬眼望架上的瓜。瓜皮不见皱，光泽莹润。她的等待要持续到夏天的结束。秋一到，瓜熟了，适合女人分娩。然后是坐月子，带孩子。等给孩子断了奶，最迟到明年瓜熟，她就再不能在家傻闲了，她不想成为村庄的局外人。这不是她一个人的意识，似乎整个村庄留下来的老人和孩子都这么想——她应该出去了。丈夫说，城里的六月，有着并不一样的新鲜斑斓，好看透明。然后，再回来，再出去，好似一群疲于奔命的候鸟。
城里的夏天真如丈夫说的那样吗？
2007年的农历六月。作为一个曾经从村庄成功逃离的“城市人”，我的大多数时间是躲在水泥屋子里度过的。来自春天的一轮太阳，忽然在某个清晨醒来的时候不再亲切。城市的晨曦从来没有如此凌乱，拖鞋、短裤和衣冠不整。满脑子摇扇和空调的摇。一些从农村迁徙过来的老人和孩子，甚至潜伏了一种叫空调病的流行病。晨曦开始变薄变浅，仿佛玻璃杯里摇晃碰撞的玻璃蛋子。午后更像午后。西瓜刀，刃口锋利，架于一大堆西瓜的头顶。冰茶和矿泉水涨了三回价。街头的行人越来越少。车倒是多了——那些城市的甲虫，它们招摇过市的模样，似乎根本不把那颗太阳放在眼里。电视新闻说，这是两种势力在较量，谁是大爷谁是孙子，在很快的未来将见分晓。这是一个不被人关注的话题。降温费，带薪度假，电费补贴，成为办公室小刘和小王的讨论里频率最高的词语。黄昏总是来得很及时。我对孩子说，江边就不去了，街上传闻又有谁被淹死了，是一个贪玩的半大孩子，还是农村里来的民工，传递消息的人语焉不详。夜市和大排档也不去了，那里充斥了不怎么健康的泡沫。这个道理连我自己都没说服。孩子很委屈，一个人熬着写作业。深夜来临，他会听到小区里谁家的婴孩一直在啼哭。很多人都听见了。他们并没有睡去。
我忽然决定明天一早就给乡下的老家打一个电话。
清晨八点，我拨通了二姐家的移动座机。那个怀着身孕的女人，就住在二姐家屋前。电话没人接。忽然想起，在乡下，在农历六月的早晨，这个时间还在家里，已是不可原谅了。我又拨通了二姐的手机。一直拨了三次，也没人接。我想这个时候她应该在地里了，也许在她看来，只有邻居家那个清闲的小媳妇，才会挂一个电话在胸前。那个女子的手机，粗大结实，真像她丈夫的模样。
没人接电话也好。我并未想好要问的话。老家的人应该都好好的。如果是在十年前，我会对他们说，孩子想吃点新鲜蔬菜，你们进城来的时候顺便给捎点来。如果是在五年前，我会劝慰道，天热，就别出去了，田地种不完，就撂荒，也产不了几个籽。现在是2007年的夏天，我却忽然有些忘词。有一件事情，一直难以启齿。这个农历六月，不，这个公历七月（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混淆的），我在城里并不一定有他们如意。
七月食瓜
并不是每个季节，都能从地里收获的。五月夏收，九月十月秋割。经典的农业模式是：五月收回小春；之后的整个夏天，田间少有劳作，庄稼兀自生长；一边嗑着美馍，一边静等大团小团的绿，由青而黄。似乎很惬意。盆周山区并不适种小麦，我的印象里，仅在大集体作业的时候才见种过，麦棵稀稀疏疏，又矮又瘦，芒不到两寸长。这与曾读到的“金黄的田野一眼望不到边际，麦棵厚实得快把人埋掉”的描述相差甚远。换了几次品种，仍不见起色，队里就把麦子淘汰了。学大寨搞农业现代化的那一年，还买回来一台打麦机，隆隆隆地折腾了一个月后，又卖到了坝上。油菜倒是坚持种到了现在，产量还是老样，但油菜能当粮食吃饱肚子吗？
仓廪里所剩无几。地里的尚不能往回收。不够吃的人家，还得借些粮。春天又饿又忙不说，盆周山区比坝丘区的农民，还平白多出一个啥事也做不成，只能慢慢守熬的六、七、八月来。披红戴绿的春和夏，多么好的景色，却在一种矛盾的心情下错过了。老人们的讲述来自于世代沿袭的经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至少在我们这一代，甚至再往后，“青黄不接”的悲悯色彩，甚于词语本身的审美和诗意。
南瓜、黄瓜和佛手瓜，应时而生。七月，注定是成就大英雄的时代。七月的瓜，皮薄心实，能吃饱，便于存贮。在食物匮乏的年代能充当粮食的身份，毋庸置疑。黄瓜，原来的名字叫“胡瓜”。我大姐家所在的坝上，“胡瓜”实为南瓜。据说，所以叫“胡瓜”或“佛手瓜”，是因为这些瓜，都是从西域甚至更远的地方引种过来的。老家却少有人这么别扭地叫的，他们嘴里唤出来的名字很东方。黄瓜还叫黄瓜，连名字都好看。佛手瓜的乡下土名叫“兔耳瓜”，颇形似的名。南瓜叫“面瓜”。关于“面瓜”的来历和含义，我一直不得要领。后来去外地上学，听着我“面瓜”、“面瓜”地喊，女同窗们像见着古人一样傻看着我。我怀疑了，“面瓜”这个名会不会是讹传。
很多年后的某个农历七月，我终于在一个自称“老实的面瓜”的博客里，读到了一首题为“我是面瓜”的诗歌：我不是五笔高手/疏忽大意/左手指往左靠了一键/把FM打成了DM/也不是智能拼音高手/马失前蹄/右手指往右靠了一键/把声母N打成了M//我心太软/傻叽叽/也没个性/甚至好欺负/其实就是那熟透了的南瓜/你一定吃过它/也永生记得/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尽管其貌不扬/我生机非凡/于是就有诗人/歌我藤蔓的快绿/唱我朴实的花黄。
很有趣的诗歌。它坚定了我把“面瓜”喊到底的决心。
我确实认识一个叫“面瓜”的男人——我十年前的一个学生家长。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叫“琼”，上初三。小的叫“晓”，上小学四年级。男人家里种了很多的南瓜和兔耳瓜。每天一大早，他和妻子，会往镇上的伙食团和饭馆送瓜，男的背南瓜，女的背兔耳瓜。男的没什么话说，只管出力气，讲价称瓜收钱都是他女人的事情。街上认识的人，也都不叫他俩的名字，叫男的“南瓜”，叫女的“兔耳瓜”。因为是长顾客，又是趸卖，他家的瓜就卖得便宜，南瓜一毛一斤，佛手瓜五分一斤，从七月卖到九月，早熟的，六月上旬就上市了。有一次，我去家访，看着男的对着屋后满坡的瓜架，只是笑。女的嘴快，说，一季能出一万多斤，装起来满满一卡车。多亏了乡场上的几个大单位需要瓜多，也不愁销，卖瓜的钱刚好凑够两个娃上学用。女的似乎还信誓旦旦地说要一直种下去，直到把两个孩子，都送进城里的学堂。从两人的目光和那女的摆谈里，南瓜和兔耳瓜似乎是两个孩子未来前程的保证。
当我再一次回到那个村庄，见着他俩的时候，已是去年的九月。男人递过来一支烟，也没什么话。女的告诉我，琼初中毕业，没考上学校，去县城打了几年工，找了个男朋友，就没想回来了。晓上完职业大专，去了广东。兔耳瓜种得不多，够两人摘来当菜吃。南瓜早不种了，只有檐前还吊有几颗，红绿相间的，很好看。女的解释说，这瓜叫“金瓜”，外地方叫“北瓜”的，不是原来山里人房前屋后种的那种。是晓从外地带回来的种子，不大好吃，只能喂猪。也有城里人买去当摆设的。我说，你家是瓜王，一个叫“面瓜”，一个叫“兔耳瓜”，名气挺大。现在瓜越卖越贵，南瓜七八毛一斤是大市，兔耳瓜有卖到一块多的。男的终于开了口，现在村里种瓜的都是没出息的，背老大一背篓上街，卖不了几个钱，白花力气。再说，俩孩子不上学，没了压力，也不想淘那神了。这是句大老实话，倒是很符合那男的“面瓜”的性格。
离开那家人后，女的挑了一颗又大又老，花纹特别的，送予我。直到现在，那瓜还摆在我的书房里，一点不见有腐败的迹象。有几次，岳母差一点要打它的主意，被我阻止。老人的理由是，再怎么打扮，它仍是只瓜。何况，南瓜越老越熟，瓤也更面更甜。岳母说，现在煮一回南瓜吃，还真奢侈。我的理由是，别看它只是只瓜，现在脱了泥腿进城，就是需要仔细陈设的“四不”器物了（还好，我没说它是“文物”）。瓷器好看，闹不好会摔坏。那瓜放在那儿，不吃不喝，不卑不亢，不怕摔打，还不乏生动。
八月剥枣
枣花徐落的五月，我们在树下张望。枣，花色花香如其名，淡雅的，也无湮晕，白描一般。敲于额际，却是叮当毕剥响，有点“灯花”的味道，敲一下，落一朵。“我们”——其实就是一群半大的男孩女孩。在枣树下凿锅埋灶过家家，或骑着竹马围着枣树一圈圈转悠。后来读闲书曾读到“青梅竹马”，不解，就想，怎么不是“青枣竹马”？当然，这个念头仅是一闪而过。我们在枣树下转悠的时候，想法其实很简单，简单得只是出于觊觎三娘家的那棵大枣树。就想，怎么三娘家有这么好的一棵枣树，而我们谁家都没有。想这个问题，想得傻了，任凭三娘怎样撵，也不走。三娘说，那枣还是花哩，你们这些娃就眼巴馋了？
三娘家的枣树，确实让我们对八月满怀期待。六月，枣花落了，生出枣娃，枣娃一身素衣薄衫。到了七月，换下青衣，着了绛红。等一树都是紫衣紫袍了，终于闻及枣的味道。八月了，村庄的角落回荡着一种羞涩的清香，香得怪怪的，让人想闻又不敢把鼻子凑近了闻。就远远围在树下，等三娘端来竹筛摘枣，一人抓一大把。我们自然等不得给枣剥衣，一囫囵一颗。这时候，三娘的故事甚至比剥枣更为有意思。三娘说，她比三爷要大好几岁。那年八月，她从山外带着我应该叫哥的两个娃来到我们村。还是壮小伙的三爷，看他们母子几个饿得不行，就摘了一筛枣予他们剥了吃。后来，三娘就带着两个娃留在三爷家了。确实是个适合在枣熟的时候讲述的故事，也不知讲了好多遍。这在戏里可能老掉了牙，到了我们村庄就是新鲜事情了。可惜，村里的很多人并不在意，包括三娘的几个娃，和一大帮孙子孙女、曾孙子曾孙女。直到，三娘和三爷终老死去。直到，我离开那个村庄。
三娘有个叫“枣”的曾孙女，女孩此名还是我给提的建议。枣原来的名字叫“琼”，上学的时候，找到我报名，我就对他父母说，这名洋里洋气，不如叫“枣”。女孩的父母听了我的意见。取此名，我是心存了几分私念的，多少暗含有把村庄更多的美好铭刻于记忆里的意思。
八月枣熟的时候，我曾见过枣一面。她说一直在城里打工，前些时候，父母打电话说有什么急事叫她回来处理。其实有什么急事嘛，就是喊回来说耍朋友的事情。我问她，她男朋友是谁。她说，几年前耍了一个，邻村的，还是同学。那男孩很喜欢她，两人就一同到城里打工。打了几年工，两人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疏远了。这次，就是父母催促她回来明确两人关系的。我就问，结果怎样，要请吃喜糖了？枣哈哈大笑，吃啥子喜糖，直接吹了。他们（指她的父母）是老牛筋。因为我是她的老师，她才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其实，是因为有个城里的老板喜欢上了她，据说她也不在乎那男人另外还有没有女人。她见我很诧异，就说，这有什么，我喜欢他就行。女孩给了我一把枣，一边和我说笑，一边不停地打着手机，显得轻描淡写的样子。那天，女孩一身紫衣，一头绛发，连脸色也如红透了的枣。看着满眼浓烈的紫，我想这大约就是爱情成熟时的色泽了。那么爱情的味道呢？它在枣的世界里，是不是还如三娘家的那棵一样，有着八月的暗香，腼腆，羞涩，不敢让人凑近了闻。
九月筑场圃
贫困时代，我们的梦里常常出现的画面，是一大笼热馒头，或一碗白米饭。虽说有些想入非非，却不由自主。我们太需要肚子的安全感了。直到现在，我们不再挨饿，但这样的状况并无多大改观。我们早已不再饥饿。秋天，仍是一年四季中，我们最为期待的季节，但秋天的意义，显然已不止于把粮食收回屋本身。对于农民，它还含有还原劳动的价值，以及不断延伸劳动过程的意义。
生产队里本来有个硕大的粮仓，足足有十几间瓦屋那么宽大。四周用竹板夹严，中间填上石骨，竹板上再抹泥，阴干，就是一道厚实的墙了，别说老鼠、野猪，就是人也很难钻进去。据说，氏族时代的粮仓就是这个模样了，几千年无太大的变化。我见过汉时粮仓，出土的陶制品，人死后随葬于墓里。古人把粮仓都带进了墓里，可见，人死了，埋进石棺，还是觉得肚子容易受到老鼠、野兽或盗贼的侵扰，不够安全。
我们建造粮仓，表面上为了躲避老鼠、野兽和盗贼，潜意识里似乎一直在把自己和粮食纠缠在一起。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粮食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以粮仓为中心，展开日常的一切劳动。每个九月，粮食差不多要黄熟了。之前，当务之急要准备的，是把仓库整理一遍。阳尘积了一年，就会起吊，需要清扫。门窗缺了的口，还有夏天老鼠钻的洞，也要补上。村庄里最好的匠人，篾匠，木匠，石匠，泥瓦匠，都请来。当然，有会几种手艺的更好，请一两个人就够了，省下些劳力做别的事情。在我最初的一段记忆里，一到九月，队里的工匠们就会围绕仓库，敲敲打打，修修补补，仿佛过年时候整理自家房前屋后一样天大的事情。也许是给林子里的松鼠学的。松鼠的窝造得很经典，不光是造，还得往里添些树枝棕片。据说，就是最严寒的冬天，松鼠的窝也是毫发无损，而且一个冬天，窝里也是果实累累，自然，松鼠也不会挨饿受冻了。松鼠的启发，并没有给我们生产队的那座粮仓带来更多的内容。那时候，也没多少东西可堆放，队里就常把粮仓辟作会堂，在里面生火打牌，开社员大会。于是，队里的粮仓，还有个名字叫“公房”。顾名思义，那是大伙的，队里的成员人人有份。后来，土地下放到户，田地自己种，粮食分户藏，谁都不能独自占有队里的公房，就拆了粮仓，一些人还把竹夹板捎回家当柴烧，竹板使用年久，自然是最旺火的干柴火。
后来，生产队里再也不见有那么宏大气派的粮仓了。老实本分的人家，自个备有屯子，我们通常叫米桶。有竹编的，有木板镶的，胆小一些的就用铁皮箍，还是好几个呢。更多的人家，除了留着部分粮够一家子吃，剩下的就换成了钱，又用钱换成了电视、摩托车和瓷砖房子。但也有另一个极端的典型。去年，队里有户人家修新房，请了邻居帮忙搬家，光是他家的陈粮就是几万斤，连十多年前的谷子都还有，要搬好几天呢。搬家的年轻人就取笑道，别说现在粮食不值钱，你这谷物，霉吊吊带耗子屎，就是送人也无人要呢。那户人家还真听了年轻的人的话，索性把家里的陈粮卖成钱，两个铁皮屯子也送了人。卖了钱，还了修房的借款，最后还抬回来一台簸箕大的彩电。谁也没想到，今年粮食价上来了。一家人算了一下，用去年卖谷子的钱，还买不回一半的谷子来。就后悔听了小青年的话，怀念起粮囤的好处来。
我们在饥饿的时候，建造粮仓，说着粮食的好。我们守着粮仓，不知饥饿为何物的时候，又轻易地放弃了维护粮食应有的尊严。作为农民，我们无法抹掉记忆。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把握来自土地、季节等一些自然因素之外的不测，就像那家人一样。听说，那家的老人后来甚至还诅了咒，说什么再穷也不至穷得来要卖谷子和米桶。也许，那家老人并不是计算这一卖一买的得失，在乎的是出卖谷子和米桶的面子。
十月纳禾稼
九月差不多算一年中最忙的月份了。一家老小都发动起来，忙着收稻子回房，最迟的，也等不到下旬就得开镰，田里的活，无论如何也不能拖到十月了。“九月九，家家有”。九月一过，一年的辛苦算是到了头。田里还算争气，家家的望楼和屯子，好歹也填实了半截。一年的汗水账，该怎么算，心头已有了数。无数也没法，昨日的太阳，不会等到明天才出来。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各家的肚皮都亮堂着哩。
翻过九月的坎，天气突然会好起来，人走路也打起了精神，好像有什么年节在前面候着一样。什么节呢？想来想去，老人们冒出一句“十月一，有的有，没的没，脱了裤子也换得吃一顿”，道出了山里人深藏于骨子里的乐观和幽默。有吃，没吃，辛苦了一年，别亏待了自己的肚皮。这是大老实话。
在山里人看来，一年是从农历的十月一日开始的，也就是过年了。农村人过年，不像城里人讲究出行穿戴，对于吃食却不敢马虎。过年嘛，是过给自己看的。田里有什么新鲜的，都摆出来。核桃稀饭，红苕稀饭；凉拌胡萝卜，水煮白萝卜；南瓜汤，冬瓜汤；糯米粑，油糍粑……好像举办新粮大展会。吃罢上顿，再张罗下顿。再忙，再本分的人家，也要不惊不咋吃几天。男人们一天两顿一顿二两烧酒是不能少的。天垮下来，也挡不了吃喝的欲望。十月天，阳春天，还高得很蓝得很呢。死了妈娘老子，也要吃要喝。妈娘老子苦了累了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后人能吃好耍好？姑娘赶着嫁人，更要吃。再不吃，过了十月，就嫁到婆家了，想回来吃，还要看舅子的脸色。总之，有什么活，先放置一边。再说，田地里就那点事，也不够操心的。
田里的活刚完，离抄板田还早。再说，生产队里人丁一多，摊下来，也没几块田了。山上的地，都种了竹树。原来还间补些包谷和豆角，产量上不去，就不想去管，任由竹树生长了。那些竹树原本就习惯待在山上，野惯了，没人管，噌噌噌，就满山满坡插遍，毛茸茸一大片，谁还看得出哪是包谷地，哪是豆角地。县上来做工作的林业干部，反复交代种竹树的好处。说那些竹树就是种下去十年八年才收的稻子、包谷和豆角，青山就是各家各户的信用社。十年八年，成了材，间伐后，卖了钱，大家就把定期存款取回来了。再说，各家各户出地皮，国家出政策，山上的竹树就只管使劲地长，一不管锄草，二不管施肥，国家还有补贴，白白地予你钱花哩。
林业干部的话，听上去像讲笑话。昨天还是山上疯长的毛糙家伙，今天咋就成了“财”，从来都是当柴的。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田里的庄稼，三月下种，九月黄熟，一年收一茬，看得见摸得着。十年八年，一二十年，才收一茬的庄稼，悬啊！何况山林竹木，不会自己变粮食。竹树砍了，拖出林，扛到山外，给老板讨价还价半天，换成一沓钱。再去集上找粮贩子，讨价还价半天，总算买回半袋口粮来。乡下人天生不会做买卖。那些环节仿佛一个个套子，稍不注意就钻进去了。更让人想不明白的是，光出地皮，不出力气，坐等收成，不成了不劳而获的地主、地主婆！倘若是地主、地主婆，那又是吃谁剥削谁呢？吃国家吗？想起来就要冒一身冷汗。
想不明白，干脆别想。想不明白，钱终究还是到了自己手头。农村人嫌钱烧手，又不会花，吃进肚皮才踏实。忙了九个月，秋也收了。从阴历十月初一起，盆周山区一年的农事就此绾了个结。下来，还有冬至。山上还埋着自家的先人，活人有吃有穿，别忘了死人。冬至一过，就是大年。一想到过大年，人们的情绪又来了。好说歹说，有吃无吃，反正又是一年要过去了。过去了就过去了，别那么给田里地上的事较真，较不起真的，徒添烦恼而已。还是眼巴下要紧。烧酒照喝，牛皮照吹，纸牌照打，荤话照讲。没几个人空着嘴巴和手。田里地里的闲，换成了酒桌饭桌上的新活，莫名地更忙了。
一之日于貉
2007年12月22日。冬至。关于这一天，文学作品里的道具往往是风雪大作。为营造足够的“阴极”气氛，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寻出三五个前清或民国的旧人，身着紧身棉袄，脸蒙去半边，忽地从两旁闪过来，说着诸如“过了冬至，日子长出中指”之类不甚明白的鸟话。
这一天，在上古是集体狩猎的狂欢节日。而村庄与家族的狂欢，因为空洞得只剩下称谓的一大堆死人的调动，注定是从悲剧开始的。那些深藏不露的幽暗目标，甚至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一些，镌刻成家谱里工整的一笔一画，我们说，那是枝丫和叶脉。一些，无名无号，深埋于泥土，我们又说，那是根。
这一天，我们再次听见时间断裂的声音，音容凝固的声音。就连他们曾经饱受的饥饿、贫寒和苦难，也如遗物一样被翻捡出来。我们忐忑不安，痛感迟钝。从早忙到晚，似乎清晨也有了黄昏的味道。我们小心翼翼地燃放着大堆的鞭炮，还焚烧了大堆的纸钱。甚至倾其所有，杀了一头肥硕的猪，摆出整块的猪头于香案，以显示发自内心的慷慨。对于先人的苦难，我们的慷慨又能算什么。我们惊讶于自己回过头来，对着那些称谓，能如此从容地絮絮叨叨，仿佛面对一大片文物。也正由于一次又一次地回过头来，我们发现，家族的历史被拉得如此绵延，如此漫长。
这一天，雄壮的猪号，显然承担了化悲痛为力量的道具角色。那瀑布一样的大红大紫，给一冬以来的灰暗，涂上喜气。虽然很多人没这么说，但事实上所有人都在借死人的话题，为自己的未来热烈谋划。有一次，我甚至在给死去的岳父燃放鞭炮的时候，因为讥笑家里的女人们对着祖先信誓旦旦地祈祷太自私太功利，被鞭炮的炸响轰聋了一只耳朵。为此，我被视为是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一天，吃得狗肉萝卜汤锅，却是很合乎时宜的。我们回乡下老家上坟，顺便杀了一条喂养得很壮硕的狗。用木棒一阵乱打，狗便恨恨地死去了。剥了皮，炖得八分熟，剔除骨头，再下锅，便可围拢来食用了。手法简捷，不露痕迹。这次杀狗事件纯属意外。这个冬天，城里正在盛传打狗防疫，我们担心此种局面蔓延到了乡下。其实，乡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担心。到处都是狗死去时恨恨的叫声。天气更冷了。喝着狗肉萝卜汤，我们满头大汗。这个意外的事件，倒成为我们一家老少这个冬至天最为忙碌的活。
剩下来还有什么可做呢？我们沉闷，寂寞，无奈透顶，早就对自己不满。像在冬至里爆豆粒占卜来年的游戏一样，被我们不断重复，最后成为某种程式。一些豆粒自然会爆的，爆得很响很脆。另一些也会视我们的热情于不顾，成为“丫丫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我们对未来的偏执，限制了想象，以至于把自己的前程寄托在一种仅能听得见声响的童戏里。
翻冬地呢？“冬耕划破皮，强似春天犁一犁。”“犁得深，耙得烂，一碗土，一碗面。”“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种下什么，就想收获什么。付出多少，就想回报多少。地皮和肚皮之间，我们被挤得喘不过气来，剩下另一张皮，一张功利十足的厚脸。有多个冬天不用翻挖冬地了，土地早已贫瘠不堪。我们只需坐等春天来临的时候，才去杂草丛生的包谷地里放上一把火，或者喷上一层锄草药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无法挥动铁块和木头拼制的锄头。先人不吝惜力气的品质，到了我们的身上，已所剩无几。不用流汗，地里的小春作物一样茁壮。无力拒绝化学肥料诱惑的油菜、豌豆、胡豆，卖力地开着迷幻的花朵。未来的高度，仿佛一步之遥。土地在下。一半是清醒，一半是知足。
二之日凿冰冲冲
“一九，二九，怀中抄手。三九，四九，冻死猪狗。”一首唱出来就会冻得直打哆嗦的民谣。我想，很多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与我一样印象深刻。那时总有两样感觉捆绑在一起——寒冷和饥饿。
就一天天掐着指头数。数过四九三十六，冬天也快数过头了。明晃晃照眼的节日，候在前面。年，它从腊月开始，便已挂在老人们的嘴边喊累了，还忙坏了一双双纤巧灵活的做女红的手。它塞满了小孩子的牙缝，填实了耳朵，照得眼睛也睁不开来了，甚至迁就了我们全部的欲望。
老人们说，年一过，雨水顺着腰杆就爬上来了。别不信，你摸摸皮肤是不是怪燥痒燥痒的，这是在上水。
茅房瓦屋，疏离的疏离，聚落的聚落，被一排排冰挂封了檐口。茂盛的冰挂，预示庄稼的长势——腊月的冰挂属于秋天果实的预演，冰挂有多长，来年的包谷就有多高，冰柱有多粗，来年的包谷就有多壮。
冰挂的样子耐看，忍不住当冰糕咬一口，凉死你！就是不能掰。老人们训斥道，一掰就会坏了年节。
地气洇上来，一天升一层，那些冰挂，快撑不住了。悬吊吊的，一触即发。十七八岁的小伙，毛手毛脚，早晨起来一掀开门，额头差点就撞上冰尖。眼快的女娃嗓子眼欲跳出来，捂住小嘴，气不敢出。吓得小伙出半截凉汗不说，还遭老人呵斥三回。气也不是，忍也不是。还得小心翼翼护着冰挂，吃不得摸不得，好似家里清供的果品。直到腊月正月越过头，直到我们把春节囫囵地忘掉。
暖意面朝年关过来，紧走慢赶，一步一摇，有点像我父亲欲写诗文打腹稿时作踌躇状。阳光，不觉耀眼，抬头可望。紧凑，熨帖，面迎我们的目光，徐徐漫过村庄的门楣和面庞。村头村尾，不时冒出一件件干净利索的棉袄，招摇而过。各家的门楣贴上了大红春联。花花绿绿的窗纸，似乎把村子糊了个遍。
当初，我们的祖先把一年的结束和起始，以冰冻三尺的数九寒天作为分界线，多是出于无奈。如不这样，我们很难想象，日常的信心会不会随着大地苏醒之前那个漫长的冬季，无端地被拖得很长，直到没入尽头。腊月不再是日渐急促的腊月，外出做工的男人也不再想家。粗话、荤话，乡音不改，但也只是他们用以打发无聊时日的口头游戏。关于老屋的记忆，总是被吹向别处的风，捣干，揉碎，最后剩下几枚日渐陌生的树叶，那是他们（我们？）已为数不多的乡下亲人。他们中有的人在乡下还有老人、女人和孩子。那些老人聚在一起，就发感叹，感叹那些离开村庄的年轻男人，一个个像吃了铁心秤砣，九头牛都拉不回头，村庄的人丁已无兴旺的迹象。父母的抱怨和焦虑，越来越让他们感到愧疚。他们曾在电话里一次次地描述挣足了钱就会衣锦还乡的景象，老是未能兑现，不知让他们在村头望穿了几回。女人失去了等待的激情，早无编制毛衣的耐心，只会做一日两餐的饱饭。小孩子即便是天天穿新衣，还是不学乖。愧疚的仍旧愧疚，憋气的更觉憋气。
如果天还没有塌下来，如果每个冬天失去了以年关作为背景，很难想象，我们的日程里还会有几次回家的安排。好在有了年，有了春节。年在哪里，春节在哪里？在吾乡。吾乡又在哪里？在大地之上。大地之上，皇天之下。五种元素，绕着村庄的内部，循环往复。金变成土，土涵蓄水，水滋养木，木又生火。有了火，盆周山区的冬天不再寒冷。此刻，寒潮正步步袭扰中原、南国的许多城市——游子的异乡，尽管干净平坦，车水马龙，却不能称大地，充其量叫旅程，用时髦的话说就是“在路上”——权宜之计而已。旅程是以长度来衡量的，大地则无限宽广，可以盛装无以计数的村庄，盛装我们全部的快乐和忧伤。
年！终于盛大地降临。作为时令中具有显著自然和人文特征的一个阶段性端点，它伴随盆周山区一片隆隆而至的凿冰冲冲，在愈行愈清晰的某种暗示性低鸣里，以明确的幸福预期作为收尾。我们的记忆被再次强烈地蒸发，绑缚于故乡盛大的绳索之上。拎着花花绿绿，大包小包，我们踩着绳，一步步往回挪移。甚至还是远远的，我们就已清楚地看见，在绕了一圈之后，一些故人又从前面的某处闪出来，兀自啰啰唆唆说着不合时宜的套话，兀自漫不经心做着饶有趣味的旧事。以至于我们也被那份平静和缓慢感动，停驻下来，一边打着哈哈，一边忙不迭地伸出手去，仿佛在接纳某种召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