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时候，黄昏总一拖再拖。一天的农活尚未完，肚子已饿得不行。地里劳作的人群像蚂蚁，一片树叶就能把他们遮掩。树叶是静止的。庄稼是静止的。石板路是静止的。房屋是静止的。
只有炊烟缓慢地直起来，挺撑不久，又折了腰和脖子，一直顺着沟壑弯下去。几声咳嗽和小孩的呼喊，远远的，能听到，偏不见。炊烟，黄昏里唯一生动之物。
比黄昏还迟还黄的炊烟。那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炊烟。
也有叫人烟的。它意味着三个形容词：“饱”（往往感觉则相反）；“暖”（与之相关的是火塘、棉袄和母亲灯下那张老脸）；还有“幸福”。幸福是什么？大人们说，跟一顿饱饭、一夜好瞌睡比起来，幸福是狗屁。读书娃说，幸福像花儿一样，原上多的是好看的花儿。与大人们不同，读书娃对幸福的理解，除了好吃，好睡外，还多出好看来。
读书娃实在，好吃，好睡，还不缺少梦。
三间茅屋。大人住正房，男孩、女孩分住两旁厢房。建四间、五间屋的，被视为给钱烧的。正房光暗，大人们躺进去，呼噜打得响亮。厢房朝阳。干净的阳光。梦摇着摇着就过来了。梦见自己率一大群猪、羊、鸡、鸭，满村子闲游，所过之处皆为领地。梦见一大屋人，挤一堆吃饭，睡觉，唠话茬，把一缕炊烟往散里搅。
炊烟并不见得好看（倒是好闻极了，夹杂柴火、粮食和动植物油的芳香）。那时候，我还不会使用像“袅袅”一类的形容词（据说，那是很富诗意的）。我的习作常常被老师判为“辞藻贫乏”。“村支书和队长家的炊烟，青黄青黄的；村支书和队长的脸，也是青黄青黄的；村里很多人的脸，都是青黄青黄的。”“青黄”、“青黄青黄”或“又青又黄”，一词似乎被我无数次地使用过。
因为，那些“青黄青黄”的脸，太过熟识。我所见过的脸，几乎都出自同一张模。陌生的面孔，来自村外，只有去乡场的途中，才可撞见。青黄脸支部书记是我老爸。他管一个生产大队七八个生产小队（通常说生产队），算是村里的大官。老爸少管生产小队的事，但他是本队人，队长只能排老二。另一个青黄脸队长，是我本家一上门女婿，待人温和，催工不催实。队里唯一的高音喇叭，挂在大槭木树上，黑咕隆咚的，好似乌鸦窝，但比乌鸦还噪。成天都有人在里面喊话（一直以为公社的干部嗓门才那么敞亮）。树下，十多间瓦屋连一片。谁家的屋能有这么排场？公家的屋就有这么排场。公家是谁？生产队。所以，那房叫“公房”，也就一硕大粮仓。秋天了，粮食收回来，堆放进去。在没有分配之前，高粱、玉米、稻子、红薯和大豆，属于村里所有的成员，放在谁家屋里都让人不踏实。很多时候，公房就没填实过。地里出产的粮食太少，等大家把口粮领回屋，余下的留种都不够。也不能白闲着。又买来柴油机、打米机、磨面机，辟了个大米房。还有空的几间，用以盛放犁、靶等大型农具。一时卖不完的竹麻捆子也塞进去。到了冬天，活松了，队长又变着花样，召集大伙赶到公房，生一堆火，脚挨脚围拢来开会。
那会无疑是村里最为闹热的聚会。年关即将来临。请来人放坝坝电影，耍灯戏。放电影样板戏，年轻人尤甚喜欢，谁都能哼几句。老年人喜欢堂灯，古色古香的一种民间杂戏。会演此戏的方圆百里数十个村，超不过二十人，都是些读过古书，上了年岁的老艺人。队里花钱置办几桌酒席，请堂灯艺人唱一台，末了再送点人情。花销还是大，收成再好的年头，也只在过年才能请来助一下兴致而已，不能铺张的。小屁孩爱看的是狮子灯，“翻五台山”就好看至极，简直惊心动魄！可惜，掰指头算，也没看过几回。
大队里还有别的生产队，在公房里开批斗大会，逮捕犯人的。我们生产队的公房从来没派过如此用场。村里的人信奉柴多火旺之理，不放过任何公共的聚会。开批斗大会逮捕犯人的时候，那些生产队的人，将公房的火塘烧得比平时还旺。事情再不光彩，也得把烟火撑起。何况，公房同属于生产小队集体，几乎就是一个大家族的面子。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公房之于每一个集体成员，如面子之于人。那时候，村庄更像一个庞大的“家”。大家长就是村支书老爸，二家长就是女婿队长。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二
我要说到八十年代的集体劳动。红旗猎猎，歌声嘹亮，如此雄壮之阵势，已成往事。土地被切割成许多块，人们在属于自家的那一块上忙碌。每天要做什么活，没有了队长统一喊话，各家出工、放工时辰，参差不齐，却不见有谁把庄稼给贻误了。季节都在各自手上掐算着呢。
母亲下地做活，老一个人低头闷着，也无言语。偶尔能听见歇活时的咳嗽和吁声。原来在集体生产做活的时候，亦是这样。母亲说，身子骨都快累散架，嘴还是歇着点吧，把气力都腾给一双手脚。难怪，母亲的活总是赶出别人家一截。
我的三个姐姐和大哥，颇不以为然，又不是劳动改造，何必搞得跟犯人一般？他们开始怀念，怀念几十百来号人挤在同一块庄稼地，唱同一曲歌谣，喊同一节奏号子。年轻人天生适合有说有笑的场面。他们有的是充沛的体力和精力，热衷于面对面去比拼，并为此不懈地消耗体力和精力。他们甚至把众人挤在一堆的集体劳作，视为唯一的娱乐节目（没有更多的选择）。农具挥舞（农具怎么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道具）。号声震天（盛大的背景，不假修饰）。我的三个姐姐、大哥以及更多的年轻人（作为演员，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的表演破天荒地很投入。他们把对集体的拥戴，化为对劳动的热情。公有制淡化了在劳动和报酬之间建立某种联系。集体劳动提升为过程享受，结果微不足道。
母亲并不认这个理。农民靠种田为生。春种一粒籽，秋收一把壳，心血汗水白流不说，一年的光景弄没了，再找不回来，天打雷劈呀！母亲被田地和老天折腾怕了（也许是饿的，人一挨饿，脑壳就发昏，镰刀、锄头看不清楚了，田地看不清楚了，老天看不清楚了，节气看不清楚了……都看不清楚了，还剩下啥？）庄稼要一手一脚侍奉。田地就那么一点。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土豆不会因你人手多，就平白多出一窝来。玉米也不会因你嗓门大，就把棒子鼓大点。它们都在暗地里给你较着劲哩。母亲也在暗地里较劲。跟田地较劲，跟老天较劲。旱了三月，总算盼来了雨水，雨水一至，又绵延不尽。母亲成天气喘吁吁，仿佛从来没跑赢过谁一样。
从青黄脸队长手里接过土地承包合同的第三个冬天，母亲一个人走了。母亲离世的时候，还念叨着她的庄稼。和村里很多的老人一样，他们把自己的农民身份，看得比很多事情都重要。村里的人都说，母亲是被土地累死的。可惜，母亲至死也未曾明白此理。关于劳动的讨论，母亲与家里的年轻人，谁都没有错。我的三个姐姐和大哥喜欢集体劳动也是对的。集体主动承担忧虑，快乐则众人分享。好似切蛋糕，一丁点的快乐，被掰成了许多份，幸福被放大。母亲也是对的。她像一头善良的老牛，下了田地，就一根筋地朝前拉，不可能去想如何解开那根绳，想也是白想。每前进一步都孤独。孤独地劳作。承受一辈子的苦累，为等待随后的幸福。只是，她没能等到幸福降临的那一天。
三
电视的到来，彻底颠覆了乡村的公共娱乐方式。几十百来号人，齐声高歌呐喊，狂欢似的集体劳作，自土地划归各家料理就已被抛弃。劳动更多的是与“一个人”有关（母亲真是有先见之明）。村庄的人们开始计较自己的劳动所得，对从来没有见过的“明天”也有了“想法”。屯里的粮食一层层往上累叠。第一次在信用社开了户，存上了属于自己的财富。小孩子的兜里，装满了玩具和零食，别说那花里胡哨的包装没见过，连那些东西叫啥都说出名堂来。男人们的脾气渐长，抽杂牌的烟，喝杂牌的酒，玩杂牌的牌。新娘子恨不得把全部的新衣都穿上身；陪嫁的大花棉被，六床、八床、十床、十二床……一家比一家有啊。
眼花缭乱的物质。从不曾见过的物质。仿佛好看的肥皂泡，充斥着村庄的现代生活。“幸福”不再是一群人的标签。很多时候，“幸福”与“面子”是同义词，成了衡量一个人对于一群人的人际关系，看得见，摸得着，甚至可以量化为无数组可以比较大小多寡的数字。
黄昏仍然来得迟，人们早早地收了工，回家拧开电视。昨晚的故事，接着往下讲述。与过去的坝坝电影不一样的，电视是连续发生的，是天天都有的。那时候，看一场坝坝电影要等上数月甚至大半年。谁有数月，乃至大半年的耐心，去等待一个并不明确的念想呢。人们很快把坝坝电影忘却，开始关心停电，关心“另一群人”的命运。频道有些乱。长串的演员名字。序幕比故事还精彩。最有味道的故事，往往发生在午夜。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喝着不甚明白的饮料，听着不甚明白的音乐，诉说自己很“爱情”很“幸福”。也有说自己不“爱情”不“幸福”的。“爱情”和“幸福”成为村庄的流行词汇。
我的三个姐姐赶着把自己嫁到了山外的村庄。村庄很大，再大还是村庄，只是道路比原来更宽阔，稻子一眼望不到边。还是要与庄稼打交道，还是要使力气。三个姐姐在农民的身份上，又多出母亲的角色来。爱情并没有让她们体会到特别的感觉。劳动从未停止过。她们的劳动，除了自己，还与一个男人和一群孩子有关。这一点，同我已去世的母亲极其相似。
只有父亲、大哥和我厮守着电视。电视的到来，让父亲加速地苍老了。父亲总是在黄昏来临的时候，莫名地流泪。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父亲待在家里不再出门，他已经不再下地做力气活。只是在村庄有集体活动的时候，才与老朋友和远房的亲戚打打照面。父亲还学会了喝酒，一个人喝。我和大哥偶尔会心不在焉地陪他喝上一口。喝完酒，我们又去守电视，一守就是半夜。我不知道，要是母亲还在，她是陪父亲喝酒说话呢，还是陪我们哥儿俩守电视。有一点是肯定的。电视的出现，意味着在五花八门的开销中，凭空又多出一笔越来越多的开销，将加重母亲的忧虑。
四
谁也不曾想到，年轻人会成为村庄最大的开销和负担。我们开始学着电视上另一群年轻人的样子，试图离开自己的村庄。我们一天都不愿意待下去了。早已待腻。实在不想一天到晚都翻看同样一群面孔。不想一辈子只做待在黄泥巴地的“农二皮”。我们都渴望有出息。同大人们争论，甚至发生争吵——出了村，进了城，力气就吃香了。城里的人，花大张大把的票子买我们的力气呢。大人们最终相信了我们的讲述——那些来自电视的传闻。
父亲把地里收来的一季玉米，换成了我和大哥的城里人身份。二姐夫随一帮人去北京、广州修地铁。荣华去峨眉山背火砖，抬滑竿。荣泰听说许多年来一直辗转在周边几个煤窑挖煤，黑山、羊河、龙虎凼、白石沟……那些矿窑的名字听起来就毛骨悚然。
安洪竟然从城里搞回来一翻斗车，轰隆轰隆朝村里开。那家伙的屁股后面尽冒黑烟。小孩子们坐上去，晕晕的感觉，仿佛驾云。安洪还带来了几个老板，大大咧咧地指挥老爸和女婿队长，率领村里剩下的劳动力，把山上的竹树，齐崭崭伐倒，装上车，拉进城。安洪公认是村里最能干的男人。
见男人们一个个往外跑，女人们坐不住了。女人把孩子往老人怀里一推，搭了安洪的翻斗车，也去了城里。听说先是去餐馆端菜、洗碗，后来嫌活累，去了按摩房。
越来越多的车。越来越宽的公路。村庄早没了遮掩。男人女人开始争吵。争吵一天天升级为拳脚相加。男人不开心，染上了酗酒、赌博，去城郊的按摩房鬼混。女人一怄气，半夜起来就朝城里奔。不良习气在各个家庭蔓延。老人的叹息和孩子的啼哭，很远都能听到。
老人开始对年轻人关于城市的赞美，产生怀疑。他们诅咒那条公路，诅咒安洪的翻斗车。几个小孩恨恨地将铁钉往公路上扔。安洪一脸委屈。
五
我不是第一个离开村庄的年轻人，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当医生的堂兄荣富，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已去了县城。后来，堂嫂也跟着去了。他们的孩子——家族的下一代，一个接一个奔城市而去。听说城市就是村庄今后的模样。在奔城市的路上，他们挖空心思抄捷径走，唯恐自己落伍。
我的城里人资格，也经常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挑战。他们和我来自同一个村庄。他们的衣着与城里人并无二样，谈笑还夹杂着土气。他们私下里叫着我家族里的辈分称谓。他们甚至购置了房产。捏着房产证，他们把下一代的户口，正式落在了城市的名下。他们听得最多的城里人发牢骚，说他们这些乡下来的，挤了城里人的地盘。但是，还是不得不佩服他们借缝插针的生存能力。他们学着城里人，出入高档的餐馆，出入五花八门的娱乐场所。他们变着花样地花钱。他们花钱的勇气有时令老牌的城里人也咂舌。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成就感。城市俨然天堂，乡下人的天堂。触手可及的幸福。
如果，不是还有像春节这样盛大的民俗运动，他们几乎快把乡村的遗传密码丢失殆尽。
2008年春节，我离开所居住的“山水家园”小区回乡。“家园”，并不同于“家乡”，“山水”的修饰也属多余。茅檐下，一头猪，“家”最初的样子。两人对坐，共食一簋，簋里尽为酒食，就是“乡”（“鄉”和“饗”，古时同字）。有了酒肉，我们彼此拉近。酒肉渐多，我们又彼此疏远。“五州为乡，万二千五百家”（《周礼·大司徒》）。“十邑为乡，是三千六百家为一乡”（《广雅》）。乡里，越来越小。乡人越来越少。我出生的乡，后来叫了一阵子“公社”，前些年又改成了“镇”。“乡”怎么能混同于“镇”呢，听着时髦，叫着别扭。成心不让人叫的名。叫了一阵，现在又改回去了。改回去，才习惯哩。老人们都说，公社啊，镇啊，尽是玩着叫呢，谁当真。在他们的眼里，“乡”就是“乡”，跟“家”穿的是连裆裤。“公社”里有家吗？谁家里成天开会喊口号？“镇”上有家吗？有也是城里人的。
老人们的道理，并没有说服乡下来的年轻人。想想也是，乡下人一个个都混成了城里人，“乡”怎么就不能混同于“镇”呢？
乡下年轻人这样想的时候，他们正丈量着从城市到乡村的距离。曾经，他们也做过同样的事，从乡村丈量到城市，方向相对而已。地图上那段距离，画都画不上，现在遥远得像隔了一个世界。
和来时不一样的，这么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着回乡的准备。春节的时候，我们说端午回吧。端午来临，我们又说，中秋再回。中秋了，我们还是原谅了自己。我们说，等春节吧，春节就不忙了，春节是无论如何要回的。春节终于来临。这一年，我们似乎只做着一件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自己。
做一件事情也没底。春节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匆忙，匆忙地夹了行李，匆忙地踏上行程。一天之内，我们至少换乘了三种交通工具，飞机、汽车、摩托车。末了，我们还急着走了一段土路。
一路上，我们碰见许多似曾相识的面孔，就是叫不出名来。费了很长时间的交流，才搞清楚彼此的辈分和身世。我们大声武气地闲扯，说自己如何如何，从村庄奋斗到城里，吃了什么什么苦，受了哪些哪些罪。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好了，衣锦还乡了，光宗耀祖了（在城里的时候可没有这么自信）。他们无疑是最有耐性的一群听众（也许叫观众更为合适，我们的夸夸其谈，分明就是一场老掉牙的表演），夸着我们有何等的本事与出息。我们很乐意他们夸我们，夸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并不觉肉麻。作为他们夸奖的交换，我们不停地掏出烟酒，送出手里的大包小包，都是些城里人早用腻了的物什。每送出一包东西，就会换来一连串的感激之词。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给予，就让他们高兴坏了。而他们，那些貌似熟识的一张张面孔，他们令我们惊讶的，就是太容易、太容易满足了。
六
村庄一下聚集来很多的人。各家倾其所有，置办酒桌，轮流宴请。这是一场不计较成本的人情往来。只有在包括像过年这样的盛大聚会时，村庄里的人才有闲暇停下来，盘算这一年又有哪几家乡邻疏远了，哪几户亲戚陌生了。老人们甚至亲自出马，去各家邀请客人，脸面泛着从未有过的光鲜。
酒菜摆了一大桌，连放碗筷的地儿都有些紧张了。主人不停地劝酒添菜，慢慢吃，慢慢吃，锅里还有菜呢。
面对琳琅满目的酒菜，任主人怎么劝，我们竟不知从哪一件菜品动手。如果是三十年前，我会从一块最肥的猪肉开始。如果是二十年前，我会小心翼翼地点上主人送过来的一支红塔山纸烟。如果是十年前，我们会在主人数番的催促中结束一桌麻将，盛一碗米饭，草草就座。现在是三十年后的春节。三十年了，我们几乎尝遍了自己能想象到的美食（一个小孩的幸福，就是能吃上一回自己想吃的东西；一个老人的幸福，就是一生吃到了自己想吃的好多东西）。面对三十年不断累计的饮食经验，我不知所措！
宴请的酒席继续在黄昏中铺陈。我们无比耐心地享用着主人精心备下的菜品。很久没有了大吃一顿的胃口，我们的饮食激情再次点燃。我们不再担心营养过剩，不再惧怕酒精过度。很多时候，我们的食欲被抑制，一日三餐在没完没了的应酬中，潦草行事。我们对自己的下一餐酒食，不抱任何的期待。
现在，我们回到了村庄。熟悉的村庄，熟悉的炊烟，触动了我们的饥饿中枢——那份最为敏感最为原始的冲动。
我们在主人不停地劝吃中，一口接一口地品尝着粮食酿造的白酒。直到倾尽瓶底最后一滴。
我们在彼此的寒暄中，逐样咀嚼着乡村原产的酒菜。直到把最后一块肉片搅进嘴里。
这一次，我们对食物再次保持了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