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领事馆及代表机构：这是公开的情报搜集途径。目前，驻港外国总领事馆有56个，名誉领事馆55个，5个官方认可的代表机构，这些机构都有搜集香港以及中国内地情报的任务。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人数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其中有大量中情局及美国三军的情报人员。
3.研究机构：许多海外情报机构打学术招牌，在香港搜集情报。香港某研究中心，回归前曾是美国中情局负责搜集中国各类政治经济情报的中心。该机构利用微缩影印、电脑下载等方式，搜集中国各主要省市每天的主要报章，有的甚至比内地掌握的资料还丰富。此外，其他一些学术机构，在香港回归前也受中情局控制，中情局常年给予其多达百万美圆的巨额经费资助。
此外，英国政府在统治香港期间还在香港警察内部设立了警务处“政治部”。这个鲜为人知的情报机构成立于1950年，隶属于英国军事情报局五处。香港回归后，英美情报机构在不得已撤出一部分间谍力量之后，又利用以前打下的基础，在香港继续扩大情报网点、扩大渗透领域，还将一批骨干秘密转至海外，经过训练后再回流香港，潜入政商、保安等机构，秘密收集情报。
柏林
人们偶尔还能看到英国间谍作家约翰·勒卡雷在柏林四处走动：这里曾经因为间谍众多而号称世界“间谍之都”。
今天，在新柏林，间谍活动动已经不是一项大产业了，但这里仍然有许多人和事会让人们想起那噩梦般的过去。其中之一就是马库斯·沃尔夫——颇富传奇色彩的前东德对外情报局局长（这个组织早已解体），勒卡雷小说中苏联间谍大师“卡拉”的原型。一度帅气潇洒的沃尔夫如今住在柏林的尼古拉区，离红砖砌成的市政厅不远。
曾担任《时代》和《国家地理》杂志驻柏林记者的肯尼思·丹福思说：“我喜欢柏林，但现在这儿完全变样了。变的是气氛，冷战时期的紧张刺激消失了。
间谍曾是柏林盛行的一种丑恶、残酷的职业。但它曾经产生出一种超现实的兴奋和紧张。间谍无所不在。他们参加鸡尾酒会、招待会和其他社会活动。并且把注意力放在记者身上。他们有时非常讨厌。”1961年柏林墙建起以前。中情局在西柏林设有巨大的间谍网络。在规模上仅次于克格勃从卡尔霍斯特区指挥的“西欧”行动部。英国军情六处驻外的特务机构战后也曾在柏林活动频繁。
但后来因为其在西柏林的首要特工乔治·布莱克成为受雇于莫斯科的双重间谍而遭受重创。正是布莱克“搞砸”了中情局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柏林最为大胆的行动：建一条400米长的隧道，用于直接窃听苏联的军事通信。在西柏林，搞电话窃听的主要是英国人。几十年来，他们的专家小组一直利用温特费尔特大街的主要邮政通信中心进行窃听活动。
奇怪的是，德国首都对开设一家大规模间谍博物馆从未表现出太多兴趣。只有柏林过去东西区交界关卡处的“查利”检查站博物馆和利希滕贝格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博物馆为人们了解柏林昔日间谍活动的“盛况”提供了一点儿细节。
间谍的忠诚与道义的冲突
古代兵书《孙子兵法·用间篇》上有这样一句话：“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意思是说，使我方间谍泄露假机密于敌方，以迷惑他们，这是致敌于死地的办法。
三国时的周瑜不知是否用心读过这一段，他却实实在在导演了一出历史名剧。这就是我们都熟悉的蒋干盗书的故事，说的是赤壁之战中，曹操几十万大军气势汹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周瑜利用曹操派来劝降的间谍蒋干，和大将黄盖演了一出“苦肉计”。
蒋干为曹操盗回一份黄盖的假降书，曹操终于败走华容，几乎全军覆没，也因此失去了统一全国的机会而抱憾终生。也正是在忠诚与道义面前蒋干选择了忠诚，与多年的好友周瑜背道而驰，不仅没有获取正确的情报，而在道义方面也被别人指尽骂名。
无独有偶，在1941年苏德战争一开始，苏军指挥不力的背景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希特勒特务头子海德里希利用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伪造了红军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高级将领和德国来往的信件，有目的地泄露给苏联。斯大林轻信了这些假情报，清洗了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使苏军元气大伤。在英国有名的“绞肉行动计划”中，这种假情报的泄露更具有戏剧性：英国将一具无名尸体伪装成坠机溺毙在海上的“英国少校”，在这位“少校”的身上带有伪造的“盟军将在希腊登陆”的“绝密”信件。德国人相信了这具从海上漂来的尸体，在希腊严密布防。而盟军这时却出乎德国人意料地突然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使希特勒措手不及。
在敌我相争相斗，往对方派遣间谍往往是优先考虑的重要一招，问题只在于派得进派不进、派得深派得浅，不存在派不派的问题。为了派得进派得深，派老谋深算有长远眼光的，总要提前考虑，提前五年十年乃至一二十年都是可能的。
可这只限于相斗相持之时。如果是友好邻邦、合作伙伴，单方或双方来这一手，那就上不得台面了。一旦揭穿，是会影响双边关系的，特别是单方面的过度作业，一旦为公众所知，更在道义上要失分。
还有一位苏联时期被克格勃视为“最忠诚间谍”的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前秘书、“祖母间谍”梅利塔·诺伍德于前不久去世，终年93岁。
诺伍德——这位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该机构与英国核武器研制工作有密切联系）前秘书、邻居眼中会做家庭果子酱的和蔼老婆婆，在6年前（1999年）成为全球媒体的焦点。就在那一年，全世界知道了这位长相极普通的英国老妇是苏联对外情报机关——克格勃有史以来最忠诚的间谍，她从1937年至1985年，48年的时间里一直为苏联当局提供有关英国核武器项目的秘密情报。
虽然诺伍德在英国有色金属研究协会的职位并不是很高，但她却成功地接触到了当时英国研制核武器时最重要的科研技术资料。在未被人发觉的情况下，她把这些资料从上司的保险柜里取出，用微型照相机进行拍照，并最终在伦敦东南郊区与苏联情报人员碰头时，把这些珍贵的“猎物”完整地交给了克格勃组织。
当诺伍德87岁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她对自己的间谍生涯并不感到任何后悔并表达了自己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的崇拜。诺伍德强调说，我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使那个为普通百姓衣、食、住、行着想的新国家（苏联）不被西方国家的先进武器打败。如果当年的条件重新出现的话，她仍然会从事间谍活动。1999年，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出版了一本名为《剑与盾：米特罗可辛档案和克格勃秘史》的书，书中披露了有着“祖母间谍”绰号的诺伍德的间谍生涯。
诺伍德的身份在1999年曝光后，俄罗斯政府也不得不出面承认，苏联时期，克格勃在世界各地虽然有许多高级间谍，但“祖母间谍”提供的秘密资料对战后苏联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最有参考价值，而诺伍德也是克格勃在海外招募的间谍中信仰最忠诚的。
在忠诚与道义上面这位“祖母间谍”梅利塔·诺伍德，最终选择的是对苏联的忠诚。自己本身为英国公民，她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不让苏联被西方国家所打败。在道义上面她与自己的祖国所走的路线相反。
还有一些就是双重间谍，又称“逆用间谍”、“两面间谍”，即具有双重间谍身份的间谍。其中主要是一国间谍情报人员因某种关系，如受贿、受胁迫、思想信念动摇，或投降等，为另一国反间谍机关服务。发展运用双重间谍成为反间谍活动典型的手段。另一种双重间谍是外国情报机关企图征募本国公民为其执行任务，而这个公民把上述情况向本国反间谍部门报告，反间谍部门对这类人员加以运用，伪装为外国服务，实际为本国效力。这种双重间谍价值更大。担任双重间谍的人需要某些特殊才能，他必须头脑机敏，能言善辩，镇定自若，具有八面玲珑的本领，而且还要能忍受各种复杂环境所带来的刺激。从长期战略目标出发，经营管理一大批双重间谍，就形成了双重间谍系统。那么他们在忠诚与道义上则犯有严重的冲突，如果一旦揭发则在两方面都处于困境。
间谍衍生文化的影响
间谍衍生文化是植根于间谍文化之上。如果说间谍文化形成于间谍的思维形态、行为方式以及对其活动领域施加的社会影响的话，间谍衍生文化则是间谍文化渗入社会生活的效果。文化驱力引导人们去探求和体会间谍文化的诸多元素，这些原本属于间谍的“专利”文化产物和平常人的生活元素融合起来，成为一种平民化、生活化、大众化的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说，间谍衍生文化是对间谍文化的一种改善。
在英国就曾爆发了一场由间谍衍生文化引发的“间谍世界的一场文化革命”。英国政府的新情报中心又称政府通讯总部，2003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英国第一批在最秘密情报机构任职的4000名职员，迁入了一个圆圆的面圈似的建筑——新电子窃听中心，他们亲昵地称该建筑为“油炸面圈”。它是为适应更严峻的反恐斗争所建，不仅有着最现代化的设备，而且体现着一种崭新的情报战理念与情报工作文化，英国人称它为“间谍世界的一场文化革命”。英国政府允许外界予以参观，并允许记者报道、披露了鲜为人知的细节。在它为吸引招募新人而出版的最新小册子中，写着这样的内容：“世界从未如此危险，情报中心从未如此重要。”确实如此，英国上层对该总部更新十分重视，为了建设“油炸面圈”，布莱尔内阁迄今为止已投下了16亿英镑的巨资。
新总部刚刚落成，仅仅语言专家、译员一类，就聘请了精通67种语言的各种人才。它还首创了一种设备与手段，能够安全地通过国际互联网络发送情报，而不怕敌方截取。
为了建设“油炸面圈”，英国BT公司铺设了5000多英里的电缆（其距离相当于从总部所在地切尔顿哈姆到开罗来回），1850英里的光纤，安装了6000多英里的电线……
有了这样的先进软硬件设施，情报中心自称能对全球的电话、电子邮件进行窃听或检测，从而截取并分析各种有关恐怖主义活动的蛛丝马迹。在这方面，它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机构是密切分工合作的。在信息共享的前提下，它更多负责欧洲、非洲、俄罗斯乌拉尔山以东等地区，并与美国、英联邦国家、北欧国家等及时交换有关情报。
长期以来，情报中心的姐妹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军情五处，一直是媒体经常报道的对象，而它则较少走入媒体聚光灯下，因而更加神秘。但如今它居然能对记者开放，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巨大变化。
在过去，笼罩在神秘气氛下的情报专家、科学家、工作人员、分别在各自的密室里工作着，仅在破译一个重大敌方密码、完成一件重要任务时才露面或相聚欢呼一下。这是一个等级森严，成员孤独，相对不会也不能对外交际的组织。
这种新文化的特征还可从下列事实看出：甚至连情报中心新任一把手戴维·帕佩尔，以及他的高级同僚们也不再缩在自己神秘的办公室内，而是也经常在所有其他同事的可视范围之内活动。情报中心官员们称，同事们将好比“合用一台共同的桌上电脑”，而且均被鼓励多提问题多与同伴讨论问题。
曾几何时，情报中心的工作人员们还必须遵从着严格的规定，不得与任何无需了解本人工作之人讨论自己手头的事。而官员们呢，也被要求不得与他人谈论自己的工作，甚至配偶也不得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