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文化是间谍在间谍活动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各异的文化元素诸如间谍工具、接头暗语、活动风格等等早已渗入民间。一个神秘而充满情趣的间谍亚文化群正在繁衍生息。
间谍的语言和行为
间谍的语言和行为是间谍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间谍的语言处理得当则可以用极其隐蔽的方式，传达出有价值的情报。因此世界各国从事间谍行为的情报机构都在研究自己独有的间谍语言。而其行为涉及的人则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下四种：
1.间谍组织的代理人。指受间谍组织指使、委托、资助从事或指使他人从事情报、策反、恐怖、心战、颠覆、分裂等活动的人员。
2.参加间谍组织的人员。指正式履行参加间谍组织手续，为间谍组织工作的人员。
3.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人员。指为敌方指示轰击目标的人员，他们可以是敌方派遣入境专门指示轰击目标的人员，也可以是接受敌方任务的境内人员。
4.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任务的人员。指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指使、授意从事情报、策反、恐怖、心战、颠覆、分裂等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员。
间谍的语言
战争中实施间谍活动是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间谍的语言必须使用正确，可如果间谍工作不慎，往往适得其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天，美国法院开庭审判了一个间谍案，并以间谍罪判处一名女间谍10年徒刑。这个间谍是用布娃娃为暗语进行间谍活动的，但是她工作时总是很马虎，常写错地址，最终败露。
那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1941年1月的一天，美国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突然收到了英国驻西印度群岛的反间谍部门转来的一封可疑的信件。该信件是一位住美国波特兰市署名为吉尔伯特夫人写给住西印度群岛的莫利娜里夫人的。信中谈论的都是关于布娃娃的事情，例如“背渔网的布娃娃”、“唱戏的布娃娃”以及“布娃娃修理店”等等。对此，联邦调查局按地址找来了吉尔伯特夫人，向其了解情况，但随后她否认了这件事情。尽管美国联邦调查局想进一步调查，可由于缺乏更多的线索，就把这件事先搁置一边了。
几个月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又收到一封关于布娃娃的信。这封信是由美国一位叫威尔逊夫人的人写给莫利娜里夫人的。这封信跟上一封信大同小异。信的内容仍然是谈论关于布娃娃的事情。联邦调查局在向威尔逊夫人调查时，她说自己从来就没有写过这封信。
到1942年初，美国联邦调查局又接连不断地收到好几封关于布娃娃的信件。这就奇怪了，收信人都是莫利娜里夫人，信的内容谈论的都是关于布娃娃的事情。
例如，其中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已让孙女修理布娃娃”，“侄女伊丽莎白很想得到一个中国的布娃娃”，“在唐人街买了7个穿中国服装的布娃娃”，“为了圣诞节用，买了5个英国布娃娃，2个没有盒子，1个有盒子”。如此等等，所有内容都与布娃娃相关。那么，这布娃娃中究竟有什么秘密呢？
为了解开这个秘密，美国联邦调查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布娃娃侦查小组”，密切注视着信件来往情况，并对此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与这几封信有关的妇女都是布娃娃收藏家，而且都经常光顾纽约一家布娃娃商店。
接着，调查的目光聚焦到了这家布娃娃商店。经过反复调查，原来写信人就是这家商店的女老板。她是一个以经营布娃娃为掩护搞间谍活动的日本女间谍。
这个女间谍是根据日本海军司令部第3部的要求，以布娃娃商店为据点，秘密搜集美国舰队动向的情报，并以她店中常客的姓名和地址为伪装，用密写暗语的方式定期向住在西印度群岛化名为莫利娜里夫人的间谍作报告。
只是由于粗心大意，她把收信人地址的暗语记错，一直将收信人的地址“1414”号错写成“2563”号，导致信件一封封落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手里，最终败露了形迹。她在信中谈论的各种布娃娃是各种舰船的暗语代号，其中，“背渔网的布娃娃”指的是航空母舰，“背着柴草的布娃娃”指的是大型战列舰；“在唐人街上买了7个穿中国服装的布娃娃”指的是7艘已开进旧金山港修理的战列舰，“两个没有盒子的英国布娃娃”指的是两艘战列舰在停泊中。
间谍的语言千变万化，甚至风情万种，所谓的“布娃娃”仅仅是间谍语言艺术的冰山一隅，这种特殊的语言艺术也在相当程度上为间谍的情报传输减少了麻烦。当然，间谍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差距尤存，很难有一种间谍语言能够保证不被识破。但作为一种情报传输的手段，无论成败与否，间谍语言都无可争辩地成为了间谍文化群中的重要一员，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间谍的行为
谈到行为首先得明确“间谍行为”几个行为特征：
必须是从事秘密非法活动的行为。当今世界信息十分发达，各国情报机构通过公开、合法的途径搜集他国情报已十分普遍。如采用学术合作、公开拜访的方式搜集对方的情报。许多国家的情报机构甚至组织专门人员，通过查阅对方公开资料来搜集情报。上述情报活动虽对目标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危害，但它仅仅是情报活动而不是间谍活动。因为间谍活动必须是秘密状态下所从事的非法活动。比如采取窃取、刺探的方式，搜集对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采取秘密收买代理人或秘密策反对方内部人员的方式搜集情报等。
必须是为政府或政治集团服务的行为。当今时代，由于科技发展，竞争激烈，一些间谍器材和手法，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已经很难单纯从人们的行为方式上判断其是否从事间谍活动。如现在一些企业为了占有市场，采用非法窃取、收买的手段，获取对手或同行的情报已成为家常便饭；一些西方的大公司、大企业甚至设置了专门的情报机构，雇用专门的情报人员。又如一些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私家侦探社等，因客户或业务的需要，不仅配备了间谍专用器材，还采用秘密跟踪、秘密窃听等非法手段从事调查工作。但这些都不被视为间谍行为，因为他们服务的对象不是政府或政治集团。必须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和行为。“间谍行为”必须是侵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间谍的危害行为是相对于敌对一方所说的，因此一些国家在从事间谍活动时，必须共同去遵守国际公约的规定。
《观察家报》曾报道，2003年1月底，美国国家安全局向其铁杆盟友英国发出请求，希望英国政府最绝密的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翻译人员和情报分析家能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务联手，对联合国安理会特定的成员国代表团进行“严密监控”，以便掌握其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底线，为美国操纵的第二份联合国决议的顺利通过铺平道路。
报道说，英国政府很痛快地答应了美国的要求，下令“政府通讯总部”的翻译和分析人员与一个代号为“巨浪”的美间谍组织合作，为美国家安全局窃取联合国安理会部分代表团的有关情报，而这些重要情报必须要赶在美国务卿鲍威尔于2002年2月5日晚向安理会提交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证据之前搞到手。
《观察家报》分析说，有权力批准对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代表搞监听的人物可能是“政府通讯总部”主任戴维·佩珀和英外交大臣斯特劳。根据这两人的指示，那些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英立场不一致及立场不定的国家，如智利、喀麦隆、安哥拉、几内亚和巴基斯坦都是监视对象。在此之后的几天内，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对这些特定国家的代表进行了高密度、全方位监听，最常见的手段就是窃听代表们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并监视他们的电子邮件。
很显然，美英当局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该公约规定，一切针对联合国的间谍活动均属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一情报丑闻曝光后，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
为了替自己开脱，英国政府通过不同的情报渠道不停地放风说，所谓对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进行秘密侦察只是“情报机构部分人擅做主张，跟英国政府完全没有关系”。然而，《观察家报》从与英国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的人士那里所获得的消息显示，“政府通讯总部”对联合国安理会的间谍活动奉的是英国政府之命。
按照国际惯例，从事间谍活动是违法行为。然而间谍为刺探情报，往往精心谋划，巧于操作，将非法活动包装手合法外衣之下，俄军数千名军官为英国情报部门所利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95年，俄军精简下来的数万名军官为适应转业后到地方工作的需要，急需学到一些民用技能。可当时，俄军既缺少这方面的经验，更缺乏资金。这时，英国国防部主动向俄罗斯伸出了援助之手，并于1995年底在俄罗斯出现了7个由英国人出资兴建的退伍军官再教育培训中心。这样一来，俄军退下来的数万名军官军转民不需花国家一分钱，看来的确是一件大好事。然而，这项培训工程的协调人马克斯韦尔·帕特里克·贾丁正是一名老道的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的情报人员。
他要求参加培训的军官每人提交一份任职情况履历表。通过一张张履历表，贾丁轻而易举地了解到每个军官是什么军种的、在哪儿当兵、有何军事技能、掌握哪些技术，以及所在部队的番号。通过这些履历表，稍加分析就能知道哪些部队部署在什么地方，哪些部队被裁减、解散、合并或是换防了，哪些基地废弃了，哪些重要技术设备装备在什么地方等等。
当俄军方在两年半后了解到这位贾丁先生的主要职业时，已有4000多名飞行部队、导弹部队、反导弹防御部队、舰艇部队等专业部队的军官接受过培训。从表面上看，贾丁并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他靠的是钻俄方法律混乱和国家贫穷的空子。用间谍部门的行话说，他从事的是“合法的间谍活动”。
间谍之都
除了散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形形色色的间谍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数个谍影重重的间谍之都。伊斯坦布尔、香港、柏林，它们要么是东西方交通的十字路口，要么是世界上久负盛名的自由港，这些地方似乎特别受到间谍们的青睐。这些繁荣的现代化都市因为间谍的参与，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伊斯坦布尔
偏远的山谷，布满灰尘的城市小巷，这里一向是走私犯和各国间谍们明争暗斗的“乐园”。如果你找对了人，而且手里有钱，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买不到。“你可以买到任何东西——核武器、毒品、枪炮、科学家、甚至病毒。”安卡拉市比尔肯特大学核工程学副教授穆斯塔法·科巴罗鲁这样描述伊斯坦布尔。
历史上，伊斯坦布尔就是一个充斥着走私、欺骗的重要市场，其原因在于，伊斯坦布尔位于亚欧大陆的交界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间谍和走私犯们青睐有加的地方。土耳其与8个国家接壤，走私物品和间谍们可以轻易穿越边境。香烟和酒通常是主要的走私品，至今仍保持着非常高的利润。
长久以来，无论在现实中或银幕上，伊斯坦布尔一直都是各种国际阴谋上演的大舞台，英国著名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以及007系列电影，都曾把这里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而发生在这座城市里间谍故事的历史要远比电影久远得多。
“二战”期间最多的时候，有17个国家在伊斯坦布尔派驻间谍，他们在这里相互间明争暗斗，上演了一幕幕错综复杂的国际间谍“大戏”。“伊斯坦布尔是各种阴谋诡计和暗杀活动的中心。”“二战”中曾长驻伊斯坦布尔的记者艾尔特默尔·克里克说。
当时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敌对双方的间谍都喜欢到一个名为“蛇坑”的酒吧活动。克里克对其中一名间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甚至还会写歌。《BooBoo孩子，我是间谍》就是其中一首，他还常常在钢琴上弹奏这首乐曲。”
伊斯坦布尔作家巴里·罗宾证明确有此事。他说：“过去，在伊斯坦布尔确实流传着一首叫做《BooBoo孩子，我是间谍》的歌。当美国情报头子走进公园旅馆的舞厅时，乐队就会弹奏这首曲子。”
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在土耳其设立了一个监听站，窃听和监控苏联的一举一动。1960年，美国间谍飞机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苏联领空被击落，他就是从土耳其的因吉尔利空军基地起飞的。
1972年，全世界从电视上目睹了恐怖主义在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暴行，以色列运动员成为恐怖袭击的靶子，当着全世界人的面被杀死。那次悲剧发生后，土耳其和以色列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土耳其与以色列令人生畏的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合作，允许其深入土国边境，双方共享情报。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
香港
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自由港之一，繁华的香港变成了情报机构在远东地区角力的战场，成为它们搜集我国情报的便利场所。香港自由程度很高，这为各种势力在香港开展情报活动提供了便利的社会空间。西方一些国家趁机在此安插谍报力量或扶植代理人，使香港成为“东方谍都”，与欧洲的里斯本、非洲的卡萨布兰卡齐名。另外，100多个国家或地区与香港有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协议，使得各类人员到香港极为便利。
香港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通过陆路的罗湖口岸、皇岗口岸以及水路的深圳、蛇口等口岸，每日往来的各种人员数以十万计，其中不乏情报人员。香港回归前，许多外国情报机构向内地渗透，利用深圳、惠州与香港之间海岸警戒的漏洞，与香港走私集团合作，使用加装了四五台发动机的快艇或渔船，偷运情报人员出入境。
另外，发达的商业环境，为众多情报机构开展秘密行动提供商业外衣。目前驻港海外公司地区总部多达1200家，地区办事处2800个。其中80%以上以内地业务为主。香港有29万家中小企业，有一些是海外情报机构在港注册的公司，它们为情报活动提供掩护。
由于上述有利条件，香港成为许多外国机构搜集中国情报的平台甚至桥头堡，其中，以英美两国的活动最多、范围最广；日本则侧重收集经济及科技等情报；东南亚各国重与反恐及分离主义有关的情报；俄法在港的情报活动相对较少。各种情报活动，主要通过以下渠道进行：
1.公司商号：仅以台湾情报机关为例，“国安局”以某公司为名，在港驻有一个七人行动小组。“军情局”干脆一口气注册20多家公司。借商业外衣的掩护，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