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些已是遥远的往事了。一位名叫麦克的官员告诉记者，我有时像是在做一个新闻记者的采访工作，到处向外界也向同事打听着什么。推动这次英国间谍文化重大改革的主要人物是戴维·奥曼德勋爵，他是1996年被任命为情报中心负责人的，如今是布莱尔首相的内阁办公室中最主要的安全顾问。
正是奥曼德通过耐心说服工作，使怀疑者相信了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观点：从长期战略眼光看来，为了确保情报中心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尤其反恐斗争中存活下去并不辱使命，转变它的行为方式是唯一的出路。这个观点虽然有点儿令人吃惊，但确实可被视为“油炸面圈”这个英国历史上最大、耗资最多的情报中心的创建宣言。
奥曼德解释说，按照英国著名情报心理学家迈耶尔－布里格斯的分析，情报中心的工作人员的个性多数属于内向型分析型那种，而不是邦德型的，他们过去往往习惯于坐在终端分析情报，而不是来回穿梭忙碌着交流情报，如今可是要大改特改了。
名谍 间谍王子——菲尔比
无可否认，哈罗德·金·菲尔比当然算得上是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
1912年1月1日，哈罗德·金·菲尔比在印度的安巴拉降生了，他的父母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菲尔比的到来。他的父亲在印度政府内任文职官员，是英国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者。父母对小菲尔比寄予很高的期望，当菲尔比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便被送回到英国的学校学习。
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进校后；他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加入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头两年，他只是按时参加他们的活动，但不参加其他活动。
和许多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警告人们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的其他同学一样，他对政治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进行自己的探索。经过广泛的阅读后，他逐渐明白英国工党与世界左派的主流并非处于同一立场。菲尔比对工党的信心由狂热变为迷惘。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在1931年那场混乱和面临失败的危急时刻，工党对反动势力所能调动的后备力量竟是那样束手无策。而且，当时反对党的明显带讽刺挖苦性质的宣传，竟使一个经验丰富的选区的选举一下子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结果，工党失败，人们对想象中的整个议会民主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这次事件使他第一次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自己的信仰。不久，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活动，并担任了该学会的司库，这使他接触到批评工党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除了博览群书和不断地评价欧洲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外，他还参加学会举行的生动活泼、气氛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重大但又缓慢的思想转变过程就发生了。到1933年夏他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菲尔比彻底抛弃了他的最后疑虑。当他拿到大学学位离开剑桥时，他同时确立了要把他的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一个前途无量的人
1934年在维也纳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成为情报员。1940年，他打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步步高升，最终成为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高级职员。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菲尔比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他上的学校、他进的报社、他参加的俱乐部以及他的智慧和才干；这些都注定他要飞黄腾达。不到一年时间，他就从破坏活动科调到特别行动执行处，最后又调到从事反谍报活动的第五科。
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便开始把他们的思想转向了下一个敌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投入到对苏联的渗透以及保护英国不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眼看轴心国就要失败，他们的思想又回到了他过去的老路，打算成立一个第九科来从事同样的工作。由于第九科的活动开始时过分保密，使菲尔比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作上很被动。显然，第九科的情报对于苏联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菲尔比同他的苏联联系人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他为此写了好几份报告并同联系人进行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进程，战争结束之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秘密情报局的力量将会急剧缩减，极不可能让第九科和第五科两个反间谍部门同时存在：一个负责处理大量至关重要的苏联问题；而另一个则只负责一些可管可不管的诸如新法西斯主义这类琐碎的事。只要有这种合并的可能，新合并的单位在秘密情报局中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联联系人问他是否能在他们科里得到一个较高的职位，他说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菲尔比感觉到他似乎已得到擢升的暗示。当时在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中，充斥着人们对战后会有多大改组的种种揣测，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和平时期的人事安排将会怎样。
对这个问题讨论几次后，联系人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是让你担任现在的第五科科长这个职位，情况将会怎样？”
菲尔比回答说：“这将意味着重要的擢升，我将会有更好的时机决定事情的进程，其中包括我的职务和我的工作。”联系人对这个答复感到很满意，他说希望在下次见面时能带来明确的指示。
指示果然来了。总部通知，他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成为第九科的科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保证自己成为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而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说必须搞掉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谁都知道，居里的任命不过是一个过渡，搞掉他不难，麻烦的是考吉尔。考吉尔在秘密情报局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作为菲尔比的老上级，他很喜欢他、尊敬他，有许多事情还得感激他。但是他现在是横摆在菲尔比事业面前的一个障碍物，非得搬掉他不可了。他认为，为了这一重要的职位，暂时牺牲一点儿名声是很值得的。
总部还指示他要小心谨慎地行动；尽管大部分的具体做法必须靠他自己的判断和创造，但还得有一些总的指导原则。为了这个目的，他必须采取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法，万一以后出了事，也得显出他的职位是强加给他的。在这场斗争中的每一步行动，只要有可能，都必须由别人去干。
新的工作方式成就了间谍王子
菲尔比明白，为了他的事业，他应该寻求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考吉尔的对头们。这种人为数还不少。令他信心十足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吉尔和他的对手们之间的敌意并没有减缓，而且，由于考吉尔是一个位居要职而又自高自大的人，如果一旦倒台，就会摔得很重。
他首先选择维维安上校，尽管他的力量很虚弱。接着，他利用维维安上校，得到了局长的首席参谋官的青睐。首席参谋官当菲尔比刚加入秘密情报局时，就在海军科工作，为海军部处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报。被局长任命为首席参谋官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局长的办公室的对面。首席参谋官头脑清醒，具有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保持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尔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之一。他经常带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装满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下一步就是到外交部去游说。菲尔比与他们经常打交道。为了两个部门能互相取长补短，增进对另一方的意图和做法的了解，采用了一项制度：由外交部派一名官员到秘密情报局工作。菲尔比同这位外交部的官员更是频频接触，他有理由相信外交部官员对他不会有什么恶意，但不了解他与考吉尔之间有什么分歧，而使他更难判断的是能否把他算着自己的同盟军。
恰好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菲尔比的头上来了。考吉尔偏偏选择了这个紧要的关头想使局长卷入一场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争吵之中。显而易见，这种争吵将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大局已定，维维安已下决心要考吉尔的命。由于军情五处的人敌视考吉尔，首席参谋官也受到了压力，他断定局长本人也不会小看这件事。对考吉尔，军情五处内部是一致的，他们都把他看成是部门之间斗争的众矢之的。同时，另一朵乌云也向考吉尔袭来。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级官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手下心腹还展开了对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还知道作暂时的退让，但考吉尔却不肯。从这件事起，考吉尔的名声日渐变坏，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员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菲尔比并不是希望政府密码研究所积极参与撵走考吉尔的行动，因为他们离他太远。但他认为，若局长通过老部下的关系网很清楚地知道密码专家们对考吉尔的离去将采取泰然处之的态度，这就足够了。
对菲尔比来说，斗争已基本结束。一切好像一串解不开的环。若没有首席参谋官的赞许，维维安是不敢向局长提出这样有深远影响的建议的；同时，如果没有首席参谋官事先准备好的理由使这项建议能够被接受的话，他也不会去赞许维维安的。没过几天，菲尔比走马上任；接替了居里的第九科的工作。
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他向局长建议必须自己起草一份章程，由局长来签发。章程明确提出授权他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又责成他自己要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
负责领导第九科，对菲尔比来说意味着迁到位于百老汇大街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从1940年开始，菲尔比就一步比一步更接近秘密情报局的核心，而现在他已位于情报局的正中心了。
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他对这种变动感到十分高兴。这里是搞清机关内部各种风向的最好位置，而且还很便于了解在走廊里碰到的人们的真实情况。最初，他陷进了处理干部、办公地点、设备配备等日常事务问题之中。
当菲尔比正忙于招兵买马时，维维安跟他说，简·阿切尔已经腾出空来了。维维安认为，加上阿切尔，第九科里就圆满了。
菲尔比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又腻味又吃惊，特别是因为他找不到什么像样的理由来加以拒绝时更是如此。
菲尔比清楚地知道，阿切尔是迄今为止军情五处所使用过的最有才干的情报官员。她把她精明的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活动的研究上，她是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著名专家。
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苏联红军情报局的官员克里维茨将军就是她审问的。她从克里维茨那里得到一个引人注目的情报，说苏联情报机关已把一名年轻的英国记者在内战时期派到了西班牙。毫无疑问，那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菲尔比避她都唯恐来之不及，而现在正是她来到了他们中间。幸好，对菲尔比来说阿切尔是个称心如意的女人。她性格倔强、讲话严厉、富有幽默感，这使菲尔比大为高兴。他感到他们在一起还算不错，不然的话，她会成为一个很凶恶的敌人。但他对阿切尔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掩饰，成就太少对这种掩饰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有时候会从天上掉下些“馅饼”——苏联情报机关的叛逃者来，正是由于对这些“馅饼”的亲自审核，使菲尔比感到如坐针毡。
1962年苏联情报机关的高级人员乔治·布莱克被捕后，菲尔比才被确认为苏联情报人员。
1963年1月23日晚，菲尔比在贝鲁特失踪。不久，苏联政府宣布获准菲尔比在莫斯科政治避难的要求。
1965年，苏联授予他最高荣誉勋章之一的“红旗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