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前，我对罗围派出所的情况知之甚少。虽然从警多年，由于是搞复议应诉和治安案件审批工作，极少到基层派出所去，所以，只知道在大罗山下有那么一个派出所。还是2001年夏天，给《重庆晚报》写“一周笔会·警察的故事”去基层采访，才听说罗围派出所条件甚是艰苦，常年在所的只有两个民警。当时想去采访，可交通不便，最终没有成行。
天空飘起了霏雨，1月9日，我背起被盖卷，挤上了去罗围破旧的客车。经1个多小时的颠簸，售票员说：“罗围到了。”
我透过车窗玻璃向外观望，泥泞狭窄的街道旁只有零星的几幢楼房。街上行人寥落。这哪里像个乡场？
下车后，站在乡政府大院外的廊檐下躲雨。我穿着警服，又提着行李，背着背包，因此招来了旁边商店主人的目光。一位老大娘走出店来问我：“你是不是新来的民警？”
我好奇地朝她打量，反问：“你怎么知道？”
老大娘笑一笑，替我接下背包。她说：“你是区公安局下来的吧，法制科的，还是个作家。知道吗？昨天我们就得到消息了。在我们乡场，来一个新民警可是件大事。”
说话的同时，老大娘扭头向乡政府大院里招手，一会儿就来了一个年轻民警，老大娘唤他“晓明”。那位叫“晓明”的民警跑到我跟前，望着我，愣怔了老半天。他突然说：“但哥，你不认识我了？”随后，他告诉我，他叫袁晓明，是从公安员转录过来的，我给他们上过几次法制课。
做警察以前我教过5年书，这段经历在公安机关派上了用场，文化补习、业务培训、法制课我都上，学员一批又一批，匆匆地来，匆匆地去，而我又不大爱与人交往，因此不可能都认识。
我说：“对不起，我还真没有印象了。”
袁晓明并没有计较。他接过我的行李，将我带到了设在乡政府办公大楼旁的派出所里。
什么叫条件艰苦，在我跨进派出所“小门”的那一瞬间脑海里便有了一个直观的概念。“小门”进去是一条长10来米、宽仅1米左右的过道。过道旁，是4间陈旧破烂的小屋。因年久失修，墙壁上的泥块四处斑驳脱落了；木门也裂了不少缝，穿了不少孔；地面潮湿坑洼，遍地泥泞；过道上积了雨水，白花花的这儿一凼，那儿一坑……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维护着一方治安秩序、稳定，确保着一方老百姓平安的派出所。
我踮着鞋尖进屋去，想找把椅子坐一坐。联防队员端来一把藤椅，竹脚是断的；晓明找来一把木椅子，靠背是坏的。我尴尬地笑一笑，说：“不必麻烦了，所长呢？所长在吗？我想和他摆谈摆谈。”
据说所长是以前山下双龙派出所的内勤，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刚竞争上岗，我很想见到他。
袁晓明说所长开会去了，要下午才回来。
接着，袁晓明带我分别看了几间屋子。进门处的两间是办公室；往里一间空着，堆放着扁担、背篓、报纸等乱七八糟的东西，看样子极少有人进出，门一打开，老鼠满屋子跑，刺鼻的霉臭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再往里一间，也是最里面一间，是值班室和等候室。值班室的木床是烂的，手放上去，稍一用力，就摇摇晃晃吱嘎作响，仿佛随时都要垮掉一般。我顺手摸了一下床上的被子，既潮且薄。
我说：“睡在这样潮湿的屋子里，被子又那么薄，受得了吗？”
袁晓明说：“没办法，所里经费紧，想添置一床被子也不容易，我们都是凑合着过。好在人年轻，能撑过来！”
这就是当时派出所的情况，我没讲一个字的假话。不管以什么姿态，或者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上面这段文字，总之，凭着一个民警、一个作家的良心，我敢说，写下它，我的心情是沉重的！现在，大家都在追求所谓高质量高水准的“小康”生活，而罗围派出所的民警，期盼着的，或许只是能添置一床稍厚一点的被子。个别所谓“孺子牛”少喝一杯“公”酒、少抽一包“公”烟、少洗一次“公”脚、少跳一场“公”舞就能办到的一桩小事，到了罗围派出所民警那里，却真的就成了只能是“看上去很美”的大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