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乡政府食堂吃过午饭，所长郭洪平从县公安局开完会后赶回来了，随同他来的还有民警戴斌。我们互相认识后，就坐下来开所务会。
郭洪平是我们几个民警中最年轻的，参加工作才几年，因此，在几个“老大哥”面前他说话非常客气非常谦虚。他讲了派出所面临的处境、艰苦的条件和艰巨的任务，要我们发表各自的看法。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我想，我们4个民警，纵有三头六臂也是难以支撑起目前的局面的。
罗围乡地处长寿的腹心地带，境内山脉纵横，经济落后，全乡13个村，共18000人，财政收入不抵财政支出，政府靠财政补贴勉强维持。
长寿到梁平的高速公路穿境而过，施工单位带来了大量的民工。爆炸物品的管理，流动人口、暂住人口的管理，增大了派出所的工作量。加上施工单位因征地、拆迁等，时常与当地群众发生矛盾，甚至磨擦，派出所在处理此类事件时，压力相当大，不但“孤军深入”，而且还如履薄冰，生怕将矛盾激化。
当然，摆在我们面前急需解决的还是民警住的问题。乡场没有旅店，派出所没有多的房屋。以前的民警家在罗围，住不是大问题。这次轮岗，他们调走了，除了借到刑警大队“归”所的袁晓明，我们基本上是新来的，家都在城里。难道我们天天坐客车上下班吗？局里反复强调乡下派出所的民警不能“走读”，不能“走读”总得有住的地方哪。身在基层，不希望什么小阅览室、小健身房、小浴室、小食堂……那些太遥远了，可望而不可及，我们希望的只是有一间屋有一张床，哪怕是破旧的草屋，东拼西凑的木板床，只要能够栖身就行。
最后，大家意见趋向一致，由所长去同乡政府领导商量，看能否将乡政府的旧房挤一两间出来，让民警住宿。在没有找到房屋之前，除值班的外，其余的民警暂时还是“走读”。
谈到改善所里办公条件时，所长十分为难。他说乡场小，老百姓穷，派出所该收的费用比如联防费、暂住租赁费等都收不起来。所里经费紧，想得到办不到。我是急性子，又直言快语，一听，心里便有了气，我说：“总不能让我们整天坐着烂椅子、踩着满屋子的稀泥巴办公吧！”我指着破旧的办公桌，愤愤不平，“看吧，什么样的办公桌，恐怕都是六七十年代的了，桌面上不能写字，抽屉里不能放东西。《人民警察法》和《人民警察内务条令》是怎么规定的？既要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天下哪有那桩道理？警察是人不是神，不能一味只讲付出不讲回报，否则我们流血流汗的代价就太昂贵了，国家不允许，老百姓也不会答应……”
电话铃声打断了我满腹的牢骚。所长接了电话后说：“是乡政府分管政法的副乡长打来的，有个乡干部在飞石村执行职务时被围攻殴打，要我们出警解救。”
牢骚归牢骚，不平归不平，报警电话使我回归到了民警的职责上。我不知道飞石村有多远，我问袁晓明，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赶到？袁晓明说至少一个小时，像这雨天，恐怕一个小时还不行。所长和内勤戴斌要处理所里的杂务，不能去，剩下的只有我和袁晓明。所长对袁晓明说：“你和远军去吧，到街上叫一辆摩的。”
如果是坐车，我愿意去；如果是走路，我也愿意去；可是要坐摩的，老实说，我不想去。原因很简单，摩的是搞非法营运的，是取缔的对象，坐着搞非法运营的摩托车去处警，出了事我说得清楚？即便不出事，也不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
我问所长：“不能换一种方式吗？”
所长似乎不理解我此话的真正含义。他琢磨了片刻，恍然大悟，他说：“你在局机关呆久了，不了解派出所。在局里没有警车可以坐出租车，在罗围，只有摩的。摩的是最高档的交通工具，考虑到你身体不大好，又要走那么远的山路，所以才破例让你和晓明去坐摩的。入乡随俗吧，基层派出所，这样的困窘与无奈多得很！”
我和袁晓明同乘一辆摩的。摩的在崎岖的机耕道上爬行，车轮卷起的泥浆溅了我们一身。处警完后回到派出所，我们整个儿已成了泥人。
天快黑了，我来不及擦洗，赶紧到街上，拦乘开往县城的最后一班过路客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