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越来越离谱了，到后来，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建造的生祠之壮观，远胜过岳庙、关庙。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宠。
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目光短浅的现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的，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后，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只是被本能和虚荣所支配，像一个喝醉了的驭手，胡乱驾驶着大明朝这驾马车，向灭顶的深渊歪歪斜斜地奔去。
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都短命。一旦皇帝驾崩，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像自己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做出悖逆之事？
就像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试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1627年），年仅23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全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
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与天启帝情同父子，皇帝的突然驾崩，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降临。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在天启帝病重期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线。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一心一意要挽救大明于危难之中，对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崇祯帝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
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宣告魏氏为大恶之人，本应凌迟处死，但因为先皇丧期未满，所以从轻发落，让魏忠贤去凤阳守明朝祖陵。失去了一切权势的魏忠贤在流放的途中，得知皇帝要杀他，便自行了断，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大起大落，看上去是一个荒唐的传奇。实际上，在君主政治下，这些不可能都会变成可能。而那些自命清高的士大夫，却对此束手无策，不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抗拒这一现象，就是用自己的无耻来逢迎这一现实。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想过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只能守住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宦官不能干政的制度，殊不知，那既然是皇帝定下的，皇帝就有权力违反。
明朝是一个士大夫和忠臣最多的朝代，也是一个宦官专权最鼎盛的时代。魏忠贤被选为这个朝代的“形象大使”。其实，是和明朝士大夫在其中的“贡献”分不开的。
崇祯皇帝：无面目见祖宗的收盘者
作为明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崇祯是传统意义上的“亡国之君”。但是，许多人又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相反，他十分想把国家治理好，而且也非常勤勉，但是亡国的命运无法逆转。那么，究竟是时势难违，无力回天，还是个人无能无所作为呢？从崇祯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政权最后的时期里各种因素的作用。
没有亡国相的亡国君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深受同情的亡国之君。且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荒淫无耻；隋炀帝杨广，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北宋的徽宗与李煜差不多。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
但崇祯不一样。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都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
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话却说得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没有一个像真正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塌糊涂到了极致。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瓦剌、女真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忠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接手这样的国家，已无机会可言。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不同于先人之处。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丁巳，崇祯帝即位。17岁登基的崇祯，从明熹宗的手上接过了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
崇祯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他亲政之初即采取韬光养晦、以守为攻、怀柔和麻痹权臣的策略，待政权根基稳固之后，终于以漂亮干练的手法解决了客魏（客氏和魏忠贤）集团。他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勤勉和贤能虽然是明王朝统治者中的佼佼者，但是，他却无法改变在他之前漫长的近乎荒唐的历史。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所作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己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如在崇祯十年（1637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崇祯皇帝是如此说的：“……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但就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为什么会亡国呢？
崇祯的果断是有据可查的。诛魏氏，是他17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断就用错了地方。
果断加多疑，是皇帝给所有忠臣良将最大的毒药。袁崇焕，一个让所有的满洲人心惊胆寒的人，一个赤胆忠心，一心想学岳飞的人，最终与岳飞同样下场，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袭来的反间计上。自毁长城，是崇祯的果断。
崇祯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重的一个。在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的不信任大臣，崇祯年间所杀的官员，人数几乎是明朝历代皇帝当政期间最多的。如果一个皇帝在政事上是这般的果敢，那么，亡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爱民，他的《罪己诏》，他动辄就下的“减膳、撤乐”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誉”，掩人耳目。崇祯年间，边患纷扰，起义频仍，战事纷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无以为生，已到了易子为食的地步，国库无钱，应该在情理之中。
然而，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开内库一看，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这么多钱，若真是用来放库赈灾，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就算不够用，也比下《罪己诏》，“减膳、撤乐”要实惠得多。老百姓也会买一点儿账。
自设圈套的治国行为
崇祯是比较有治国抱负的，他的决策思路是从大处着眼，具体的问题还是交给文武百官去处理。作为一个皇帝，这样做似乎也没什么不对。但是，他的“大处着眼”，并不是根据详尽的调查作出的判断。相反，臆想和情绪化的东西过多，最后的效果往往难以恭维。
比如练饷问题。这是明末一项令许多农民破产的税收项目，许多农民因此而走上了起义的道路。本来为了练兵御敌而征收的税收，最后将明朝的大部分百姓变成了“敌”。
明代的军队到了末期战斗力非常差，这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抗击倭寇的戚继光，他的军队也并非明代正规的官军，而是他在沿海一带招募的百姓，然后自己加以训练。同样，镇守宁远与后金政权周旋的袁崇焕的军队，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招募后加以训练才能和后金军队相抗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