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崇祯即位的时候，他已经明显感觉到国家的军队是个大问题，应该进行整顿。但是，他想到的解决军队战斗力不强的方法就是练兵，而练兵就需要征收专项的费用，所以加征练饷。征收练饷的结果是农民的负担越发沉重，在明末已经非常严重的赋税负担基础上，又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至此，农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是暴动，要么是卖儿女妻子最后还是饿死。
可以说，崇祯的加派练饷是导致明朝农村条件最后恶化并促使大多数农民起来造反的重要原因。但是他的出发点——练兵，也绝对是没有错误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因为他没有经过仔细的论证就把军队战斗力不强的原因归结于财政问题。
明代军队的战斗力差军心涣散，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找到根本，否则一切的努力也都是徒劳的。每年朝廷拨给军队的饷银是多少，都做什么用？这个基本的资金流向问题，崇祯都忽视掉了。还有其他的问题：军队贪污腐化成风，军饷不按时发放给士兵，势必会影响到士兵的情绪；将官本人的素质不高，不会练兵，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当初建立军队的目的只是维持日常治安而非对抗性极强的战争，所以许多军队从来没有国高强度的训练。
崇祯只看到了军队的战斗力不强，无法上阵杀敌这个现象，但这个现象产生的种种原因他却没有仔细分析。于是，他想当然地得出了结论：战斗力不高是因为缺乏训练，缺乏训练的原因是军备和钱物不足，要解决军备和钱物不足的方法就是派饷。
他这个计划得到了许多大臣们的支持，崇祯的大臣们大多也没有过军旅生活，对军队中的种种弊端也不了解，但是看到崇祯提出的简明而清晰的论证，他们都觉得计划可行。
于是，一项关于练兵的决策就这样形成了。没有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只靠皇帝所知的一点点现象，作出了一个事关全国农民的决定，无论说是草率还是不负责任，都不为过。
练饷摊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北的满洲军队不时对明王朝的边境地区进行骚扰，有时还直接攻打到山海关内掳掠一番，对明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明王朝而言，对付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派兵剿灭。
崇祯的思路就是这样的，他对东北边境问题，所做的最大努力就是寻找优秀的将领，委派优秀的官员，到前线督师，要彻底消灭犯边的满洲人，一劳永逸。但是，崇祯忘记了，在历史上，满洲部落只是明朝边境的一个民族而已，而且他们多年来都是被明朝统治的。后来，因为明朝的边境政策发生了改变，对边疆各族由羁縻改为预防，限制满洲人的活动范围，并对他们进行严重的剥削，最后逼得他们起兵抗明。
崇祯即位的时候，努尔哈赤已统一女真各部，满洲正迅速发展壮大，对明朝也采取骚扰和掠夺为主，攻打为辅的策略。也就是说，当时后金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和明朝正面交锋，战场只限于东北地区。
崇祯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也想像明太祖朱元璋那样建立一番功业。但是，他没有经过周密的考虑就决定要和满洲作战，完全没有考虑到国家的承受能力和战争可能持续的时间。
当时，明朝有多少有战斗力的部队？这些部队都驻守在哪里？哪些是可以自由抽调到东北前线的？满洲人有多少军队？战斗力如何？这些都不是崇祯关心的，他所关心的，就是能否找到一个赤心为国的将领带兵杀敌。没有这些战前筹划，就贸然决定开始战争，才会令明朝一直被这段战事拖着走，最终国家各个部分都出了问题而导致崩溃。
他也没有想过，是否可以选择战争以外的方式来解决辽东问题？
由于不堪重负，许多农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揭竿而起，对此，崇祯的态度比较暧昧，比之派饷和对满洲用兵，他对农民起义比较轻视，认为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按照明太祖朱元璋所订立的祖训，一旦地方有变，地方官一定要如实、及时地报告，隐瞒不报者处死。如果属于紧急灾情，地方官可以不经过报告就直接开仓放粮，事后补报户部批准备案就可以了。但是，这条非常符合人性的、对地方有安抚力的祖训没有被真正的贯彻执行。
在陕西发生大饥荒的时候，兵部郎中李继贞上疏给崇祯，说明了延安一带饥荒严重，请求国库发放十万两银子用来赈济灾民。但是崇祯皇帝对这个建议没有同意，他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练兵的派饷还不够，现在用国库的钱来救灾，练兵的计划就要搁置了。
作为皇帝，崇祯认为只有属于国家级的大问题才能从国库拨发银两来出来，至于其他问题，就应该找专门的官员去处理。而且他觉得一时的饥荒还不足以激起民变，但军队在北部边疆的处境却非常吃紧，如果没有专款去练兵，敌军打进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以说，如果当时陕西的仓库还有粮食的话，也许还可以缓解一下事态。但是，崇祯对下面的情况不了解，当地的仓库究竟是什么情况，是否能够担负起救济灾民的任务，他一无所知。
给予明王朝最后的，最沉重打击的李自成起义，就是在崇祯皇帝未应允开仓救济的历史背景下揭竿而起，然后慢慢发展到一支无往不利的强大军队的。
李自成的军队大部分由破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组成，他们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但是比崇祯加派练饷训练出来的军队的战斗力要强很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嘲讽——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没有得到任何援助与救济的灾民，与掌握着他们生杀大权的王朝与皇帝之间的战争，结果是占有资源最多的一方失败。
得知农民起义之后，崇祯采取的应对策略和对待满洲人的策略大抵相同：以剿灭为主，诱降为辅，最后的目的还是全部剿灭。基于这个思路，他又派军队到西部去镇压农民的起义，而军队战斗所需的费用，还是要继续加派新税，由没有起义的农民负担。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农民是因为负担过重而起义，但朝廷和皇帝没有给他们减轻赋税，相反，却以暴力镇压的方式逼他们与朝廷作鱼死网破的斗争；另一方面，不堪重负的农民起义了，而因为某些原因不能或不愿起义的农民，则因为朝廷要镇压起义者而加派新饷而变得负担更重。
久而久之，这个恶性循环将把所有的农民都推到起义军中去，因为自己想要的得不到，想免除的苛捐杂税反而更多，自己的生活不时在死亡线上挣扎……也只有起义以夺取最后的出路了。
停滞的帝国：亡国背后的余音
崇祯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在它之后的中国没有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紧随其后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给我们演出了一场封建盛世的绝唱而已。同一时期，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率先拉开了宪政共和或者说准宪政共和的序幕，而沙俄也即将迎来彼得大帝亲近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时代，对中国这块肥肉虎视眈眈。而此时的崇祯皇帝忙于铲除客氏和魏忠贤集团，为巩固政权扫平障碍。
与欧洲的封建集权制不断削弱相比，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呈现着不断上升的趋势。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一文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帝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黄宗羲反帝王的思想并不仅仅流于情绪的宣泄，而是试图用制度设计来对君主的权力进行制衡，但是这种制衡理念还仅仅停留于用宰相和内阁六部来制约皇帝权力的初级设计之上，历史的局限性使他无法再往前跨出一步。事实上，明末东林党人与阉党之间的如火如荼的党争之势非但没能削弱帝王的权力，反而从客观上更加巩固了帝王的绝对权威。
与崇祯同期的欧洲诸国也同样处于一个风雨飘摇和巨变的关口。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这个关口，一支新兴的力量开始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欧洲诸封建王朝已开始受制于基于跨国贸易之上而产生的新兴的财富阶层，各个海洋国家要想在强国林立的欧洲站稳脚跟，不得不一步步地依赖和鼓励这种阶层的存在和壮大。
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班牙国王会支持意大利人哥伦布去寻找新大陆，并且屈尊与他签订了关于掠夺来的财宝按比例分成的契约，而明王朝却会劳民伤财地派遣郑和七下西洋，炫耀国威，终因耗费过大而不得不终止。从民间自发产生的、比西方先进一百年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也由于帝王惧怕“外通蛮夷”而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就在西方不知不觉为制度变迁进行铺垫地时候，中国的君主们包括勤勉的崇祯皇帝却殚精竭虑地巩固王权，其他能对王权构成威胁的一切不稳定因素，诸如宗教、地方势力、工商阶层、海外贸易都牢牢掌控于王权之下。在明朝之前，历朝历代还设有宰相之职，内阁六部以及宰相对皇权还有一些制约，而自朱元璋开始，罢丞相一职，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甚至设立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监视百官和江南士绅阶层，开特务政治和恐怖政治之先河，中央集权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样的祖宗之法面前，勤勉有加的崇祯皇帝从其先辈那里所能继承的治国智慧也只能局限于宫廷政治上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至于其他的经天纬地之才，便乏善可陈了。
他本想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但是，巨额的战争费用和臃肿的官僚体制的耗费无度，都使任何“慈悲”的政策转眼之间变为“苛政”，面对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境况，崇祯虽然不止一次地下“罪己诏”，但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理想主义道德境界于国计民生毫无用处。
任何制度变迁首先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对民间创造力特别是制度创造力的充分尊重、引导和肯定，中国的历代帝王，包括崇祯在内，当然不会“英明”到让臣民都富裕和强大到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地步，所以，任何所谓的“仁政”终究都是花架子。
崇祯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不仅要拥有强势的权力地位，而且要充分地尊重民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