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讨论会上，萧立军很希望得到论者的肯定，他当时准备了20多份稿样，给了北京最有名气的作家和评论家，比如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等，他还叮嘱李陀要发言，那时候的李陀“最前卫，最有眼光，也最敢谈新观点”，他很想李陀能肯定，并在有反对声音的时候力排众议。李陀还找史铁生帮忙，要说莫言好，如果有人说莫言不好，你就说怎么怎么好。我想如果当时的讨论会真开成那样，简直就有点力保莫言出名的意思，宽容点是觉得是不是文坛的确需要莫言这样的写作者，这是一种好的风气，但如果让这些有个性的作家，非要说莫言好，难免就会不受控制了。所以史铁生一直不说话，直到冯牧忍不住问了，他才开始大谈宗教。这可是80年代，说宗教是异端，我总觉这就是史铁生无声的抗议，理由大约是他没觉得《透明的红萝卜》有多好，但是又要忠于朋友，以至于用超然物外的宗教两全了。可以想见，莫言的红萝卜和宗教可能关系不大，但在众人都说好的时候，也要允许有人说不好。讨论会上，肯定会有人批评莫言的作品，莫言只是倾听，决不反驳，徐怀中对此极为欣喜，他说，作家重要的是找到自己，不去重复别人，也要学会倾听别人的批评。
此外，这部小说最大的魅力就是描写感觉。在感觉上，莫言试图用“孩子、疯子、傻子”的视角去观察理性世界的另一面，这样难免在观察理性的时候既独特又失去了现实的方向，失去了可读性，或者说，莫言的作品在《透明的红萝卜》之后开始变得更充满实验性，正如《透明的红萝卜》带给他的自信，他在高密东北乡上的文体实验做得不亦乐乎。何况，他是个潜力惊人的家伙，陈晓明说他“20年过去了，写作依然旺盛，笔力矫健，随心所欲又炉火纯青”不是没有道理的。
据同学黄献国回忆，即便是因为《透明的红萝卜》成名之后，莫言——
“还是一副永远没有睡醒的样子。莫言迅速走红中国文坛，成为八十年代最红的青年作家。随后，就有大批文学青年模仿莫言，很有点像今天的“粉丝”们，模仿走红的流行歌手。即使是莫言大红大紫的那些日子，莫言依旧是莫言，决不轻狂也决不自大。无论怎样的赞誉，莫言都不为所动，还是以他那一副睡不醒的小眼睛，死盯住这个莫名的世界。”
但不要忘了，被评论家们誉为“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也被徐怀中说，这篇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当时的普通农民的郁闷心情，苦中作乐，坚韧忍耐，都从人物的活动中表现了出来，思想深刻鲜明。莫言也说自己其实不想表现“文革”的苦闷，所以有意淡化背景，因为在“文革”中很难不苦闷。莫言当真把黑孩儿当成自己的全部灵魂，但我们总看到：
“墙角上站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象青草的汁液，有的象干结的鼻血。裤头的下沿齐着膝盖。孩子的小腿上布满了闪亮的小疤点。”
诚如一个有瑕疵的孩子，我们在找那些小疤点的时候，难免有些吹毛求疵而又无可奈何，因为总有不好的地方吧？可在找这些缺点的时候，又忍不住为它开脱，觉得就是优点，以至于最后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篇好小说。
（二） 和影视结缘的《红高粱》
《红高粱》如今享誉世界，原因多半跟1988年，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有关。况且，电影由姜文、巩俐主演，这两个人的实力，自不必说。《红高粱》的拍摄带给莫言不仅仅是名利，还有整个高密走向大荧幕的可能。《红高粱》在高密拍摄的时候，可谓人山人海，人们没见过拍电影是怎么回事，所以都围着看。我见过的一张莫言母亲的照片就是莫言的母亲给红高粱剧组做饭，她矮矮的，穿一身白色衣服，站在莫言旁边，乍一看头发短的像个男子，仔细看，便看得出辛劳。电影的拍摄过程也充满传奇，简言之，张艺谋选择了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红高粱》和《高粱酒》两篇，拍摄了电影《红高粱》。
农民和生产队长
当年，张艺谋在山西太行山的时候，是吴天明导演《老井》的男主角，他做过《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大阅兵》的摄影师，很想通过《红高粱》来当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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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暑假，莫言在学校写中篇小说《筑路》，听到有人喊自己，出来一看，见“一个人，穿着一双老百姓穿的那种用轮胎缝的简易的凉鞋，可能在公共汽车上，鞋带被人踩断了，提着个鞋找我来，晒得黑黑的，可能当时正在西北拍《老井》。”这人说自己是张艺谋。
我至今也觉得《红高粱》里的红颜色最让张艺谋心动，再有就是高密东北乡的背景。很快，在《老井》的拍摄间隙，张艺谋就到北京找到莫言谈影视改编的问题，张艺谋当时“剃着光头，上身穿着一件特别破的衣服，穿着短裤，鞋子就是农民用那种胶皮轱辘做成的简易凉鞋。”张艺谋来到军艺的时候，一开始认错了人，把黄献国当成了莫言，黄献国回忆起这次当“莫言老师”的经历说：
“那是一个中午时分，我的房门被轻轻敲响，我开了门，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小平头’，他一进门很恭敬地，便说：莫言老师，你好！我是张艺谋。我忽然想起这些日子，外界相传张艺谋要拍莫言的《红高粱》。我便立马引领张艺谋去见了隔壁的莫言。”
莫言说，当时他听到有人从楼道里喊：莫言！出来后就看到眼前的张艺谋，“提着一只鞋、穿着一只鞋，一瘸一拐走来”，莫言解释，“瘸”是因为挤公交车的时候，脚被扎伤了，眼前这个人，像极了他村里的生产队长。老谋子说要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莫言的第一反应是：
“这样的小说，怎么可能改编成电影呢？”
莫言当时看的电影大多都是现实主义影片，在他心中，“漂亮的演员、美丽的画面、动人的插曲”加上“惊心动魄、充满巧合、催人泪下的故事”，这才是电影，《红高粱》都没有。可是老谋子就是要把《红高粱》和《高粱酒》改成电影，而且打包票能改好。
张艺谋和莫言对于《红高粱》的谈话还是很投机的，说起小说中的人物，更是兴奋异常。莫言说过：
“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试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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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影视改编的版权，莫言卖了800元。当时国家规定，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最高版权费是人民币800元，而一部电影剧本的最高酬劳是人民币4000元，所以没什么讨价还价的，老谋子还算仗义，为了让他们多拿点钱，把电影分成了上、下集，就是按两部电影的剧本的费用支付酬劳，莫言只是参与了讨论，没执笔，一共得了2000元，包括小说的800元。莫言说：
“执笔的叫陈剑雨，当过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这位老先生执笔，我和朱伟参加讨论。”
张艺谋通过影协的罗雪莹联系的朱伟，莫言不想改剧本，朱伟就和陈剑雨合作，陈剑雨是朱伟在《人民文学》的同事向前的丈夫，向前的女儿就是著名的雕塑家向京。
张艺谋从《老井》的外景地赶来，在朱伟家坐下，“人精瘦，两眼放光的样子”，朱伟写到：
“他太喜欢小说中的余占鳌分开密集的高粱，直泻下来的光束照耀着奶奶，‘四面八方都想着高粱生长的声音’这样的描述了。”
《红高粱》的改编，其实就在朱伟那20平米的小屋子里，张艺谋很容易激动，深夜，聊到激动处，常常“忘乎所以，眉飞色舞”，关于高粱的诗意表达是聊的最多的。老谋子表示，战争要简化，因为八一厂的烟火师拍不出壮观的效果，所以只能在高粱上找感觉。他给了朱伟一部日版电影，里面是芦苇在光影中舞动的各种感觉。张艺谋强调：
“一定要有大片大片漫山遍野的高粱，罗汉大叔死后，要让日本骑兵拉着辘轳，把高粱全部碾成绿泥，然后大雨倾盆，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些被碾倒残缺的高粱红了，然后是那首歌：“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
只是，张艺谋想看“高密的红高粱”却没有了。莫言说：
“小说写的是过去的事情，高密种高粱是50年代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农民连小麦都吃不完。”
于是，莫言建议张艺谋去东北拍摄，张艺谋坚持认为只有高密这片孕育过红高粱的土地最合适，于是决定重新种植。
1987年春天，种高粱的时候，西影厂领导还没有批准这部影片，摄制组刚刚成立，拍摄资金没有着落。可是农时不能误，于是张艺谋就自己筹了4万元，让副导演和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来到高密，以每亩250-300元的价格，立下合同种了100多亩高粱。现在想来，要是影片没被批准，80年代的4万元，张艺谋恐怕把自己卖了也还不起。偏偏那一年，山东干旱少雨，高粱长得很差。就在准备调动消防车来浇水的时候，天降大雨。后来张艺谋回忆说：
“高粱这东西天性喜水，一场雨下透了，你就在地里听，棵棵高粱就跟生孩子似的，嘴里哼哼着，浑身的骨节全发出脆响，眼瞅着一节节往上蹿。直觉着满世界都是绿，满耳朵都是响，满眼睛都是活脱脱的水灵。这正是张艺谋要表现的生命感觉。”
播种与收获
张艺谋当时获得的资金是85万，因为心仪三个地点，就意味着要转战三个地方，同时影片的拍摄周期也就越长。张艺谋事事要求完美，但看他为了《金陵十三钗》选角所费的功夫就知道他的要求苛刻，这样的预算，张艺谋顶着压力还是事事要求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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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会亲自挑选的主创人员，化妆师、烟火师、机械师都年过半百，其他人都和张艺谋年纪相仿，并且是相处愉快的哥们儿。摄影师是顾长卫，多年后，人们通过《孔雀》认识了他和张静初。美工师是杨刚，剪辑师是杜媛，这些人都和张艺谋合作了很多年，比如《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张艺谋其实有用同一个团队或者同一个人的习惯，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合作愉快，自然要再合作，所以巩俐也好，张伟平也好，如果不是因为特别的原因是不会和张艺谋分开的。莫言和张艺谋的真正合作只有这一次，因为《师傅越来越幽默》里，实在看不到什么莫言的影子，里面满是广西作家鬼子的影子。
又比如，张艺谋为了使影片达到色彩上的效果，花钱从上海电影制片厂租来两台机器，这可是两台“祖宗”，每台连同配套镜片价值20多万美元，这样的贵族谁也不敢怠慢，就从上影厂请来一位专职保管员来看护。有了国际上都先进的机器，剩下的就是胶片了，当时用的胶片是从日本进口的彩色胶片，这胶片本就限制进口，后来胶片不够用，制片主任飞去香港紧急采购了一些。
又比如电影里的拍摄地点有三个。在正式选之前，杨刚就来到高密专门住了一段时间。高密文化馆的张子照回忆说，1987年春，他去县招待所与西影厂的美工师杨刚同志接头，协助他们在高密选外景地。这次是让张艺谋在杨刚选好的基础上来拍板的。就这样，吉普车载着这一行人东西南北走了个遍，最后选中三个地方，一是莫言的家乡，高密东北乡的孙家口。此村地处高密、平度、胶州县的交界，解放前，此处就是三不管地带，每年胶莱河发大水，这里总能冲出几个口子来。
我想张艺谋之所以选择这里，应该是看上了这里的几座石板桥，青色花岗岩，古朴而原始。所以，张艺谋就对这个地方说：“有戏、有戏”。这里本没有石头，运来这样大的花岗岩也是因为这里重要的交通要道，1938年3月16日，游击队就是在这里伏击日本军车，杀了敌人50余人，烧毁了军车4辆，击毙了日军中将中冈弥高，管谟贤写道：
3月15日晨，国民党游击队曹克明部400余人，在冷关荣部、姜黎川部配合下，埋伏在村内村外，截击日军。上午10时许，满载日军的5辆军车由村北向南疾驶。尖兵车上载重机枪一挺，驶至村南拐弯处，轮胎被预先埋在路上的耙齿扎穿，动弹不得。曹部伏兵立即投弹炸死车内日军。后驶进村内窄路上的日军汽车，前进不能，后退不得。村内伏兵四起，围击日寇，并以高粱秸引大火烧汽车，车上日军无一逃脱。村外汽车上的日军企图负隅顽抗，亦遭围歼，仅一名逃跑。此战歼灭日军39名，内有日军中将中岗弥高，缴获汽车一辆，（其余被烧毁），轻重机枪各一挺，“七九”式步枪30余支，子弹数万发，军刀3把（其中将军刀一把），文件一宗，游击队伤亡30余人。
这一举动遭到了日本人的疯狂报复，但毕竟语言不通、地形不熟，就错把邻村的公婆庙（现名东风村）当成了孙家口，制造了公婆庙惨案，杀害群众136人，烧民房800余间，石桥旁边还有为了纪念伏击战的纪念碑，这里后来拍了“抢我奶奶”、“野合”、“伏击战”等戏。
1987年夏天，西影导演张艺谋率《红高粱》剧组来高密拍外景戏，孙家口一带老百姓事先专门种了大片高粱，电影中不少镜头就在此地拍摄，使当地老百姓重温了当年的历史。老百姓看到巩俐等人在高粱地里钻进钻出，从驴背上爬上爬下，累得晕倒在地，不由得感叹：“拍场电影真不容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