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就开始了对联合中学那两排瓦房的向往。一排是老师办公室、宿舍，一排是两个教室。教室紧挨着大街，离莫言家只有50米。莫言每天牵着牛背着草从学校经过的时候，就会看着那新学校。学校里的玻璃很快被学生们砸光了，各种喧闹声传到大街上，莫言渴望上学的心情发展到了梦中，却不敢流露出来，怕父亲责打，因为自己得罪了郑老师，不但没学上，连父亲也受到了牵连。姐姐就开始安慰莫言：
“这个联合中学，上不上都一样，老师也不教，教了学生也不学，天天在那里打闹，还不如自己在家里自学呢！”
可是没有条件自学，因为吃不饱穿不暖，他只能在夜晚的油灯中，或者下大雨不能上工的时候，看一些闲书（小说）。在进入军艺之前，莫言关于学历纠结了很久，填过“初一”，当兵时，看到有些高中毕业的战友连家信都不会写，所以就大着胆子写了“高一”，这提心吊胆的日子直到从军艺毕业，拿了“大专学历”才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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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管谟贤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高密是个小地方，大学生和大学生的家人都会受到尊敬，当然也有嫉妒。无非是他们家是老中农，有当地主的亲戚，还有逃到台湾的叔叔，要么就是说他家里房子破，竟出了一个大学生。莫言当然也盼着能像哥哥一样成为一个大学生，趁着大哥睡着，他偷偷把大哥的校徽摘下来别在自己胸前，四处炫耀，玩伴们就讽刺说：
“是你哥考上大学，又不是你上，烧包什么！”
尽管莫言立志上大学，但“文革”来了，大学不再考试招生，按理说家庭出身只要不是“地、富、反、坏、右”又有中学学历，都可以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但那时候大学招生少，名额到不了村就已经被瓜分完了，所以推荐上大学就成了美丽的谎言。张铁生在那个时候，靠着一封信上了大学，一时被传为佳话，莫言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莫言没上过中学，但他自学了哥哥留下的中学课本，数理化不行，语文水平却很高。
于是，莫言大笔一挥，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去没多久，就收到反馈，只可惜还是官样文章的拒绝，意思是，愿望是好的，但还是要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莫言很激动，毕竟是教育部长对一个农村孩子的回信。莫言记住了这用圆珠笔写的几行歪歪扭扭的字，还有那大红公章，也因此受鼓舞给省、地、县、公社的招生领导小组写了许多信，向这些人诉说他想上大学的梦想，最后都石沉大海。村里人知道这件事情后，纷纷嗤之以鼻，像看一个精神病人一样看待莫言，还说了句大实话：
“你这样的能上了大学，连圈里的猪也能上！”
诚然，他们家的成分是不可能被推荐上大学的，莫言的大学梦还让人到处指指点点，莫言仿佛就此与大学无缘了。
机会有两次
1977年，恢复高考，莫言在部队里表现出色，领导也认为他是高中毕业，就说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有个上大学的名额，要莫言抓紧复习。这个名额的专业是计算机终端维修，上大学是好事情，自己的理科水平差也是现实，莫言连续三天没有吃下饭去，他心里没谱，时间紧迫，只有半年，数理化呢，他一窍不通，用他的话说，“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我以为等于五分之三。”因为实在想上大学，即便是一窍不通，他也要拼一拼，占了部队仓库，到处写着数理化公式，偶尔问个能人，把大哥的书全搬到部队来。
6月份，快要考试了，莫言总算入了点门，可领导却说，名额没有了。他瞬间悲喜交加，悲的是名额没有了，半年的努力算是打了水漂，喜的是自己不用为落榜而出丑。其实，那次考试多半是些军干子弟，水平比莫言强不了多少，一般都是照顾入学。其实幸亏没被入取，入取了，莫言就成了修电脑的，说好听点叫无线电技师。或者，冥冥中自有安排，上帝在这里给你关了窗，会在别的地方开门，这段时期的努力不过是让莫言熟悉了一下理科知识，接下来，还有“小说”等着他。人生就是这样诡异，我觉得他很幸运，最后还是成为作家，仿佛注定做了自己擅长并且喜欢的事情，不像有些人，做的事情多半不喜欢，或者不擅长，结果总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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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夏，莫言已经是一个副连级教员，他参加党政干部基础科的学习，已经通过了四门考试，还有一门就可以拿到大专文凭。此时，莫言得知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学系招收学生，就赶去报名，结果报名工作已经结束了，当时接待他的是教学秘书刘毅然。刘毅然说：
“大部分报名者都是部队推荐的，莫言手里没有官方推荐信和报名表，却拿出了两篇作品，《售棉大道》和《民间音乐》，之后他也没说什么慷慨激昂的话，便默默地走了。”
其实那里面还有孙犁对《民间音乐》的认可。莫言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与刘毅然见面的狼狈样，当时他跟领导确认报名的事情，其实，那时候单位也不想他走。领导就让他自己去问问，可电话他也不会打，忙音、蜂音都不分，只能自己进城问，在城里，公共汽车也不会做，穿着一身的确良的军装，背个挎包，一见到刘毅然，就行了军礼，说，报告首长。
刘毅然很喜欢《民间音乐》，就推荐给当时的文学系主任徐怀中，这本是件小事，对刘毅然来说是举手之劳，但莫言却铭记于心，以后常常提及。徐怀中主任看了莫言的《民间音乐》后，说：
“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
就这样，莫言顶替了原定的学员，破格有了考试资格。莫言的考试成绩是文化课第二、专业课第一，被录取了。可以说，莫言的《民间音乐》，不但得到了孙犁的赏识，还帮他叩开了大学的校门。
莫言在给哥嫂的信中表达了当时的心情：
“别人从5月初就拿到了准考证开始了复习，我得到消息，萌动念头已是6月中旬，6月19日上午搞到了准考证，6月21日开始复习，7月1日开始考试，复习了10天。语文、政治、史地三门课考了216分（语文90分），成绩差强人意。文化课考试占40%，作品占60%.我的作品不是一流，但送审的几篇还是马马虎虎的，就这样考上了。解释：上帝保佑我！”
莫言在信里多次用到“苍天保佑”之类的词语，还写到自己很高兴，说明莫言对自己能进入军艺学习，充满了狂喜和不真实感，连说“简直像一场梦”，惶恐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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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艺术学院改变了我的命运！”
这是莫言常说的一句话。莫言写小说的蜕变，或者理解小说、知道什么是好小说，源自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学习。解放军艺术学院当时没有文学专业。1984年，才由徐怀中将军奉命组建文学系并首任主任，全班招收了35个人，定于9月1日开学，莫言当时29岁，他成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第一届学生。据同学黄献国回忆，他提前一天来北京报道，遇到的第一个同学，就是“那个脑壳硕大、两眼眯缝”的莫言，还说：
“他先于我到校报到，自然吃饭的时候，我就找到他，问他到哪里去吃饭、如何买饭票等。记得他用一根调羹，轻轻敲打着自己的小饭盆儿说，你就跟我走吧。”
莫言是8月31日上午报到的，他第一个到，大门口右侧的杨树下，有几张桌子，还有系里几个工作人员，让他填各种表格，填完后，发给一把宿舍钥匙。“宿舍里摆着四张铁床，四张崭新的杏黄色写字台，还有四把电镀红塑胶椅子”，莫言没来没用过这么好的写字台和椅子，真是喜出望外，但很快得到消息，说驻京部队学员要走读，莫言顿时傻了，他连公交车都不怎么会坐，怎么走读，就向刘毅然老师求救，仓库、杂物间、走廊上，给个地儿就成，刘毅然后来说不用走读了，莫言面对梦一般的宿舍，激动得想哭，这可是徐怀中老师特地为学员们争取的环境。
从那天起，莫言挂着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校徽，极大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有个山东老乡的父亲还带着一帮人来学校，自豪地说，俺儿子在这里上大学呢！开学典礼之后，首先让莫言感到敬佩的是朱向前同学，他的发言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莫言觉得这样的人才不用上大学，直接在大学教书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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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系作为干部专修班，加上大家年龄小的也有三十岁了，老的都快四十了，并且大家都是发表过几篇作品的人，学制两年，况且还要开会、跑操，像正规大学生那样上课，显然不合适。徐老师就制定了特别的学习方针，就是名师讲课加上自由讲座。
所以，上课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外聘，系里只有一位正式聘用的古典文学的老师，请来的人物很广泛，像作家王蒙、林斤澜、汪曾祺、丁玲、刘白羽、冯牧、张承志、邓友梅等，他们把自己的心得讲给学员们听，还有一些中国社科院文学院研究所和外国研究所的专家，意大利文学、拉美文学的翻译家，以及一些社会学者，学员们都受益匪浅。虽然讲课并不系统，但是信息量大，有助于迅速改变他们脑子里固有的文学观念。这些老师中也有“妖蛾子”，比如一个女同学请来的“存在主义”长头发男老师，讲课扭来扭去，因为他坐在讲台上，可是从讲台上下来，又要丢面子，反正他所说的存在主义莫言一句也没听懂。还请来一个气功大师，据说发起功来能在钢琴上弹奏天国的音乐，班里有个懂音乐的人，说这人弹奏的就是初级的钢琴练习曲。
莫言说，他至今还难忘一些课程：
像洪子诚、曹文轩老师的当代文学；赵德明、林一安、赵振江的拉美文学；唐月梅老师的日本文学；刘再复老师的“性格组合论”；王富仁老师的鲁迅研究；汪曾祺、林斤澜、李陀的创作谈等等。
中央美术学院的孙景波为他们放映精美图片的幻灯片，原始时代的老祖母雕塑，成为他《丰乳肥臀》里最初的灵感。音乐欣赏课上，李德伦老师是著名的指挥家，讲了一大堆，什么秦皇汉武到辛亥革命，只字不提音乐，还把中午饭堂开饭时间给耽误了，大家都有些心烦了。讲完后，老师让大家自由提问，莫言说，老师你少讲点，能不能对着录音机给我们比划比划。他当然很不高兴，说，我只能指挥乐队，不能指挥录音机。莫言后来觉得自己是有些胡闹，人家是著名指挥家，怎么能指挥录音机呢？难怪同学们都笑他浅薄。
莫言最感谢的还是恩师徐怀中，徐老师总是亲自帮莫言分析作品，找毛病。觉得不错了，就帮他推荐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就是这样子被推荐的。这篇作品据黄献国回忆，每当入夜，大家睡了，莫言“搬着一个铁腿儿小课桌，独自跑进水房，凭借一支六十瓦的灯泡照明”，写出了他入学以后的第一个中篇小说。
徐怀中老师是莫言的大恩人，在漫长的岁月中，莫言没有好意思再去打扰这个老师，但他五十多岁的时候，还见了老师就不好意思，感到紧张，局促不安。《丰乳肥臀》获得了“大家”文学奖，但是出版社拉徐怀中当了那届“大家”文学奖的评委会主席，而评委们又把奖给了莫言，一时间，批评声四起，还把莫言与徐怀中老师联系到一起，说莫言是徐怀中老师培养出来的所谓高足。后来，第一届“冯牧文学奖”中的军事文学奖，就为了避嫌颁给了别人。
头号“造币机”
在校园生活中，书本大量出现在莫言的生活中，就像是度过了蜜月期，他说：
“我大量的阅读是我在大学的文学系读书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写了不少很坏的小说。我第一次进入学校的图书馆时大吃一惊，我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人写了这么多书。但这时我已经过了读书的年龄，我发现我已经不能耐着心把一本书从头读到尾，我感到书中那些故事都没有超出我的想像力。我把一本书翻过十几页就把作者看穿了。我承认许多作家都很优秀，但我跟他们之间共同的语言不多，他们的书对我用处不大，读他们的书就象我跟一个客人彬彬有礼地客套，这种情况直到我读到福克纳为止。”
莫言说不认真看书，也许因为他早年间在家乡看得那十几本书很多是经典，往后的书说不定就流于重复。加之写作起来灵感迸发，自然看看不进什么书去。同时，莫言也坦陈像福克纳，以及其他的外国作家或多或少都会给他灵感。
莫言那时候看书，并不是仅仅因看书而看，而是为自己的创作找科学依据。据同学黄献国说：
“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他跑到学院附近科普出版社，买回两本科普读物，类似于气象、昆虫之类的书籍，躺在床上，痴迷地看来看去。不久，就写出了《球状闪电》、《白狗秋千架》、《红高粱》、《金发婴儿》等一系列中篇小说，后来，被统称《红高粱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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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系里讨论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李存葆被认为是精英中的精英，写过《高山下的花环》，作品被改编成电影、话剧，是当时全国最红的作家。在一致的好评中，莫言把这篇小说扁的一塌糊涂，认为这根本不是小说，像是宣传材料，称它是“一种连队小报油墨的芬芳”。据崔京生说，这些观点是前一夜，他和莫言共同讨论的结果，只是第二天，崔京生要去看瑞典电影展放的伯格曼的两部片子，否则，开炮的说不定就是崔京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