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7月，莫言回家结婚，刚呆了一个星期左右，婚假尚未结束，就被部队的电报召回。莫言隐隐觉得是好事，原来是调到保定郊区狼牙山脚下的训练大队。这次工作调动和自己那次考大学未果颇有渊源，解放军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在江苏和四川招了一批高中毕业生，是一批落榜生，这批考生分数不够，但数理化好，就是文科不好，学院教室不够，就下放到各个局的训练大队代培，教员们有的是各个局选拔的，有的是工程学院派下来的。莫言成为这些新兵的班长，过去，他刚到部队觉得自己是个文人，就没好好练队列，在新的环境里，也知道这次是为了提干而来的，就想好好表现。谁知，受苦的是那些新兵们，用莫言的话说，是咬牙切齿地训练这些学员，甚至把学员训哭了。
不料，1979年底，总政治部下了文件规定，战士年龄超过24岁不能提干，而他正好过了24岁。这种规定促使莫言的身份证上出现了另外一个出生日期，1956年3月25日。莫言在1980年左右为了怕超龄而无法提干，所以回家乡改了年龄，还规定军官不能从战士里直接提干，要经过院校或者训练大队培训，眼看提干无望，莫言苦寻机会，仅仅十五天的新兵训练过后，江干事就为莫言想办法，说缺一个政治教员。莫言知道这是机会，一咬牙答应了，课程也并不容易，分别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门课，莫言找到“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找到了政治经济的读本，死背硬记。”
诚然，政治课在那个年代是无法敷衍的，一是一，二是二。基本上只能照本宣科，但莫言凭借其强大的记忆力把这些知识背得滚瓜烂熟，脱了稿，滔滔不绝，自然被认为水平高。
如今想来，政治课程披着哲学的外衣，变得虚幻、晦涩难懂，一不小心，就让学员们听得云山雾海，水平就高上去了。莫言的努力还是得到了肯定，上课的反应还不错，这可都是他做事一丝不苟换来的，每周两节课，加上提前三个月告知，按说很好准备。不过那时候，莫言还兼职保密员，负责分发信件、烧开水，很忙，在河边的白杨林里，莫言把自己上课的稿子一遍又一遍地试讲，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1982年，莫言当兵到了第7个年头，每个月的津贴涨到了26元，当时干部不过52元，他着实陷入了提干的绝望。莫言开始写小说早在1978年，在保定是第二次写。写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提干，争取好的前途，部队有优厚的激励制度，省级报刊发表文章可以记三等功，在《解放军报》或《解放军文艺》上发表文章，很可能就此脱颖而出。在这种制度下，有不少战士通过写作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文坛上，也有不少军旅作家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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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莫言在吃饱了穿暖了之后开始为了他的“提干”奋斗，在黄县站岗的时候，写了小说《妈妈的故事》，故事大意：一个地主的女儿（妈妈）爱上了八路军的武工队长，离家出走，最后带着队伍杀回来，打死了自己当汉奸的爹，但“文革”中“妈妈”却因为家庭出身地主被斗争而死。这小说寄去了《解放军文艺》，被退了稿。还写了一个话剧《离婚》，写的是与“四人帮”斗争的故事，《解放军文艺》写了一封很认真的退稿信，字体很潇洒，大意是，版面有限，这样的大型话剧最好寄给出版社或者是剧院。莫言拿这封信给辅导员看，辅导员看后说，行啊，小子，折腾得《解放军文艺》都不敢发了。莫言说，他至今也不知道这是夸奖他还是讽刺他。
后来，因为当政治教员忙于背书，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莫言暂时放下了作家梦，直到上课的书背熟了，梦又开始做起来。一开始大都选择地市级刊物投稿，而不是大报大刊，即便这样，也常常遭到退稿。比如给保定的刊物《莲池》投，《莲池》有个老编辑毛兆晁，给莫言去了一封信，信里说希望莫言来编辑部谈谈。
莫言按照地址来到了保定市《莲池》的编辑部，他紧张极了，双手不停地流汗，在神圣的文学编辑部面前，他进了门就转着圈敬礼，一个中年编辑看了信，让莫言等一下，“老毛家远，还没到。”编辑们都在埋头看稿，人人面前都有一大摞稿子，莫言才知道原来爱好文学的人如此之多，没多久，一个“五十多岁的人哈着腰”进来了。那中年编辑说，“老毛，你的作者。”毛老师那时候形象可不佳，叶开介绍说，一身“油渍麻花”的中山装，身上是一股“浓浓的烟臭”，他把莫言的稿子拿出来，说稿子基础不错，希望再改一改。莫言走后，又重新写了一个，再次送到毛老师的手上，毛老师说，还不如第一个呢，这次让莫言很沮丧，后来他把两篇小说合一了，又亲自送到了编辑部，这次毛老师给莫言一封信，说刊物决定要用，这小说就是《春夜雨霏霏》。
1981年《莲池》的第五期终于发表了《春夜雨霏霏》，在家书里，莫言自己也感到纳闷儿，这小说确实没什么特别——
暑假里，我写了一篇小说，已在保定《莲池》发了首篇，这是瞎猫碰了死耗子。这篇东西费力最少，一上午写成，竟成功了，有好多“呕心沥血”之作竟篇篇流产，不知是何道理。
那段时间正好家乡大旱，而妻子呢？又临盆在即，莫言半是担忧，半是喜悦，还夹杂着一些惶恐，因为自己要做父亲了，这有些不敢想象，并且马上就三十岁了，再不努力就真的完了。那时候莫言会写信和哥哥讨论文学创作的事情，哥哥说莫言的几篇文章有些孙犁的味道，还问莫言保定离白洋淀远不远，有机会可以去看看。
1982年第二期发表了《丑兵》，《丑兵》后面附着一篇编辑手记，介绍说，作者是个小战士，感情真、文笔细、大有希望。这对于莫言来说是很大的鼓励，随后，1982年第五期又发表了《为了孩子》，《莲池》的老编辑毛兆晁还去部队看他，说早知道莫言部队这么远，就不要他送稿子了，毛老师因为牙齿不好和胃病吃饭很少，饭后还和莫言在山间散步。战友提到山上多奇石，而毛老师恰巧喜欢石头和花草。莫言上山采了两块石头，背着去了毛老师家，毛家住南郊，不通车，他背着两块沉沉的石头走了几十里，直到送上了六楼毛家。那时候，毛老师还带着莫言去白洋淀体验生活，这件事在部队里的影响很大。
莫言发表两篇小说，就有144元稿费，据叶开先生的推算，当时的干部的月工资是52元，2006年，科级干部的工资是2000元左右，由此推算，文学价值从稿费上看贬值了5倍，从肉价上看贬值了75倍，可见，当时有144元巨款，买一块上海牌全钢手表的梦想是绝对可以实现的。关于第一笔72元的稿费，莫言说：
我花了五元八角买了一瓶刘伶醉，一帮战士一起喝掉了，余下的，添上一点积蓄，就买了一块手表，是西安产的蝴蝶牌手表。
因为发表文章加上一直表现不错，部队的肖副主任、宣传科王科长决定“去听听这个小管的课。你们不要告诉他，我们悄悄地来”。其实，莫言还是提前知道了消息的。课上，莫言讲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声音大到隔壁班都上不下课去，这节课毕竟是成功了，爱才的肖副主任，和众人一合计，跟莫言的领导说，“管谟业这个战士是难得的人才，不提干太可惜了，一定要提”。总参领导回答说：“既然如此，你们回去打个报告，我们就同意。”
几番周折，1982年，27岁的莫言经历了整整七年的部队时光终于提干成功，他被破格提拔为正排职教员，被调到北京延庆某部队机关工作。提干成功的莫言在部队呆了21年才从正师级位置上退下来，1997年，莫言脱下军装，转业到《检察日报》社工作。临走时，他说，“部队永远是我的家！”然而，他却也没写几部和部队相关的小说，因为那些军旅小说总是味道不对，他还是属于高密东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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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去看莫言各个时期的对话录或者演讲录，你会发现莫言越来越成熟或者有担待。诺奖之后，莫言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自己为年轻时候在部队的一次轻狂感到内疚。
一天晚上，在办公室的莫言看到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那位长官估计是找莫言对桌的人，看了一眼美人，随即自语：“噢，没有人。”莫言反倒不依不饶起来，说“难道我不是人吗？”声音很大，不留余地，那位老长官面红耳赤，尴尬而退。莫言年轻气盛，上级被自己抢白自然得意不已。如今，莫言为这种“英勇”解释道：“做歌德，还是贝多芬。”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命题，故事的核心内容就是歌德在与贝多芬并肩行走的时候，来了国王和大批贵族，这时候应该脱毛行礼呢，还是昂首挺胸，挺身走过？贝多芬选择昂首挺胸歌德选择行礼。年轻人多半喜欢贝多芬的狂放不羁，理由是：
“贝多芬只有一个，国王有许多个”。
即便古今中外，也有不少人喜欢竹林七贤。那七个人各有各得个性，最为出名的自然也是最为狂放的嵇康和阮籍。
可是莫言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佩服歌德，他说歌德身上有种气度。其实，年轻轻狂很容易哗众取宠，可是脱帽行礼则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自我修养。莫言说，或者国王的仪仗不仅仅代表权势，而代表一个国家的象征。
“英国王子结婚，戴安娜葬礼，万人空巷，那么多人看，你能说路边的观众全都是卑劣、没有骨气吗？你往女皇的马车上扔两个臭鸡蛋，就能代表勇敢、有骨气吗？所以当挑战、蔑视、辱骂权贵没有风险而且会赢得喝彩的时候，这样做其实是说明不了什么的。……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当作普通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贝多芬的行为，就感到可笑。”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莫言的性格修养以及他对于做一个普通人的坚持，是用了心的。
莫言说：
“全世界的军队大概只有中国军队里有唱歌的、跳舞的、画画的、说相声的、演小品的，还有话剧团、杂技团、京剧团。”
以至于自己在部队的时候想当官想得发疯，于是向领导建议能不能成立一个解放军马戏团，而他任团长，可见莫言对于动物的喜爱到了骨子里。除了对于动物的喜爱，还想象自己是骑着高头大马的团长，后面跟着一群骑小马的女演员，漂亮不说，还要个个会拿大顶。领导说他胡闹，他问为什么那么多团都有，就是没有马戏团，领导说这是政治。这跟全世界的军队只有中国有作家一样，还是政治。
（三） 上学梦
人有很多梦想，哥哥管谟贤始终没有完成当兵梦，他则是一直要上大学。这个大学梦在他当兵之后，就已经生根发芽。莫言的上学梦其实开始的很早，早在1966年辍学在家的时候，他就梦想着上学，特别是自己家离学校那样近，穿过槐树的枝桠就可以看到学校里一景一物。
乡村里的上学梦
莫言在小学五年级之后，就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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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莫言写了一篇散文叫做《我的中学时代》，文章称，在他五年级的时候，家庭出身好的老师，在“文革”初起，就闻风而动，一夜之间，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第一天，红布上了袖标，第三天，黄漆上了红旗，后来，家庭出身不是“地富反坏右”的学生每人上交8毛钱，得一个袖标。戴上袖标的同学们个个都精神得很，光荣得上了天。莫言说：
“如果街上没有行人只有一条狗，我就把红袖标炫耀给狗看，狗见了红色，兴奋得不得了，追着我的屁股咬”。
这当红卫兵的新鲜劲儿十几天就过去了，因为村子里的贫下中农通通成了红卫兵，只不过“八毛钱”的事情还没结束，因为姐姐带着的红袖标无论是样式还是做工都比莫言他们的高级多了，而且还便宜。家长们就去学校找，说着红绸子绣黄丝怎么比土红布写黄漆还便宜呢？老师们睁着眼说瞎话，我们的红袖标是从北京的红卫兵总部批发过来的，你们这些都不正规，是杂牌军。家长们还能说什么呢？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红卫兵头头的老师在火炉上天天炒花生吃，就是从学生那里克扣来的。
“花生”成了莫言辍学的导火索，本来，莫言他们是在关押校长的屋外监视校长的，但校长和他老婆一声不吭，一众小崽子们在寒冬腊月冻得半死不活，熬受不住就去报告了，结果发现红卫兵头头老师正拿着一把花生往代课老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还伴着两个人的笑声。同学们绝望了，自己的革命热情迅速冷却。第二天，他们就把看到的事情给村里人说，张立新还在大队部的白粉墙上用粉笔画了一幅讽刺画，画面相当流氓，众人围观，用莫言的话说，这下子“算是把老师得罪到骨髓里去了”，一年后，村里成立了农业联合中学，学生们除了“地富反坏右”，都成了联中的中学生，可是却没有莫言。
因为郑红英当上了管理学校的贫农代表，张立新虽然是重大“责任人”，但人家是“烈属”，郑红英不敢动他，莫言家是“富裕中农”，就被郑老师小嘴一歪剥夺了上学资格。莫言的姐姐因为和郑老师关系不错，就去替莫言求情，结果郑老师说了：
“上边有指示，从今之后，地富反坏右的孩子一律不准读书，中农的孩子最多只许读到小学，要不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
至此，莫言成了一名光荣的小小社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