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和刘半农是相知甚深的好朋友，但两人之间也经常相互批评，因为他俩都赞同布莱克的名言：为了友情，批评我吧。
“恋爱的意义无非是一种环绕着情人的航行”——与谢野晶子与周作人
与谢野晶子是日本著名诗人与谢野宽的夫人，在日本有“第一女诗人”美誉。除了写诗，翻译，她还撰写了多篇评论，“识见议论，都极正大”。周作人说她是“现今日本第一女流批评家，极进步，极自由，极真实，极平正的伟大妇人。”周作人对与谢野晶子的推崇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周作人曾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翻译成中文，发表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上。此文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受《贞操论》的影响，胡适写出振聋发聩的《贞操问题》，鲁迅写出震古烁今的《我之节烈观》。戴在中国女性头上达几千年之久的“贞操”枷锁，在这些檄文的抨击下，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
与谢野晶子在《贞操论》中认为，贞操不能被目为一种道德，因为，倘若将贞操视为普泛的道德，那么，有很多疑问我们却难以解释：
“贞操是否单是女子必要的道德，还是男女都必要的呢？贞操这道德，是否无论什么时地，人人都不可不守，而且又人人都能守的呢？照各人的境遇体质，有时能守、有时不能守；在甲能守，在乙不能守：这等事究竟有没有呢？如果人人都须强守，可能做得到么？无论什么时地，如果守了这道德，一定能使人间生活，愈加真实，自由，正确，幸福么？倘这贞操道德，同人生的进行发展，不生抵触，而且有益，那时我们当他新道德，极欢迎他。若单是女子当守，男子可以宽假，那便是有抵触，便是反使人生破绽失调的旧式道德，我们不能信赖他。又如不能强使人人遵守，因为境遇体质不同，也定有宽严的差别；倘教人人强守，反使大多数的人，受虚伪压制不正不幸的苦，那时也就不能当作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贞操是属于精神的呢？属于肉体的呢？属于爱情的呢？属于性交的呢？还是又属精神，又属肉体，所谓灵肉一致的呢？这种区别，也还未定得明白。”
另外，与谢野晶子还提醒人们：世间很多夫妇，虽有性生活，精神却很冷淡；或肉体毫无关系，精神也相互憎恶，但却住在一起，维持着名存实亡的婚姻，这样的夫妇，精神上早破了贞操，但在世人眼中却仍是贞夫贞妇，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因此，与谢野晶子不认为贞操是道德，而把贞操当做“趣味”“信仰”“洁癖”：
“我从前在《太阳》杂志上说过，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按原文中有一节，比得极好。说，‘贞操正同富一样，在自己有他的，原是极好；但在别人，或有或无，都没甚关系。’）既然是趣味信仰洁癖，所以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我所以绝对的爱重我的贞操，便是同爱艺术的美，爱学问的真一样，当作一种道德以上的高尚优美的物事看待，——且假称作趣味，或是信仰都可。倘若要当他作道德，一律实践．非先将上文所说的疑问解决不可；非彻底的证明这贞操道德，无论何人，都可实践，毫无矛盾不可。不然，就不能使我们满足承认。”
这篇文章对周作人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在贞操观方面，周作人自此后基本承袭了与谢野晶子的看法：不将贞操当成道德，不过分关心他人的贞操；二、学会了站在女子（或弱者）角度看问题。
在《抱犊谷通信》一文中，周作人谈到他对贞操的看法，其观点明显脱胎于与谢野晶子：
“如今我有了一个属虎的女儿，不禁使我悲感，也并不禁有点迷信。我虽然终于是懦弱的人，当时却决心要给她们奋斗一回试一试，无论那障害是人力还是天力。要使得她们不要像她们的曾祖母那样，我苦心的教育她们；给她们人生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和谐而又独立地生活；养成她们道德的趣味，自发地爱贞操，和爱清洁一样；教她们知道恋爱只能自主地给予，不能卖买；希望她们幸福地只见一个丈夫，但也并不诅咒不幸而知道几个男子。我的计画是做到了，我祝福她们，放她们出去，去求生活。但是实际上却不能这样圆满。
她们尝过了人生的幸福和不幸，得到了她们各自的生活与恋爱，都是她们的自由以及责任，就是我们为父母的也不必而且不能管了，——然而所谓社会却要来费心。他们比父亲丈夫更严厉地监督她们，他们造作谣言，随即相信了自己所造作的谣言来加裁判。其实这些事即使是事实也用不着人家来管，并不算是什么事。我的长女是二十二岁了，现在是处女非处女，我不知道，也没有知道之必要，倘若她自己不是因为什么缘故来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把她教养成就之后，这身体就是她自己的，一切由她负责去处理，我们更不须过问。便是她的丈夫或情人——倘若真是受过教育的绅士，也决不会来问这些无意义的事情。”
周作人所谓“自发地爱贞操，和爱清洁一样”，显然来自与谢野晶子的贞操是“一种洁癖”；而周氏所说的贞操“用不着人家来管”的话也是应和与谢野晶子“贞操正同富一样，在自己有他的，原是极好；但在别人，或有或无，都没甚关系”的话。
中国几千年来，由于男子垄断了话语权，一味要求女子贞洁，对男子的放纵则不加约束。而《贞操论》中，与谢野晶子站在女子角度，对男女的不平等做了有力的抨击：
“原来男子的贞操，不曾当作道德问题，有人去研究他过。男子虽然在结婚后，原是公然许可可以二色的。在男子一方面，既没有贞操道德自发的要求，也没有社会的强制。”
“又听有人说，贞操是只有女子应守的道德；男子因生理的关系，不能守的。照这样说，岂不就是贞操并非道德的证据，证明他不曾备有人间共通应守的道德的特性么？”
本来，贞操应是对男女共同的要求，这简直就是常识。而在男权统治固若金汤的社会，人们对这一常识视而不见。现在与谢野晶子大胆说出，可谓振聋发聩。
胡适读了《贞操论》，大受启发。当即写出名文《贞操问题》，在文中，胡适对贞操“乃是双方面的事”这一观点做了更为透彻更为淋漓的阐述：
“她提出几个疑问，内中有一条是：‘贞操是否单是女子必要的道德，还是男女都必要的呢？’这个疑问，在中国更为重要。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分。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怪不得古人要请‘周婆制礼’来补救‘周公制礼’的不平等了。
我不是说，因为男子嫖妓，女子便该偷汉；也不是说，因为老爷有姨太太，太太便该有姨老爷。我说的是，男子嫖妓，与妇人偷汉，犯的是同等的罪恶；老爷纳妾，与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恶。为什么呢？因为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别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这并不是外国进口的妖言，这乃是孔丘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胡适这番话也可视为周作人心声。谈及男女平等问题，周作人也喜欢引用孔子这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或许，正是受了与谢野晶子的影响，周作人才会那么推崇李卓吾、俞理初。此两人虽为男性，却能像与谢野晶子那样站在女子角度为女子鸣不平。确实难得。
周作人还翻译过与谢野晶子的一首诗，并将此诗分别刊登在《晨报副刊》和《新青年》上，足见他对此诗的喜爱，这首诗名为《野草》：
野草真聪明呵，
在野里城里，留下了人的走路，
青青的生著。
野草真公正呵，
什么洼地都填平了，
青青的生著。
野草真有情呵，
载了一切的兽蹄鸟迹，
青青的生著。
野草真可尊呵，
不论雨天晴天，总微笑着，
青青的生著。
据日本专家秋吉收考证，或许正因了这首《野草》的启发，鲁迅才开始创作散文集《野草》的。
由于周作人非常喜爱与谢野晶子的作品，鲁迅对其作品也不会陌生。
《两地书》里1926年12月12日寄给许广平的信里，鲁迅写道：
“你常往上海带书，可否替我买一本《文章作法》，开明书店出版，价七角，能再买一本《与谢野晶子论文集》则更佳。”
由此表明，鲁迅也和周作人一样深爱与谢野晶子的文章。受其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很多人来说，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因为，这些人步入婚姻殿堂后，就不思进取，想用婚姻的笼头套住对方。如此，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就一点点消融了双方的激情。而与谢野晶子在其《爱的创作》一书中点醒我们，要想使爱情历久弥新，夫妇双方须“将新的生命吹进两人的爱情里去”，或曰：“爱人各须不断的创作，时时刻刻共相推移，这才是养爱的正道”。她说：
“人的心在移动是常态，不移动是病理。幼少而不移动是为痴呆，成长而不移动则为老衰的征候。在花的趣味上，在饮食的嗜好上，在衣服的选择上，从少年少女的时代起，一生不知要变化多少回。正是因为如此，人的生活所以精神和物质的都有进步。……世人的俗见常以为夫妇亲子的情爱是不变动的。但是在花与衣服上会变化的心，怎么会对于与自己更直接有关系的生活倒反不敏感地移动呢？就我自己的经验说，这二十年间我们夫妇的爱情不知经过多大的变化了。我们的爱，决不是以最初的爱一贯继续下去，始终没有变动的，固定的静的夫妇关系。我们不断的努力，将新的生命吹进两人的爱情里去，破坏了重又建起，锻炼坚固，使他加深，使他醇化。……我们每日努力重新播种，每日建筑起以前所无的新的爱之生活。
我们不愿把昨日的爱就此静止了，再把他涂饰起来，称作永久不变的爱：我们并不依赖这样的爱。我们常在祈望两人的爱是进化移动而无止息。
倘若不然，那恋爱只是心的化石，不能不感到困倦与苦痛了罢。
我们曾把这意见告诉生田长江君，他很表同意，答说，‘理想的夫妇是每日在互换爱的新证书的。’我却想这样的说，更适切的表出我们的实感，便是说夫妇是每日在为爱创作的。”
周作人完全同意与谢野晶子这一“爱的创作”观。尽管，在周作人看来，张竟生的性爱观有不少不妥之处，但他认为，张竟生这句话却和与谢野晶子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凡要讲真正完全爱情的人不可不对于所欢的时时刻刻改善提高彼此相爱的条件。一可得了爱情上的时时进化的快感，一可杜绝敌手的竞争”。
对于那些不思进取，想以婚姻的笼子锁住对方的准道学家，周作人的讽刺非常辛辣：“学家本来多是‘神经质的’（Neurotic），他的特征是自己觉得下劣脆弱；他们反对两性的解放，便因为自知如没有传统的迫压他必要放纵不能自制，如恋爱上有了自由竞争他必没有侥幸的希望。他们所希冀的是异性一时不慎上了他的钩，于是便可凭了永久不变的恋爱的神圣之名把她占有专利，更不怕再会逃脱。这好像是‘出店不认货’的店铺，专卖次货，生怕买主后来看出破绽要来退还，所以立下这样规则，强迫不慎的买主收纳有破绽的次货。真正用爱者当如园丁，想培养出好花，先须用上相当的精力，这些道学家却只是性的渔人罢了。”
在附记中，周作人还引用了法国泰耳特《病的恋爱》中的几句话：
“我们在和一个女人恋爱之前，要费许多时光；我们必须等候，看出那些节目，使我们注意，喜悦，而且使我们因此掩过别的不快之点。不过在正则的恋爱上，那些节目很多而且常变。恋爱的意义无非是一种环绕着情人的航行，一种探险的航行而永远得着新的发现。最诚实的爱人，不会两天接续的同样的爱着一个女人。”
周作人说，这番新奇的话可以与《爱的创作》“互相参证”。
与谢野晶子的《爱的创作》对鲁迅也有影响。鲁迅在《伤逝》中说：“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这句话不是“爱的创作”的翻版吗？
与谢野晶子特别有见识，而见识并非天生的。一个人的见识往往来自他（她）的阅历和阅读。一个见识高超者如与谢野晶子，一般特别善于从书本里吸取智慧，也就是说会读书。与谢野晶子就善于读书，她的读书经验，对周作人的一生有重大影响。
周作人曾把与谢野晶子的“读书谈”直接录入文中，介绍、推广：
